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圣先贤

李山：中庸是什么

时间:2016-11-17 浏览:1518

《中庸》难懂。《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写贾宝玉学作八股文，就说《中庸》方面的文章难作。该书的评点家说，贾宝玉的感觉是清朝读书人普遍的感受。在今天，读通《中庸》同样有难度。难，先是写法上的。篇章文体不纯，时而是作者的论断，时而载录先师言论；有些内容还让人觉得与主题关联不紧。更难的是，《中庸》从“天道性命”一线论人生，本身就抽象，还涉及不少深奥概念，如“命”“性”“诚”等。所以，要讲清楚“中庸”，需要化生为熟，化高深为平易。

下面就先从“中庸”一词的含义说起。那么“中庸”这个概念，含义是什么？肯定不是今天所说的“平庸”“庸庸碌碌”的意思。朱熹《四书章句》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朱熹这里说的“平常”，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稀松平常”，而是说，行“中庸”之道，不故作高深，也不故弄蹊跷。古语有“中道而行”，大致就是“中庸”的含义。若用今天大家更容易听懂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说起来，找平衡点不难。就像走路，需要平衡，这谁都会。可是，学骑自行车，踩滑轮板，找平衡，就需要几天摔打。再难，走钢丝绳，且像杂技演员那样在钢丝绳上顶盆顶碗、跟头把式，就更不易了。

再有一个比喻，是打靶。学生军训打靶，趴在地上打，虽不中，亦不远，容易；坐在飞驰的汽车里，打飞动的靶子，没有百炼成钢一样的训练，您试试？这就说到“中庸”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时中”。不论走钢丝还是打靶，不假思索就能“时中”，叫做“智的直觉”或“神秘思维”，古代哲学承认经高难度训练，人可以有这样的直觉。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的“中”，意即在时间的瞬息变化中抓住平衡点。“时中”很重要。你看孟子，他把“圣人”分为几种，即“圣之清者”“圣之和者”“圣之任者”和“圣之时者”，认为只有“圣之时者”，才是圣中之圣，因为这样的圣人能根据情况采取行动，其实就是能“时中”。俗语谓“做事看火候”，也是“时中”的意思。

还有一个比喻古人也常用，就是烹调羹汤。古语有“盐梅和羹”，盐为咸，梅为酸，其实是用这最基本的两味指代酸、甜、苦、辣、咸等多味。味道都齐全，食材也凑手，调出鲜美的汤味，还得有精妙的手法，利用众味，平衡众味，令众味成一味，差一点儿也不行。古代常用此喻指称宰相之道，所谓“调和鼎鼐（nài）”。以上三喻，虽有难度，还说的是一门门的技艺，可教可学，相对单纯，不算真难。真难的是做事拿捏分寸、有所取舍，在纷纭复杂、利益交错的世界，把握好火候、时机，找到那个要命的平衡点，这可就不是人人都做得好的，否则满大街都是圣贤了。这就是《中庸》所谓“中庸”之道，很容易，也很难。说容易，讲点平衡、时机，《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说很难，在纷纭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正确选择，用《中庸》里的话说：“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中道而行、讲究平衡的思想早就有。

例如《尚书·洪范》就有：“无偏无陂（bēi，倾斜），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偏无党（偏私），王道荡荡。”讲的是王者应当遵循的“中道”。其中的“作好”“作恶”，意思是反对手握大权者感情用事。“中道而行”的要点之一，就是要去除掉任何的主观好恶。

孔子对“中道”也讲了很多，而且“中庸”这个概念就是孔子提出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稀少）久矣！”此外，《论语》中“过犹不及”“乐而不淫（过分），哀而不伤”“无可无不可”“毋意（主观臆断），毋必（绝对肯定），毋固（固执己见），毋我（唯我独是）”等言论，都可视为对“中庸”的阐发。尤其是“无可无不可”和“四毋”两句，与《洪范》的“作好（hào）”“作恶（wù）”一样，都强调做事必须排除主观成见，也是《中庸》大加阐发的中心问题。

这就说到《中庸》对“中庸之道”的贡献。孔子以前说“中庸”，偏于外在地讲，偏于原则地讲。把“中庸之道”提升到“天道性命”的高度来阐发，顺着孔子的头绪，将“中庸”问题内化为人的内在主体性的锻造问题，是《中庸》的一大拓展。

你有君子理想，想要在纷纭复杂、矛盾交错的人生世界里获得人生前行之路，那就得先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走钢丝、打飞靶，先要做到心无杂念、静如止水才可以。如何调整出这样的心态，正是儒家“心性”之学要讲究的大事。

恕我直言，许多注解、讨论《中庸》的文字，一讲“天命之谓性”，就差了好几百里。读这一句，常见诸如此类的今译：“上天赐予我们的是我们的人性。”真糟糕！因为上天赋予我们人的，不仅仅是人性，还有动物性，是人性与动物性的混杂。要准确理解这一句，需要把它与其他时代相近的儒家文献联系起来。这些文献主要保存在《礼记》中。例如《礼记·礼运》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是天地的精华，这“秀气”才是人的“天命”，即上天单独赐给人的“性”。

