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下）

        曾子在隋唐以前是不太被重视的，这是因为孔子欣赏颜回，所以隋唐以前陪祀孔子的以颜回为主，加之曾子不在孔门“十哲”之列，所以他迟迟没有受到重视。其实“十哲”到底是不是孔门最优秀的，“十哲”是在什么前提下出台的，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开始人们就只有盲目按照《论语》去做，推崇“十哲”。到了唐代，以孝治天下的唐朝皇帝忽然悟到曾子德行、学问的超绝，便开始封他为“太子少保”、“太子太保”，位于“十哲”之次，这主要是欣赏曾子的孝，这是曾子地位上升的开始。当学者们用思考的眼光，而不是盲从，再回过头来看先秦儒家思想时，才悟到曾子实在是孔门翘楚，是真正的大贤，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曾子的思想德行，终于大放光彩，人们就像从土里挖出了夜明珠，揩去泥尘，还其本初。曾子的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有谁特意捧他，而是历史形成的，是靠事情的真相来说话的，是实实在在应有的地位。

       孔子后的儒家，曾经分为八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派别陷入歧途，走向没落。还有当时百家争鸣，杨墨理论甚嚣尘上，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如果没有曾子得孔子真传、子思得曾子真传这一环节，就不会有《孟子》的出现，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这样中国从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道统说不定早已断绝，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史岂止五千年？近期在浙江发掘一座五千年左右的古城，城墙周长近40里，城墙厚约五十米，城外有防洪水的堤，工程之大堪比埃及金字塔，并且在这城的周围布满了村落。精美的玉器数量众多，其工艺之精甚至现代技术都达不到那时的水平，可惜这些工艺早已失传。还有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光亮如漆、薄如蛋壳的黑陶器具，也是现代技术难以超越的。等等。历史记载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万国来朝”，西周初建，方国上千，后来逐渐兼并融合，在秦代实现了统一，秦始皇以为这是超过了三皇五帝的伟大功绩，才自称为“皇帝”。在这几千年的融合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斗争，期间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其真理性的认识就是所谓“先王之道”，是经过了长期历史检验正确的思想，弥足珍贵。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少不了战争，春秋战国兵家孙武总结战争规律写成的《孙子兵法》，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兵学圣典，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圭臬。至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治国理政、外交等方面的理论，也像《孙子兵法》一样，甚至当代也无以过之，依然管用，要永远继承弘扬，这是我们的文化命脉，民族基因。这个道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社会人文理论的精华，是先王们领导民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理论总结，是人民创造的，内涵丰富，思想卓绝，比如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等等，都是真理性认识，我们的先民早就懂得、“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神之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爱护自然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爱护和平，仁爱生命以及万物，理性务实等等这些思想，都远远超过西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国家，首先是指儒家道统，即先王之道没有断层，这是我们的自豪，这实在是幸运的，这不能不感谢曾子。曾子德行超绝，功勋如天。

        先王之道，贯穿始终的有一条主线，这就是“孝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自伏羲、黄帝以来，一以贯之。而曾子被称作“孝圣”，从理论到实践，对孝道多有阐发。历代对曾子的孝都很推崇，到了晚明时期，“出现了一股推崇《孝经》、注解《孝经》的思潮。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是三部纂集性著作：朱鸿的《孝经总类》、江元祚的《孝经大全》和吕维祺的《孝经大全》。其中，朱鸿所编《孝经总类》成书最早，此书收罗当时可见的几乎所有《孝经》学著作，包括虞淳熙、孙本、杨起元等人及朱鸿自己的著作；而江元祚所编《孝经大全》继承朱鸿之志，其中收录了《孝经》未收录的梅鼎祚所作《孝经疏钞》，其他著作则已见于朱鸿之书；吕维祺生当明末，其所作《孝经大全》则辑录历代之注，取为己用，训诂与义理并重。这三部著作的内容反映出了晚明《孝经》学发展的历时性通程，以他们为代表的《孝经》学者或《孝经学》士人形成了一股致力于研究与提倡《孝经》学的学术立场，而非孤立现象。他们都极为推崇《孝经》，或以为是孔子所作，或以为是孔子嘱诸曾子而作，总之，《孝经》是‘孔曾之心法’，是‘孔曾授受’的经典，是‘曾子之传独得其宗’的根据。

       由此，他们甚至以‘孝’为判断建构了不同于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新道统观。通过对晚明《孝经》学者道统观的分析，我们可发现其背后深藏着丰富的思想史意涵。”（刘增光《晚明<孝经>学者的道统观—以曾子为中心的考察》）。

       我们可以从这一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虞淳熙的《宗传图》看到，曾子是与伏羲、孔子等并列的传道人物，地位显赫。这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根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