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升：简述墨子的“节用”观（二）

墨子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墨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奠立了中国人学理论的基石，也奠立了中国社会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基石。墨子说：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尚贤中》）官府实则万民富，万民富则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因此，墨子提出：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这就是墨子提出的著名的节用原则，我们可简称为“节用之法”。“节用之法”要贯彻在各个方面，诸如：

在饮食方面，墨子说：“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冲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节用中》）就是说，饮食之法要求，凡足以冲饥补气，强壮四肢，耳目聪明，即可以了。不极力追求五味的调和，芳香的佐料，不致求远方国家珍贵罕见、稀奇怪异的食物。不过，墨子说现在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吃饭时，大国堆放百多个餐具，小国也要堆放十多个餐具，摆满一方丈大的桌面，“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结果，整个统治阶层都仿效国君，是以富贵的人奢侈浪费，孤贫的人饥馑冻馁，这样国家必然混乱。如果国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辞过》）

在衣服方面，墨子说：“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餙綌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人们的衣饰穿戴，冬天感到轻便暖和，夏天感到轻便凉爽，使肌肤保温、身体舒适，就足够了。然而，墨子说现在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舒适，而是为了显示漂亮。国君奢侈而难以劝谏，国人都效法他，国家岂能不乱？因此，国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辞过》）

关于宫室方面，墨子说：“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仅此则止。”凡是耗费财力、物力、劳力而又没有益处的事，是不去做的。然而，墨子说现在的国君“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他们建造宫室如此，且左右近臣都仿效他，财物不够用来对付凶饥，救济孤寡，因此国家贫穷，难以治理。如若国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辞过》）

关于舟车方面，墨子说：“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辞过》）又说：“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节用中》）然而，现在的国君“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国君制造舟车如此，左右臣僚都仿效之，而平民百姓饥寒交迫，如此这般，国家岂能不乱？国君如若“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舟车不可不节。”（《辞过》）

关于节葬之法，墨子说：“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用中》）墨子主张，人死之后，衣服三领，足以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足以使死者骸骨腐烂在里面；深挖墓穴但不宜通到地下泉水；尸体的气味不要散发于外面就可以了。反对竭尽家财的厚葬与久丧。然而，现在的王公大人却“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节葬下）极大地阻碍了生产活动，浪费了社会财富，并使生者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摧残。长此以往，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关于音乐方面，墨子从节用出发，主张非乐。认为演奏音乐，要有巨钟、鸣鼓、琴瑟、芋笙等乐器，制造乐器的费用，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有了乐器，没人演奏怎么行，比如“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老与迟者”是不能胜任乐人工作的，必定要年轻力壮的男女才行，结果男的“废耕稼树艺之时”，耽误了种田；女的“废纺绩织纫之事”，耽误了纺织，亏夺民之衣食之财。墨子从音乐对民众无利而有害出发，极力反对国君近臣、王公大人为满足自身的淫乐享受，所从事的各种奢靡音乐活动。音乐既无益于治，亦无益于利，既不能顶饭吃，亦不能当衣穿。统治者的欢乐，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痛苦之上的，“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七患》）故墨子曰：“为乐，非也！”（《非乐上》）墨子的非乐思想，从批评执政者骄奢淫逸、腐化享乐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墨子不懂得音乐艺术的价值和作用，故他对音乐艺术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此处我们只从“节用”的角度来看“非乐”，而并非对墨子非乐思想作系统全面的评价，故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