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融合之中医科学化

中医科学化是中医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关于中医科学化的性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有的师承于中西医汇通流派，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医汇通的延续；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医科学化同中西医汇通之间有本质区别，是相对独立的思潮。笔者以为，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其区别也相当明显。中医科学化的重点在于“化”，是将中医转化成科学的一个分支，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中西医汇通的重点在于“通”，中医与西医之间进行内容的交流，并未改变中医的根本性质。 

中医科学化口号的提出，主要有三方面的历史原因。其一，近代以来，西医对中医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中医学界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在废止中医的论争之后，中医界陷入了自我怀疑，中医的改革派人士发起了对中医理论的革新。其二，1915 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引发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潮流。中医在数千年发展之中与传统文化、孔教文化、文言书写共生共荣，受到的冲击尤深。其三，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学习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的风气，随着西式教育的影响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科学俨然成为拯救沉沦中华的济世良药，一些进步人士认为，传统中医也需通过科学化的改造获得新生。

这其中，丁福保、陆渊雷、谭次仲、叶橘泉等人是中医科学化的主要推动者。丁福保作为学贯中西医学的医学大家，曾赴日本进修医学，回国后将大量在日本采购的医学书籍进行翻译刊行，在传播医学知识的同时创办了中西医学研究会，致力于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发展。丁氏的中医科学化理念，并不是抛弃中医，而是在保存中医的基础上对中医进行发展。陆渊雷则在恽铁樵汇通中西医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陆氏首先肯定了中医的有效性，特别强调了中医经方的突出疗效，同时指出了中医理论特别是五运六气、十二经脉理论的不科学之处。在他看来，要先抛弃中医旧说，用西方科学来重新解释中医的有效性，从而得出科学化的中医理论。谭次仲关于中医科学化必要性的论述在当时影响甚深，他指出中医如不科学化，将面临困境，即使短期可以取得一些成绩，最终都会走向灭亡。此外，谭氏还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三项举措：首先，在理论上废除中医玄理学说。在他看来，脏腑之间的关系应该依靠解剖学的实证进行解释，而不是用难以找寻的五行、气化的玄理。其次，他用科学术语重新建构中医理论。最后，用“西理”同“中药”结合，使中西两大医学合并成为新的科学化的医学，即所谓“中国的科学医学”。

此外，提倡中医科学化的诸多名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主张。例如，名医叶橘泉认为：“生平治医的宗旨，理论则悉宗科学新说，治疗则采用国药古方，于此从事研究，不但理无扞格，且觉事半功倍，深信依此目标严精改进，则可使中西融合。”浙江名医杨则民从《黄帝内经》与辨证法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如何在保存《黄帝内经》医理的基础上实现中医科学化。杨氏关于辨病与辨证结合的观点，对当代医学仍有借鉴意义。江苏籍名医时逸人主张融冶中西之学说，截补中西医药长处，创造第三种医学，还从临床实践角度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路径。火神派名医祝味菊引入科学概念，将邪分为有机之邪和无机之邪，认为细菌原虫都是有机之邪，这也是中医科学化的尝试。

可以看出，秉持中医科学化主张的医者普遍都有对中医性质进行改变的倾向。虽然丁福保、陆渊雷等人坚持“中医不可废”的观点，但在实际诊疗过程中，却都习惯用西医原理取代中医原理，用西医诊断取代中医诊断，仅保留了中药的使用，实质上使中医陷入了“废医存药”的处境，与保留中医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有批评者指出中医科学化就是“西医用中药”，会使中医逐渐走向灭亡。关于中医科学化的论争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被“中医现代化”的概念取代。对于中医科学化，应该对其进行公允的评价。就其弊病之处而言，中医科学化预设了“中医不科学”的命题，否认了中医经典理论的价值，导致废医存药的恶劣结果，这些都注定了中医科学化会走向失败。就其可取之处而言，中医科学化是近代医者为拯救中医沉沦而作出的积极尝试，是在废止中医浪潮之下的自救式抗争，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医药事业的存续作出了贡献，其中一些具体探索案例也为之后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