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观念问题

时间:2024-04-12 浏览:57

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基本宗旨是探寻音乐发展的历史真实,揭示音乐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人类提供中国音乐历史经验借鉴。中国音乐历史书写要以“史真”为基本标准。研究者探究音乐史实过程中,对音乐史实的阐释和理解虽因研究者自身学术背景不同,揭示历史的“真实”有所差异,但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对音乐历史的探究也会逐步接近历史的本真。音乐史学研究者的研究理念因学统和个体差异也呈现出多种样态,研究者在追寻自身学术理想、科学地阐释音乐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力求做到客观阐释和描述,但却离不开时代潮流和史学观念的影响。因此,音乐史学研究者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音乐历史的事象、追寻音乐历史的事实真相,更为重要的是要从音乐史学研究过程中探寻出音乐史学研究的观念。“音乐史学观是人们关于音乐史学的性质、本质及其原理等学科元理论的根本认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不同,导致史学史上产生了各种史学派别。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研究理念,蕴含在研究者的相关论著中。对历史观念的认知不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模式也呈现出一些典型性特征。本文拟从中国音乐史学的观念分期、中国音乐史学观念的未来向度两方面,探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


一、中国音乐史学的观念分期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已由实证主义史学转向了相对主义史学,“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这句名言使原本对历史的求真求实的客观性原则传统被彻底撕裂,历史关注的重点也由历史的本真转向历史的认识。有西方学者指出,自从有历史学家的介入,认识和探究的那部分真实记录才是历史,其他历史学家没有参与的那部分,不能算“历史”。这虽然是较为极端的说法,但却有一定的市场。我国学者认为“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史学研究正是由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观念不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诸如民族史学、新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等各种史学派别。历史观念与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往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所提出的挑战是史学研究观念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中国传统史学高峰期的清代乾嘉学派,和西方的实证主义学派有着耦合之处。随着新史学的传入,清末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对唯物史观的过度强调,史学研究渐趋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沼。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使得中国史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史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音乐史学正是伴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音乐史学观念则主要显现在各时期音乐史学的具体成果和音乐史家的治史理念中。


狭义的中国音乐史学观念是音乐成为现代学科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它的发展与中国各阶段的社会要求密不可分。依据整体时段史学观念划的基本情况,可将中国音乐史学的观念划分为三个时期:新史学的引入时期、唯物史观时期、多元史观时期。


(一)1949年之前新史学的引入时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始于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上卷,1922年)。刘再生指出,“现代音乐史学是以宏观审视的史学视野、科学严密的逻辑织体、适应时代的哲学思潮和由表及里的多元研究为其重要的学术特征,是一种以现代人的观念和方法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现代人的观念必然对现实世界充满深深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的音乐史观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


20世纪初叶,受西方学科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一改以往传统音乐史学以礼乐为主脉的观念藩篱,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开始传入我国,音乐史家在实证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注重音乐与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关系,重视历史诠释与音乐之社会功能。根据刘再生、秦序、洛秦等学者的研究,可知此时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中国音乐史论著,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语》、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萧友梅《旧乐沿革》、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等。


此时期的史学观念,可从孔德先生的言语中看出一些端倪。孔德在其《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序论》中言到:“今就诸史乐志、各家记录,考订纂集,明其变迁。梁先生《历史研究法》云:‘史须注目于文化之继承及传播、其变迁及得失,如何?’又云:‘中国史之主的,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余今作是篇,本师意也。”这里,梁先生指的是梁启超先生。《历史研究法》指的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和其撰写的《新史学》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提倡“史学革命”,他系统地阐述了史学之功用、治史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标志着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其彰显的“进步史观”特点,一直影响至今。孔德明确说明其《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一文的目的,即在于遵循梁先生本意。可知新史学已经开始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有了较深的影响。修海林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从音乐学术史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一文中指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以‘进化论’为全书体例和论述主线的意图明显,在主体内容上也有呈现,体现了学科研究中的创新意识。与叶伯和相比,能够以‘进化论’作为核心史观统辖全书,从‘进化’的角度去认识学科知识的发展和变化,并体现在对历史上乐律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具体认识中,实际上是王光祈首先做到的”。进化论观念在20世纪前半叶即已为中国音乐史家所接受,并以之为基础撰写了相关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表明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确立期便已在新史学旗帜的引领下,吸收西方先进的学科观念,为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科传统。


