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探秘宋词繁荣的原因

（一）都市发展因素

袁行霈先生指出：“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5]城市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也推动了城市音乐文化的繁荣尤其是娱乐消费行业的兴盛，于是便出现了孟元老在《东京孟华录》中所描述的情景：

这种绮丽繁华的城市风情推动了市民阶层对音乐歌词艺术消费的需求，也促成了文人阶层治游狎邪风气的盛行及其对城市娱乐的追求，这也是宋词繁荣的大温床。

（二）时代背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风云变幻的宋代政治形势影响宋词创作是不可忽视的。

为什么宋代开国半个世纪中仅有三十余首词作问世，而熙丰、元祐以后北宋词坛却名篇层出，佳作如林？为什么一度唱响词坛，大有扭转宋词发展方向的苏轼词风至北宋后期接踵无人，而词坛却走出了专事技巧雕琢的周邦彦及以大晟词人为主体的谀颂词人群？理解这些现象，如果脱离对时代政治的关注，那我们至少对宋代词史的理解是不够完善的。

另外也有论者指出，宋词兴盛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除宋代经济繁荣、都市兴盛，宋庭于文人待遇优厚之外，还有统治者的提倡因素等。宋代的中央集权制政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提倡享乐，并形成风气。只有一个社会享乐成风，道德价值体系相对崩溃的时代，歌词才能找到适宜的土壤，迅速滋生繁衍。“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6]这样的时代背景对宋词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文化因素

宋代理学的兴起导致情从传统诗文领域转移向被视为“艳科”“小道”的词，大大推动了词的繁荣。词长于书写“心曲”和描摹“心态”，能在更深层上揭示蕴藏人类心灵底层的某些情感，尤其是爱情意识和忧患意识，“言诗之所不能言”，正由于词不受“载道”的影响，文人可以挥洒自如。然而宋词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四）作家群体的生成

其一，文人的参与是重要的因素。诸葛忆兵教授在《文人诗的抒情传统与夜雨寄北》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中，男女性爱是一个被压抑被歪曲被遗忘被窒息的话题，是不得逾越的禁区。宋代以前，文人作家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只有在民间创作中，才能找到坦率真诚、热烈沉挚、火暴大胆的男女情欲以及性爱之表现。从《诗经》到汉代《上邪》、南朝民歌，一直到唐代的敦煌曲子词，都是如此”[7]。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儒家思想的打压，要求诗歌创作必须符合汉《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挥政治教化的功能。以至于《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到后来逐渐消失，而一直到唐五代宋词创作高潮的到来，文人在诗词创作中才敢大胆表达情爱心理。

其二，社会各阶层广泛。而宋代，文人参与歌词创作，上至帝王将相，民族英雄，下至文坛墨客，贩夫走卒，家庭妇女，方外僧人，风尘歌妓，江湖好汉，无不参与词的创作，宋词的创作队伍，几乎涵盖了各种社会阶层，包括了各种社会角色身份。作者众多成为宋词繁荣的标志之一。

其三，一流作家是中梁顶柱。宋词中有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吴文英等一流词家，由柳体到苏辛体到易安体等，词派众多，风格各异，雅俗并陈，豪放与婉约并存，相对于唐五代词而言，宋词应该算是繁荣的。

其四，底层歌妓的推动与传播。叶嘉莹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舞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及相思离别的内容。”[8]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的抒情主人公，词在歌妓的传唱过程中，把词与音乐完美结合，词也因此而得到传播，宋人只要有宴集聚会，都会有歌妓伶女唱词相咏。从某些方面可以说，歌妓促进了宋词的繁荣。

（五）读者的广泛接受，即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从柳永在京都靠写词谋生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歌词在当时是有一定市场需求的。广阔庞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要大量词作来满足。宋人对词作的特殊爱好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促进宋词的发展与繁荣。

 继盛中唐之后，诗歌创作变化殆尽，难以超越，于是词体兴起。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逐渐得到文人的爱好，词配合隋唐以来逐渐形成乃至兴盛的燕乐而歌唱，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而到了宋代，诗词分工，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词写男女爱情才称得上是正宗。

词既可议论言志，更善于抒情，尤长于写男女之情，表现手法既可以平铺直叙，又可以比兴寄托，含蓄蕴藉；词的实用功能更广泛，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

另外，词体内部的因素，如章法句法的多样性，音乐美，词牌调式的丰富性与可塑性等，使词这朵奇葩在宋代大放光彩，与唐诗并举，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