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玲：理学家程颢的生命栖居观 ——以《春日偶成》《秋日偶成》为例

作者：宋俊玲（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海德格尔在阐释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以后，“人诗意地栖居”成为他栖居观的著名命题。诗意应该是指对自我生命的超越，这个超越来自于如何处理自我与天地外物之间的关系，这个超越是需要一个超越者的，这个“超越者”在西方文化中是指神，而在中国文化中可以理解为是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这个由自我、天地外物和超越者组成的关系体中，人与天地外物、超越者彼此相融、和合化一，才能达到诗意的栖居。在中国文化中，诗意栖居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在中国文化中是融合了自然、宇宙、自然规律、伦理道德、道义以及某种神秘力量的综合体。宋代理学家继承原始儒学思想，兼融佛道哲学，他们孜孜追求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但渊源于《周易》理学，使他们积极探索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对生命现象尤其关注，并融“生意”于其中，从而形成理学家的生命栖居观，成为理学家生命哲学的一部分。

程颢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是宋代理学奠基人北宋五子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在理学思想，从理论上讲，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更是儒家伦理与宇宙观融合的典范。它从本体论上统一了天理与人性，在实践上倡导通过内在修养实现外在和谐，为个体生命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归宿。据统计他的诗歌共有63首。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有“诗言志”和“诗缘情”说，《尚书·尧典》提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表达一定的思想意图，西晋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诗歌要抒发感情，语言辞藻要美丽细腻。作为诗歌的文体功用，除了“诗言志”和“诗缘情”之外，中国古典诗歌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文体功用，比如“诗言理”，也就是说诗歌不是通过形象来表情达意，而是偏重说理，给人某种人生的哲理启迪。在宋代，很多理学家创作有理学诗，理学诗的特点是以诗言理，注重诗教。兹以程颢的《春日偶成》《秋日偶成二首》，考察他的理学诗中所显露的生命栖息观。

儒学诗人最喜欢描写春天的气象。正如朱熹所说：“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程颢的《春日偶成》所写即是春天的气象。“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云淡风轻接近春天的中午时分，这是在写天时，走过花繁柳簇的河边，这是在写地利，在天地之间行走的是程颢“我”，“我”感受到天地万物的“生意”，感受到天地万物的从容自得，在这样的生意、这样的从容自得中，我这一个体生命与万物生命融为一体，这是我所感到的“乐”。在理学家的理论范畴中，周敦颐有“绿满窗前草不除”，“生意”即是理学家时时关注的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就是天之道，就是“仁”。

孟子提出“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和“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的思想，追求人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应该说孟子的思想启发了程颢，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者”（《二程遗书》），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没有什么事是与自己无关的。那么，天地万物就与人是息息相关的。王阳明曾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传习录》）

《上蔡语录》（卷一）记有程颢的学生谢良佐的一段话：“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程颢此诗所表现的正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情趣。关于曾点气象的具体解析，历来儒家学者都有不同。程颢认为孔子所以与点，是因为曾点所说具有以礼治国的“尧舜气象”。“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熹《论语集注》）程颢也认为，曾点之志是深知孔子之志，即“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朱子谓：“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朱子语类》）也就是说曾点气象所强调的往往是在自然山水、良辰美景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这种和谐状态中去体悟天理之流行。它是悟得天理后，一种随处从容洒落的意境，是摆脱了物欲后，在精神境界里的自得自适的内在体验。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以颜回之乐、李白之愁两个典故作对比，名利有如浮沤，转瞬消散，要学颜回陋巷之乐，以李白长安求官不得之愁为戒，“我心优游”，就是见得自己心中之乐，亦如颜回陋巷之乐，是一种精神安放之乐，是对“道”的追求所带来的安然之乐。颇有白居易“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的意味，但不同的是，程颢这样的优游心态并非是不关心世事、不关心苍生、不忧患天下。在“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中，承担道义始终是他们内心的最高追求。在两宋的士大夫群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二元人格理想，他们均推崇儒家圣贤，推崇忧患天下、承担道义的“圣贤气象”，同时，他们又追求个人的精神洒落、心灵安乐，“孔颜乐处”是他们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1]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传递出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从容悠游心理和理学家的浪漫情调。所谓“万物静观”，这个“静观”，不是“以我观物”，而类似“以物观物”，指以平静的心态甚或者是虚静的心态将自我置入对象之中的一种直观体验，去除情欲，超越利害关系，才能体会到无形的道是有形的大地万物的本体。从另一角度讲，这个“以物观物”，也还是“以我观物”，而只是将“我”“物化”为了自然，从整体自然的角度把握物我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的主体意识进入宇宙万物中达到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自然万物孕化于春天般的“仁”境之中。正如程颢自己所说：“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二程遗书》）程颢认为的真英雄是富贵不淫贫贱乐，此处的“乐”，仍然是安贫贱而自乐，是道德修养的乐，与多次提及的颜回陋巷之乐是相同的。

