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理论浅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王心竹

修身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根据所处的不同社会状况，参照、吸取其它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修身理论体系，在理论基础、方法手段、价值目标等方面，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 直接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人格。

在人性论回答了“为善”何以可能，“去恶”何以必须的基础上，儒家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修身原则和方法，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为立志乐道。儒家特别强调自身修养的理性自觉，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这种主体性首先体现在“立志乐道”上，它也构成了修身之始，因为立志是一个人进取向上的内在动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御之马，飘荡奔逸 , 终亦何底乎？”（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阳明全集》卷二）就立志的指向而言，孔子多讲君子人格，宋明理学家则以成圣为价值目标。如朱熹自幼即以成圣为志向，非常勤奋刻苦，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空白处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王懋竑：《朱熹年谱》卷之一）据他自己回忆：“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王懋竑：《朱熹年谱》卷之一）。《王阳明全集》也载，王阳明十二岁入塾学，即以学圣贤为第一等事。 “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弟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作圣贤耶！’”（《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

儒家还认为，为了远大志向，要见利思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强不息，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只有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磨练，才能“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种强调志向和道德理想的取向，对塑造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功不可没。

二为“学”“思”并重。对于道德修养来说，“学”和“思”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而且儒家的“学”本来就不单纯是知识的获取和积累，而是于自己身心和社会发展有益的“圣人之学”。儒家传统虽然有圣人“生而知之”的观点，但自孔子以下，没有一位儒者宣称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孔子本人就重视学，“学而不厌”，要“笃信好学，死守善道。”（《泰伯》）把学作为自立的根本，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子张》）。在孔子看来，只有学，才能真正具备“仁智勇刚”的德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刚。”（《阳货》）同样，即使天生质美者，也要经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问之功。学的目的在于“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则把学放在了“明人伦”的高度，认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专门作《劝学》篇，开篇即言：“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矣。”认为“不学不成”（《荀子·大略》）。总括起来说，儒家对学有一些基本要求和方法，一是博学多识，“博学于文”（《雍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君子只有通过“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二是谦逊好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三是学而不止，积善成德，“学不可已乎”（《荀子·劝学》，只有积学而不息，才能“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荀子·劝学》。重思也是儒家的共同思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将“学”和“思”结合起来，就“思”的内容，提出“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孟子则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并认为思就是修得道德品质。《中庸》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更概括及总结性的说明，提出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后世发生深刻的影响。总体来说，在先秦，荀子更强调博学、好学等，孟子则更看重思。这一不同的取向，直接影响到后世学者，比如宋明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一派强调读书、学习，近于荀子；心学一派则强调发明本心，更近于孟子。

三为涵养省察。儒家思想认为修身是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改造，强调道德自律，因而十分注重反求诸己，向内用功，培养心性本原，并随时随处察识心中之理。在涵养省察说中这一特点得以鲜明体现。这一观点可追溯到孟子存养说，即“存其心，养其性”。孟子以性善立论，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本来就“几希”，因此若不尽力发扬自身本有的善心，则近于禽兽。他还认为心所蕴含的恻隐、辞让、羞恶、是非道德潜能是脆弱的，容易夭折，因此必须扩充“善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觉形态的道德意识。除要扩充内心中的本然善心外，还要“养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即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正气，他与义和道相配合，是平日点滴修养而成，非一时的冲动和努力所能得。这种正气流荡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之善的具体表现。《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也可以归于“涵养”这一范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大学》） 

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虽然提出了各种存养说，但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在当时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也未形成比较统一的理论。汉代至隋唐，社会较多地是靠外在的“礼”来调节，对存养问题的论述并不多。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要求人通过对“理”、“本心”的体认提高道德自觉，这一思想才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思想家的著作、语录中也充满了关于存养方法的详细内容。^[1] 宋明理学家认为涵养就是直接培养心性本原，直承孟子存养说；省察则是随时随事察识心中之理。就涵养而言，程朱理学主要讲敬，认为“涵养须用敬”（《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二程集》），陆王一派则基于心本论，讲“立大本”、“发明本心”。就前者而言，程灏、程颐所讲的“敬”略有差异，程灏强调在持敬的同时不妨害内心的和乐，追求“鸢飞鱼跃”的天人合一的自在境界。而程颐之敬则认为要思想专一，内有所主，不涣散，不二用，不受外物干扰。朱熹主要继承了小程关于敬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将其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朱子语类》卷第十二）一再强调“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须臾间断也。”（《朱子语类》卷第十二）。敬的这种内有所主，自我约束的特点 , 也是对《大学》和《中庸》中“慎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陆九渊则认为“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因此只要识得本心，先立乎其大，从本上理会即可。他一再强调“发明本心”的重要性，反对向外求索。基于此，他反对事事省察，认为不必在存养之外讲省察。王阳明认为涵养、省察两种功夫都是必要的，他还非常强调“事上磨练”，但王阳明所谓的省察其实是良知的推致，而且他认为二者终究是一事。而程朱则强调省察的重要性。程朱陆王的在涵养省察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其对“心”、“理”及其关系的看法不同所造成的。

四为内省自讼。如果说存养持敬说主要是以正面保有角度体现了儒家对道德主体自身能动性的发挥的话，那么内省自讼则是从反面克除，即努力克除自身的过错，改过迁善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惧？”（《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当然省察说中也包含有内省自讼的内容。

内省自讼的核心是反求诸己，从自身找原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主动积极地自我检讨，改过迁善。孟子认为君子要做到“与人为善”、“闻过则喜”、“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并进一步提出“知耻”的观点：“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严格把握善恶标准，培养抑恶扬善的道德情感：“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缁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而朱熹在注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时，就说：“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也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五为知行相资。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儒家所谓知主要指的是道德知识，而行则是道德践履。儒家强调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紧密结合，提倡言行一致和身体力行，认为只有躬行践履、习行，在道德实践中择善从之，才能使修身真正成为自觉活动，最终成就成圣成贤的理想，不然只会流于空洞的说教。《论语》中虽然没有将知与行对举的情况，但其中的“言行”、“学行”可以说论的即是知行关系。孔子反对言行不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44 有重行的倾向。荀子提出“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的著名命题（《荀子·儒效》）。

在宋明理学家那里，知行问题不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乱、王朝的隆替。朱熹虽然认为行在根本上依赖于知，因而行在知后，但从现实效果上看，知只是于事事物物皆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具备了成圣贤的条件，只有力行所知，切己修养，并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实践，在内在外彻底践行，才能真正达到成圣成贤的理想，所以行比知重要，这就是他著名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第九）的观点。同时他又强调：“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朱子语类》卷第九）王阳明为了抨击时弊，整饬人心，纠正他认为的知先行后、知行分离的理论偏失，提出“知行合一”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 , 正要人晓得 : 一念发动处 , 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 ) 他还提出“致良知”说，强调“行”的重要性，认为“致良知”的过程，就是道德践履的过程。“ 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王阳明全集》卷八）。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卷三）“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致其功，而亦个有其效”《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他反对程朱派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提出 “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的说法，同样认为行高于知。

（注：本文为节选，有改动。原文《儒家修身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浅析》刊载于《道德与文明》2010 年第三期。）

脚注：

1. 参见罗国杰主编 .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修养卷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