新史学非常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王光祈先生曾言:“当知音乐史一门,需要其他各学科之助为如何密切者。”他在《音乐与时代精神》一文中,论述了哲学、政治、宗教、道德及美术等意识形态与音乐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他在对古代律学的研究中,引入了现代物理学、声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而试验得出数据,对音乐进行实证研究。修海林在评述童斐的《中乐寻源》时指出:“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音乐史著述中,在不同的专题探讨和研究中,将古代音乐史的历史知识和传统音乐(特别是在曲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相结合,相互参证、进行一定的论述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这样一种治学方式,是首先在童斐的《中乐寻源》中形成和做到的。实际上体现了‘历史中的传统’与‘传统中的历史’两种学术视角的结合与互动。”运用多学科的经验和知识,探寻音乐历史的史实真相,是新史学思想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对之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影响深远。


新史学还有一个较大的特征是注重音乐的社会功用,重视音乐史学与社会现实之关系。韩立文与毕兴在研究王光祈时指出:王光祈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的艺术。他指出:音乐的任务就在于“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手舞足蹈,立志向上”。他反对音乐仅供“怡情遣性”以至成为纯粹的娱乐品。他说:“音乐之功用,不是拿来悦耳愉心,而在引导民众思想向上。”所以,他认为那些缠绵悱恻的靡靡之音,那些“迎合堕落社会心理的音乐”均不能称为“国乐”。


洛秦在评述郑觐文《中国音乐史》时,认为:在《序》中,他说到:要开创中国音乐的新纪元,就必须“以全世界一切音乐,比较出一至美尽善之乐体以为基本,然后方有成立可言。若凭一时之风尚,一偶之见解,不知通筹全局,决不能受全世界所公认。纵或强立于一时,亦难保不为后人所不满,是即本编之微意也”。他希望通过整理古代音乐文化的精神和实体,征求海内同志一道来创建“有价值之国乐,以与世界音乐相见”。


上述可证,此时期史家尤其注重音乐的社会价值,期望通过音乐的改进,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目的。


由上可知,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学是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新史学成为该时期的主要史学观念。音乐史家大多比较注重音乐的文化性特点,注重科学主义的实证性研究。“如实直书”,客观再现古代音乐历史的真实,是史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研究材料则用“去伪存真”“抽丝剥茧”的方法,尽量做到客观反映历史的本真。注意到音乐的社会价值,强调了音乐的教化功能。


(二)1949—1979年唯物史观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飞速发展,取得了惊人成果,全国许多省市设立的艺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艺术系)开设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课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人员逐年增多,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唯物史观成为此时期的治史观念基础。秦序先生撰文指出:“来自旧社会的研究者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改造自己头脑,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史研究呈现了新倾向。例如,人们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强调音乐的阶级性,充分肯定民歌等人民群众的音乐创造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注重从民间传统音乐和考古材料中发掘可靠的新材料,以充实音乐史研究内容,因而开辟了音乐考古、琴学、少数民族音乐史等研究新领域新课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文革”结束,由于“极左”社会思潮的影响,“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都刻下了深深的专制主义的烙印,音乐艺术的无比丰富性和音乐观的多样性被彻底遮蔽和扼杀。狭隘的音乐观不仅使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被拘囿在基本以革命样板戏和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为主宰的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同时也导致了有限的音乐理论研究只能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音乐对象之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古代音乐属于‘四旧’,一开始便被猛烈扫荡,曾经茁壮成长的音乐史学幼树备受风剑严霜的冲击,学术研究停顿,许多专家遭受残酷迫害。直到运动后期,因地下文物出土众多考古工作有所恢复,音乐考古的解冻,带动音乐史研究有所恢复,在严冬条件下也取得一些可贵的成绩。”


从本时期的音乐史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本阶段的音乐史研究,在‘以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思维观念体现下,既重视民间音乐研究、乐律实验、音乐考古和古谱解译的实践,又强调对音乐文献的运用讲究严谨翔实的考证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全面系统和较为科学化的基础。”但在传统实证之注重音乐历史本真的基本追求中,过度强调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过度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钳制了史学研究的活力,否认了音乐事象发展的特点,把历史上的所有音乐事象的性质和规律,用固执而死板的阶级斗争的一套理论生搬硬套,在追求实证的幌子下,渐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关于此点也有许多专家进行了论述,如杨善武认为:“正是在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并取得一系列史学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史学研究却也由此受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出现了教条化、标签化等不良倾向,特别是在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造成了一些明显的失误。”戴嘉枋先生指出:“正由于传统史学对社会政治的偏重,在借鉴苏联史学模式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片面理解,加上长期左的政治思潮的干扰,综合而成的‘政治化’音乐史学观念,使中国音乐史的史学研究从对象、目的到具体方法,都逐渐走向狭隘化、单一化。”“我们常在强烈的现实政治倾向中去观照历史,并决定对此的评价,这种附庸于一个不断变幻其形态的音乐史学的立足点,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有时为了突出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迎合某种需要,甚至不惜歪曲、篡改史实,使音乐史学堕落成为‘影射史学’,从而完全改变了音乐史学本体的存在意义。”总之,虽然此阶段存在将唯物史观过度化、将音乐历史事象“政治化”的研究实践,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巨大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如李纯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此外,此阶段长期单一极端化的“唯物史观”带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沉闷与单调,导致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踟蹰徘徊,但同时也为下一阶段中国音乐史学的蓬勃发展集聚了萌发的力量。


