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丨常森：孔子删述六经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从汉唐到宋元明清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这个微妙的变化简单而言就是汉唐时期儒家的核心是“经”，到了宋元明时期，这个核心已经变成了“四书”。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有关系的，至少都跟孔子有关系。孔子是传授经典和四书的一个根基所在。我们都知孔子删述“六经”。“六经”里面《乐经》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易》《诗》《书》《礼》《春秋》这五经都和孔子有关系。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怀疑五经和孔子有关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当然，这《易》《诗》《书》《礼》《春秋》，其中的《书》《礼》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尚书》和《礼记》《仪礼》《周礼》之类是有很大差异的）如钱玄同先生曾经在一封写给顾颉刚的信里谈了自己对中国经学的几点认识。其中，他提到的一条是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只是因为《论语》里提到了：“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样的话。后人就根据《论语》里这两句话去拼凑，先是司马迁拼凑出来了《诗》《书》《礼》《乐》成了四本，后来进一步拼凑变成了六经。

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早在司马迁之前，在那批埋在地下的，从汉代以后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儒家经典里面，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孔子删述六经的事情。比如《性自命出》这篇文章，（见于郭店竹书里面，又见于上海博物馆藏的，他们称之为“性情论”这样的一个文献，这两个文本本质上是统一的，只是细节上组合上有一些差异），它里面提到一段话：

其实在这个语境里，它说有四种“道”，但是只有“人道”可以作为“道”。另外的三种道是什么东西，在这篇文献里没有说明白，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即是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四部儒家经典皆出于人，圣人显然指的是孔子；孔子“比其类而论会之”，我的理解是圣人在删述六经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类”的思考。

比如说我们看早期的那些学者评论《诗经》，总是把它落实到“志”这一个大类上。早期的经典评论里总是把它落实到“行”这一个大类上。那么从小的方面来看，在上海博物馆藏的竹书里面有一篇诗论，诗论记载的主要就是孔子向弟子讲读诗三百篇的内容。在这个诗论里面，孔子拿《葛覃》等好几首诗来谈论人性，这是小的方面的一个类。总之，它都有类的划分，所以说是“比其类而论会之”。按照某种类的原则，把这些东西编导在一起。

“观其先后而逆训之”，即要根据教育的活动，安排哪些东西在前，哪些东西在后进行教育。比如我们看《论语》，里面就说到子夏找孔子谈论“诗”：

由此可见，孔子教育弟子是有他自己的次序性的，不是说每个人来了，我对你都教育同样的东西。所以子贡说过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以前很多学者认为这句话是说孔子不谈论性和天道，而这句话其实是说孔子谈论性和天道，只是我子贡没有缘分去听而已，没有水平去听，还没到那个层次。也就是说教育的活动中，先向弟子推荐什么东西，再推荐什么东西，孔子有一个先后的考虑。

“体其义而节文之”就是说要发挥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儒家的核心价值成为整个经学建构的一个根本，拿这个东西来规范人。

“理其情而出入之”，我认为即是孔子根据这些文本，这些经典的实际内容，它的情识和它内在的东西，或者把里面的某种价值发扬，或者注入进去儒家关注的某种价值，使这些作品全部都成为儒家价值的载体。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关雎》这首诗我们都很熟悉。这首诗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恋爱诗或者恋爱婚姻诗。孔子对这首诗歌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孔子认为这首诗歌前面几章包括“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的句子写的是好色、思色之事。但是最后一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部分，已经不是好色、思色之事了。它的根本是用“礼”来玉成女子跟男子的婚姻大事，所以孔子把这称为返纳于礼。最终还是回归到礼这个轨道上来了。他认为《关雎》这首诗就用好色、思色之事说明了礼的重要性，他还是最终把儒家关注的价值注入进去了。

所以对经学来说，“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儒家的这些经书只有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呈现他的经学意义。“然后复以教”，之后拿这个东西来教育弟子。“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教的这过程就是要生成德行，要培养美德，这是古代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的一个立足之本。

那么，根据这段话就非常清楚，孔子确实做过删述六经的工作。并非如钱玄同先生所说是司马迁之后汉人根据古书里的几句话想象出来的、编造出来的、拼凑出来的四部经典或六部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