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文化根脉 修君子之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学城学校 | 马贇鹤

在全球化浪潮与现代性焦虑交织的当下，敬德书院“中国传统文化通识”课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对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认知盲区。系列课程从文化根本精神到多元文化关系，再至儒家道德修养论，层层递进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的立体画像，让我在古今中西的思想对话中，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于当代的鲜活生命力。

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包容中见证文明韧性

李春颖教授关于“中国视野中的多元文化关系”的讲授，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有了颠覆性认知。当她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阐释中华文化对多样性的哲学认知时，我忽然理解了为何中华文明能在五千年间持续吸收匈奴、佛教、伊斯兰等外来文化而不失本色。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绝非简单的文化拼盘，而是如《礼记》“天下一家”所描绘的，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同心圆式开放体系——既坚守“经”的根本，又具备“权”的弹性。

从魏晋儒道互济到唐宋儒佛交融，从宋明理学对佛教的创造性转化到近代“中体西用”的探索，中华文明始终以“文化湿地”的姿态接纳异质文化。这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箴言，在西方普世价值论盛行的今天，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恰为全球文化冲突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案”。正如课程中对比的中西方秩序观——西方以征服为特征的“中心 - 边缘”模式导致文明冲突，而中国“以德化人”的天下观则追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种内敛型文明基因，正是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儒家道德修养的内在超越：从性理之辩到成德之教

王心竹教授对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剖析，如抽丝剥茧般解开了我对“修身”的认知迷雾。当她梳理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到宋明理学“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脉络时，我才意识到儒家对“人何以成德”的追问如此深刻：孟子以“四端之心”肯定道德先天可能，荀子以“化性起伪”强调后天修养必要，而张载、朱熹的“人性二元论”则巧妙调和了性善性恶之争——既承认人性本具光明，又不回避现实善恶差异，为修养工夫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立志乐道”让我明白，王阳明“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告诫绝非虚言，道德修养首先需确立“成圣成贤”的价值航向，这与存在主义强调的“主体性选择”异曲同工，却更具伦理深度。“知行相资”则打破了我对“知行合一”的浅表理解：朱熹“知先行后”的务实与王阳明“即知即行”的直指本心，实则共同指向道德实践的完整性——正如课程中提到的“格物穷理”不是单纯求知，而是在读书、应事、接物中体认天理，这种“即世间求超越”的路径，比西方宗教的“彼岸救赎”更具现实生命力。

三、文明自觉的当代启示：在坚守与转化中重构精神坐标

两位教授共同传递的文化自觉意识，如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在黑格尔断言中国“无历史发展”、斯宾格勒将中华文明归入“文明晚期”的偏见面前，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的三重特质，恰是反驳“西方中心论”的最佳论据。而儒家“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更在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之间搭建了桥梁——正如张载“横渠四句”所示，道德修养的终极指向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外王担当，这与当代倡导的“责任伦理”不谋而合。

反观当下，物质主义泛滥导致的精神空虚、价值相对主义引发的道德滑坡，恰需儒家“立志”“持敬”“省察”等工夫论的滋养。当我们以“创造性转化”的态度审视“存天理灭人欲”，会发现其本质是对欲望的理性节制，而非否定人性；当我们将“天下观”转化为全球治理的伦理原则，会发现中华文明早已为应对气候变化、文明冲突等全球性问题埋下智慧伏笔。

系列课程虽短，却在我心中种下了文化自觉的种子。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对本国历史需怀“温情与敬意”，这种敬意不是盲目复古，而是以“同情之理解”破译文明密码，以“时代之需求”激活传统智慧。未来，我将带着课程中所列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等书目，继续在典籍中探寻文化根脉，在实践中践行君子之德——因为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傲慢，而是深知“自家无尽藏”后的从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