(三)第三阶段:1980年之后的多元史观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在思想上迎来了一个大释放时代。早在1988年,戴嘉枋教授即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了“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在音乐史研究中,目前正萌动、汇聚着一股新的潜流。一部分音乐史学家,包括一些在学的音乐史专业的学生、研究生,受新的文化思潮的渗透影响,开始探求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与之相应的数理理论等新方法,将音乐史学与哲学、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以历史文化系统意识观照我们的音乐史。”戴先生还对“音乐史学多元化”做了界定:“所谓的音乐史学多元化,若要给予一个概念上的界定,那就是在确认音乐史学无论就主体(音乐史学家)、还是客体(音乐史),都是异彩纷呈的多元世界的前提下,视音乐历史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通过不同音乐史学家各自相异的认识能力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进行不同规模、多层次、多方位、多截面的观测研究,而后从整体上达到对音乐文化历史更真实、更全面、更准确的科学认识和规律总结。”此时期由于思想的放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音乐史学名家李纯一、夏野、孙继南、黄翔鹏、冯文慈、袁丙昌、金文达、吴钊、刘东升、刘再生、田青、修海林等皆有中国音乐史研究专著出版。


该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证中国古代音乐的相关事象。正如前文所论,运用多学科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自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史学科萌生之初便即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由于1949年后对唯物史观的片面化理解,使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例如,张振涛《俗字与俗字谱辨名》一文,运用文字学和古代书籍刊印知识来研究中国俗字谱;《和、巢、竽、笙辨:关于簧管类乐器发展史的若干思考》一文,依据出土簧管类乐器实物,结合当下民间用乐实践,对古代文献中的“和、巢、笙、竽”在规制、管苗数目、宫调理论方面进行了解读。?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经常借用的学术探究方法。


第二,关注底边社会(关于乐户、民间乐班的研究)。传统的中国古代音乐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官书正史,以帝王将相为记载的主体,以礼乐制度为记载的主要内容。虽然1949—1979年唯物史观时期一味强调人民音乐史,但是在“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指导下,中国传统音乐的持有者——民间乐人和民间乐社及其他们持有的部分传统乐器被作为“四旧”,或被批判,或被损坏,除了历史上如万宝常等少数乐人之外,大多民间乐人没有引起中国音乐史研究者的注意,本时期在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交流中,乐户和民间乐班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项阳先生的《山西乐户研究》及薛艺兵、张振涛等人对冀中音乐会的考察与研究等,既开拓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领域,也对近古中国礼乐传统做了很好的阐释,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关注。


第三,古代宗教音乐也开始受到关注,例如田青、袁静芳、项阳、嘉雍群培、杨民康、孙云等人对佛教音乐的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研究团队对道教音乐的研究等,扩展了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空白。


第四,注意长时段和整体理论的研究。例如黄翔鹏先生从音乐形态特征出发的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上古以钟磬乐为代表的乐舞阶段、中古歌舞伎乐阶段、近古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民间俗乐三阶段论;项阳针对中国礼乐文明的发展总体特征,将中国礼乐制度的整体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两周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汉魏以至南北朝为礼乐制度的转型期、唐代为礼乐制度定型期,宋以下国家礼乐理念相对固定、渐趋消亡期。


第五,注意文献搜集与整理的数字化建设。随着中国考古出土文献和音乐器物图像的增加以及现代存储和检索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注重史料建设的传统在本时期得到了加强,国家先后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及其“续编”工作进行了立项,先后分省搜集整理相关的音乐文物资料,目前已经出版了16本19卷,体现了“资料收集的彻底性、诠释资料的立体性、资料收录的填补空白性、专业性和学术性”。以黄翔鹏为主成立的“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先后组织全国各地专家针对乐律学的各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学术分工,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此外,王小盾先生对中国历代音乐文献的校释工作,各单位先后成立的唐代音乐研究、宋代音乐研究的数据库工作,以及各地依据自己的地域和专业研究力量成立的各种中国古代音乐研究机构,均在资料建设和收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六,注重区域音乐史和断代音乐史以及专题音乐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冯文慈著《中外音乐交流史》,关也维的《唐代音乐史》研究,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曾智安、吴大顺等学者对“乐府学”的研究,郭威对“曲子的发生学”研究,章华英对“宋代古琴音乐”的研究,王军对朱载堉的研究,任方冰对明清军乐的研究,等等。