后来的荀子顺着这样的思路，又有更明白的论述：“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比动物高在哪里？仅因为人两条腿、不长毛吗？不是；是因为人有辨别的智慧。这还是从人与其他动植物做比较的方面来谈人性。一说到人性，就说的是人高出动物的那部分，这在当时儒家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天命之谓性”的准确今译是：“上天单独给我们的那点高出动物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率性之谓道”，即沿着我们那点高贵人性走，才是人生正道。于是，“中庸”之道就变为如何循着人的高贵之“性”前进的问题。

人循着自己的“人性”前行，首先遇到的难题、困境，就是内心纷纭复杂的情绪。平衡自己的情绪，作好自己情绪的主人，就是人生大学问。《中庸》是这样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朱熹四十岁左右时曾苦苦参悟这个问题，后来王阳明也就此一段反复对学生掰开揉碎地讲。可见其多重要、多难懂了。其实，“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就是《左传》所说“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那个“中”，也就是“五行之秀气”的意思，至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句，言守住高贵的人性，就是最根本的事。那么，受“天地之中”的人，其“秀气”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是“喜怒哀乐”等等，人所特有而动物没有的丰富情感，。“未发”是说这些情感是不学而能的，是先天就有、娘胎里带来的。就像买一台电脑，在没有通电使用以前就应该功能俱全，否则为不合格产品。所以“未发”反而不是难题，难题在“已发”，在“发而皆中（zhòng）节”，“中节”就是均衡和谐地发作，这需要自我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有节制地发作，就可以理性当家，自我做主。儒家哲学没西方哲学“理性”的概念，但是，真正不被情绪左右、“发而皆中节”了，就相当于“理性做主”了。

让各种情绪有节制地发作，就需要“致中和”的“致”。这个“致”，就是后来儒家特别强调的“功夫”；就是磨练意志，加强自我管控能力。有了这样的“功夫”，《中庸》用夸张的修辞说：天地万物各自生长，各归其位。

可是，修炼这样的“功夫”，不比练九阴白骨爪容易。举个例子，司马懿为人多么老辣，也差点儿吃了闹情绪的亏。他与诸葛亮渭水对阵，知道这场战役是打后勤，所以闭门不战，静待诸葛亮粮草匮乏、不攻自退。他这样想，是“理性当家”的结果，很高明。诸葛亮当然知道其中利害，怎么办？刺激司马懿的情绪，让他情绪做主、怒中出错。于是诸葛亮在派人下战书时，“又致巾帼妇人之饰”，即示意他：您司马懿不够爷们儿！司马懿果然大怒，差点儿就出了大错。《孙子兵法》谈到将军时说：“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生气的，就侮辱他；洁身自好的，就想办法抹黑他，总之是要利用人的情感弱点，克敌致胜。情绪失衡多可怕。所以说，人有丰富的情感，是人的高贵之处，也是人最犯难的地方。动物无如此丰富的情绪，按本能生存，也就没有犯不犯错误的困难。人则不然，丰富的情感和情绪变化，是做人做事的动力，也往往是成功做人做事的大敌。而且，如老话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难，也得做。因为“致中和”几乎可以说关乎生活的一切。且不说打仗，就是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若一旦情绪失衡、失控，不是马上导致交往的失败吗？“致中和”的重要，可见一斑。

《中庸》在文章写作上，两头一下一上，从“天命”说人“性”，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从上往下讲；到后面一大段讲“诚明”“明诚”，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从人的“诚”上扬着讲，直接上贯到“天道”。

中间还夹着数段文字，看上去离“中庸”问题远了。其实不远。这中间一部分是讲人间事业的，说了不少舜、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故事，以及孔子论“仁”等内容。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按儒家“内圣外王”的逻辑说，顺着“天命之谓性”的中道而行，必然落实到现实层面、人生事业。可是，毕竟文章开始和后面的部分，谈的是哲学问题，突然中间变成历史文化问题，总令人感觉不类。

值得注意的是，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开始，《中庸》的话题开始转为“天人合德”的亦宗教亦哲学的命题了。把“诚”命名为“天之道”是一个新说法。上天四季变化，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云行雨施，从无差错，所以《中庸》就说“天”是一大“诚”道。“诚之”为“人之道”，是说，人从“率性之谓道”开始，不断努力，不断扩展自己的境地，最后应该像天地日月那样，无私无偏，包容负载，就是人生最高境界了。

其实，儒家也知道，在“天人合德”这件事上，即便是伟大如尧舜，也不能十全十美。然而在儒家，这是一个价值方向，一个做人应该追求的目标。这又涉及到中国宗教观念的特点。限于篇幅，以后再说。

供稿：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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