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韩星教授一起读《论语》：《论语》中的仁礼中庸思想（中）

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

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

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

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孔子的德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仅基本上是在“为政以德”的总体治国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思想，重道（导）德齐礼，轻道（导）政齐刑，即重德轻刑的主张。

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具体的包括“博施济众”“宽厚”“信”“选贤用能”“节用爱人”“敬事”“公平”，等等。

领导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应当认真地处事而守信，节约费用而爱民，役使百姓要根据时令。

宽厚就能得到民众；勤奋努力，就会有业绩；办事公正，百姓就会高兴。还表现在对待异族上，据《季氏》载，季氏要伐颛臾，孔子不以为然，说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与三代传统一样，孔子仍然把“德治”的关键放在统治者“身”上，也就是说，“德治”之“德”，主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当政治国者应以自己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来教育和感化百姓，而不是把目光朝下去要求百姓。孔子说：

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道德教化，即使君民俱“正”。统治者正己则能正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

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礼，谓制度品节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他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

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关系上：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孔子回答是民富起来，而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同样把足食放在首位。

在惠与使的关系上，他主张先惠后使。孔子认为使民是必然的，但不能无条件地使，应该是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慈惠就足以使唤人。

在教与杀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而后杀。

鲁哀公问：“怎样做就能使老百姓服从？”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放到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上来放在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季康子问：“如果杀了坏人来成就好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你执政，哪里用得找杀人？你想让百姓善良百姓就善良了。”

孔子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孔子是：

意谓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入礼，以仁充礼，为孔子构建学说体系的最关键环节。

“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的恭顺：

花言巧语，脸色多变，十足的恭敬，左丘明以此为耻，我孔丘也以此为耻。因此，要做到恭，必须依礼而行。

恭敬接近礼法，就会使人远离耻辱。

“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的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的孝；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以礼而行的恭敬，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等等。

“情”这个字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讲过，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行礼必须灌注以真情的。当他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说：

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精神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在祭祀中，他也一直强调一种虔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而并不在乎鬼神的有无。

当孔子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

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

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有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