第七,关注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此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袁丙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全三卷)、伍国栋《白族音乐志》和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等。


很明显,这些特征与年鉴学派的学术关注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里仅以项阳和洛秦为例,看看他们的学术研究与年鉴学派理念的关系。项阳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理念,是通过对古代历史音乐现象和制度的研究,来认识现存民间的礼俗用乐事象。这可以从他的系列研究论文和专著,以及近些年他主持召开的专门的学术会议看出来。洛秦的历史音乐人类学观念,则以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观念,回到历史现场,从当代的理念来理解古代音乐事象。这可以从他发表的《“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倡导与实践》《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合作)看出来。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的马克·布洛赫认为,学术研究须“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可知项阳和洛秦两位先生的研究理念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传统的实证史学与社会史学的结合方法,多元史观使中国音乐史学呈现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繁荣局面。


二、中国音乐史学观念的未来向度


历史学家张文涛近期在《光明日报》撰文谈“西方历史观念的未来向度”时,对“观念”进行了梳理: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观念的冒险。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实践中引导人们行动的种种观念,带有冒险的因素;二是指对于人类冒险历程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后者便是历史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历史观念。


我们音乐史学研究者通常是对已经过去了时段的音乐研究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提炼和概括,正如我们上文对三个时期的划分一般。但是有无可能对中国音乐史学观念的未来向度做出预判呢?


纵观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对历史音乐事实本真的研究,一直是研究者追求的唯一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受到了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对普遍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追求却一直是每一个研习者潜意识中的基本认知。从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追求实证仍然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基本准则,在此“求真”意识的基本标准统领下,研究观念主要的理论取向为现代意义以来的学科科学化,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化取向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音乐史学不断进步的今天,在获得文献和材料相对容易的当下,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两个最大的困惑:一是针对音乐历史的复杂性,在材料与观念的关系上,如何获得历史的真实。二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如何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个困惑,牵涉历史的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关系问题,目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方面主要呈现在如何认识古代官书正史中的音乐材料,以及它与笔记小说、民间手抄乐谱、音乐口述史料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官方记录与民间用乐何为音乐实践的本真等问题。此外,中国传统音乐史学的道德化特点与鲜活的音乐实践之间在律、调、谱、器、曲方面如何媾和?


第二个困惑,关于音乐史学研究者的社会担当问题。当下的音乐学研究有一个社会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大多数研究者受到过上文所言的第二个阶段的音乐政治化和片面唯物史观的影响,多数学者包括笔者更愿意享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纯粹学术研究生活,一谈及社会担当似乎便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事情。其实,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待之。赖国栋博士撰文介绍,说“法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欧芬斯塔特在《历史学,为当下而战》中,特别强调了历史学家作为公民‘介入’历史的必要性。”近些年来,法国的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已经从遥远的过去转而关注自身所生活的时代,这对于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者来讲也是一种启发,毕竟我们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揭示音乐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人类提供中国音乐历史经验借鉴”。从目前涉及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现状来看,近些年一些学者所做的关于古代雅乐或礼乐的复原问题,古代音乐(包括乐器、墓葬壁画、乐舞伎乐俑等)博物馆建设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皆与法国史学界的“当下主义”有着相似的观念追求。这种关注当下的古代音乐存在情境、关注中国古代礼乐精神的传承和保护,用现代人的研究理解过去,已经成为部分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者的日常社会行为和主要工作。


“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理论的预设必然建立在社会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从今天发展到未来,史学观念的发展均与其前阶段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追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以上我们分析的两种困惑来看,它也可能是我们音乐史学研究未来特别关注的两个重要内容,进而我们也可以结合过去、今天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观念,推测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未来向度。


总结1949年以来的音乐史学研究理念可以认为,经历了1949—1979年的唯物史观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多元史观时期,未来的音乐史学研究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我们是否可以姑且称之为“人民”史观时期。这事实上也可以从2014年的“探索中华礼乐文明新体系”学术研讨会、近些年各地举办的“一带一路”(或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7年11月浙江金华召开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学术研讨会看出来,也可以从近两三年国家艺术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以及2017年北京社科规划项目的名录看出来,也可以从中国近年来音乐学院办学方针的调整看出来。


作者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

责任编辑:刘晴


来源:学习强国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