从这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程颢的生命栖居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自由、和谐、圆满的生命体验

这既是理学的最高道德境界，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被“二程”称之为“圣人气象”，是仁者与天地万物的合一。前面谈到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他还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伦理观的深度融合。程颢的《秋日偶成·其二》即表现了这种生命体验。

（二）追求个体生命与万物生命融为一体的审美乐趣

宋代理学家把《论语·先进篇》的“曾点气象”作为生意盎然、生命流荡欢畅的审美境界。程颢在周敦颐那里得到审美愉悦后曾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二程遗书》）“曾点现象”的重要内涵是对生意、生命及其乐趣的融会和赞美。宋代理学家从盎然生意中直观生命现象，获得了理的乐趣。程颢曾把《中庸》评论《诗经·大雅·旱麓》的一段道德比兴的文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加以发挥，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二程集》）在这种“活泼泼地”自由精神境界中，生命彰显出本来的面貌，各种生命各遂其性，互不妨碍，各得其时。如《论语·乡党篇》所记载的场景：“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此种境界中，万物各遂其性，生命按照其本性自由发展、伸张。《春日偶成》便有如此审美乐趣。

（三）追求忧乐圆融的生命境界

“忧乐圆融”[2]，既有对“颜回之乐”这种个体价值意识的追求，又不忘忧患天下的人文关怀、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这种群体价值意识的弘扬。与《春日偶成》同作于陕西鄠县主簿任上，程颢的《下山偶成》诗云：“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从中可以领会他选择出山入世的心态。山居生活清新自然而脱俗，程颢并非不留恋。在同一时间写的《马上偶成》“身劳无补公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世路崄巇功业远，未能归去不男儿。”可以看出，程颢自责自己未能下决心摆脱俗务，离开官场。但作为儒者，他又不能回避经邦济国的社会责任，所以程颢虽一步三回头，留恋山中惬意之生活，但最终是要做出出山回归所谓“俗务”的选择。程颢在赞美山居脱俗的同时，又以儒家的主体意识强调并且自觉承担其社会责任。“吾儒”二字，是儒家主体意识的反映，是以天下苍生为怀的儒者意识和责任感的表露，而出山入世的最终选择，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驱动下做出的，孔颜之乐与天下之忧并非矛盾。

周敦颐在《通书·颜子》中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至贵至富”是什么？《通书·师友》中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那么，“至贵至富”者就是儒家的“道义”。因为颜子“见其大而忘其小”，所以他能够处富贵贫贱如一，保持“心泰”“无不足”的精神境界。

程颢和弟弟程颐在从学于周敦颐时，“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可以看出，受到周敦颐的再三追问，引发“二程”的理论探索，“自家体贴”，即是真知实感。正是经过理论探索这样的“自家体贴”，使程颢（二程）的生命意识从自然升华为自觉，也就是超越物我之别的个体意识，在复归本性的意义上冥同物我，既体验到万物之“理一”，同时也就体验出孔颜所乐何事。[3]

其实程颢的生命栖居观在他的具体为官与为人师中也可见一斑。无论为官还是讲学，程颢都得到了百姓和学生的爱戴。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时年35岁。他施行“民本”治县理念，采取了许多利民措施，经过程颢的精心治理，晋城县面貌大变。据《宋史》记载：“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程颢治理过的晋城，成了全国的模范县。《宋史·程颢传》记载“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程颢被调任监察御史里行。《凤台县志》记载：“程县令去之日，民哭声振野，沿街设香案、摆供品，夹道相送，牵衣顿足者不计其数。”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程颢的弟子朱光庭听老师讲课如痴如醉，说自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这即是指程颢既有学识又有如光风霁月一般的品德，让听他讲学的人沉浸在美好的环境中，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得到教益或感化。《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可见“二程”的性格不同，程颐相对比较固执已见。《宋史·杨时传》记载：“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由此可见，杨时一开始是拜师于程颢，程门立雪则是发生在程颢去世之后。杨时先从学于程颢后从学于程颐，对于二人的性格不可能一无所知。所以杨时想要请教程颐的时候，宁愿在雪天中站在门外静静等候，也不愿意去打扰程颐。如果在屋内睡觉的人是一团和气让人如沐春风的程颢，可能杨时或许会直接去敲门请教，而不是在雪中等待多时。

[1]朱汉民：《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光明日报，2007.12.20.

[2]“忧乐圆融”观点出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3] 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