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丨“和”：万物各得其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追求“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

“和实生物”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一种宇宙观。“和为贵”是由对宇宙的上述认识而派生出的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太和”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的理想目标。“和而不同”是由此而引申出的处事的基本原则。“和”是这三者的统一。“和实生物”是天之道，“和为贵”“和而不同”则是人之道。“和”的内容就是万物“各得其所”，是表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宇宙和宇宙间一切事物，就是以“和”的形式存在着，都存在于“和”的关系或秩序中。为了达到“和”的理想目标，只有以和为贵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实际地处理各种关系，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

人们都说“和为贵”，那么，“和”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人们经常引用的晏婴和史伯的两段话：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主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

这里晏婴和史伯所说的，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即认为“和实生物”，事物都是处于“和”的状态，而不是“同”的状态。所谓“和”，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如烹调中之水火、醯醢、盐梅与鱼肉，乐曲中之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之“相济”“相成”；亦如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修正、补充；即不同成分、不同部分之间的“以他平他”。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多元统一的状态。而“和实生物”，“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存在形式。宇宙万物，大至整个宇宙，小至基本粒子，以及人体本身，都由“和”而产生，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人类社会中国家、民族、家庭、各种集体、团体无不如此。反之，如果以水济水，琴瑟专一，以同裨同，则“尽乃弃矣”，就没有宇宙万物的存在。这里，说的是对宇宙万物的一种根本认识，是一种宇宙观。

既然“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存在形式，由此也就得出结论，人们应该以“和”为一切行事的目标。晏婴、史伯谈和同，都是为了说明“同之不可”，而以和为追求的目标。《周易》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3]

《中庸》说：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都是以“和”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达到“太和”“中和”的境地，自然和社会人事，一切就都顺畅安宁了。这也就是“和”的可贵之处。

所以，“和为贵”不单纯是一种应然的理念，而首先是对实然的认识；是基于“和实生物”的认识，认识到“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才以和为贵；由“和实生物”这一根本的宇宙观，才派生出“和为贵”的价值观。可以说，“和实生物”是天之道，以和为贵则是人之道。

“和”又引申为一种处理事物的原则和态度。在天地自然之间，“和”是自然的规律和自然的存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和”，不是“同”，这就叫“和而不同”。由此，在人事中也应该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和”而不求“同”。晏婴论和同，举君臣关系为例，说臣对君应该向国君提出不同意见，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而不应该唯唯诺诺，君以为可臣亦曰可，君以为否臣亦曰否。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和，后者是同。后来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进一步把这两种态度概括为“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并且把它看作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这就超出了君臣关系，成为处理人际关系和对待不同意见的一个根本态度和原则。

这样，我们看到，“和”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和实生物”是对宇宙万物本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根本认识；“和为贵”，以“和”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由此而来的根本价值追求；“和而不同”，从对世界的认识说，是“和实生物”的另一种表述；从人们处事的方面说，则是由前两者所引申出的待人处事的根本态度。“和”是这三者的统一，而从根本上说，三者实际又是两个层次：“和实生物”是对实然的反映，是天之道；“和为贵”的价值观与“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是人应取的态度，是人之道。对“和实生物”的认识是“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基础和根据。而“和”的核心内容则是多种不同因素、不同成分和谐共处结成事物的统一体。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多种不同因素、不同成分和谐共处的“和”的状态是怎样的情形。

和的状态，多元的统一，多种成分，各个局部共生在一起，表现为一种秩序。在统一的整体中，各个成分、各个局部各有其自己的地位；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成分、各个局部构成一定的关系，相成、相济；这种关系的总和形成一种稳定的、和谐的秩序，这就是“和”。总体的和，通过各个成分各个局部特写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而确立和维持；各个局部的地位确定了，整个的秩序就也确定了。所以，确定每一个局部成分应处的位置，是和的前提与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周易》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5]《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从定位来说明太和、中和，突出了位的重要。孔子论政，把“正名”放在第一位，要求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要使君臣父子各种人都能处于他们应处的地位。荀子论人禽之别说：人之区别于禽兽，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6]又说：“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7]，这个分，主要的就是礼对不同人们不同地位的规定。“位”，也叫做“所”；各在其位，就是各得其所。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提到各得其所的思想，说：“上下皆得其所之谓信。信非至齐也。”“物各止于其所，我行。”《汉书·东方朔传》也有“元元之民，各得其所。”程子说：“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8]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9]可见，位、分、所，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和”的状态就是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的状态。“得其所则安”，是说每一个局部，只有在其位、得其所，才能顺利发展和发挥其作用；如果定位不恰当，某个局部不能在其位、得其所，此局部就不能顺利发展，就会“不安”；局部不安，整体的和也就得不到保证。也就是说，为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定位，既是为了保证整体的和谐，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各个局部得到其最好的发展。从整体说，各个局部定位的恰当，是全局稳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局部说，定位的恰当，也是其正常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各个局部、个体在和的总体中各得其所，体现在“度”上。只有各个部分、个体都适度，才有整体的和。晏婴论和举做汤和作乐之例，都说明这一道理。做汤，酱、醋、盐、梅以及水、火等，各种成分、各种因素的分量都要适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够，才能有和谐，做出美味的汤来。音乐，各种乐器，各个声部，有主有次，有主旋律，有和弦，节奏的迟速，音量的强弱，各有其度，不能颠倒，不能各自为政，争相突出。各个部分都能做到适度，才能有美妙的音乐。社会生活，人们的言行都要适度，才能有社会的和谐。所以，个体的适度是达到总体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各个局部、个体在各方面都适度，才有总体的和谐。适度也就是“中”“和”、各得其所就体现在“中”上。所以，程子又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10]如何使万物“各于其所”和“无一失所”呢?就是要做到“中”，做到适度。所以“和”又称为“中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世界观、价值观和处事原则，对“和”的关怀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道德等一切方面。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构成了完整的“和”的思想体系 ，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