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道必授— 《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思想论析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 郭鹏

《文心雕龙》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学教育思想，蕴含对文学未来发展和后学综合文学素质的深挚关切。系统梳理《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思想，有助于深入领会《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对我国古代文学思想民族特色的准确理解与把握。

文学教育是指与文学素质和文学能力有关的教育活动。郭英德指出 : “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 ^[1]《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表现在刘勰通过系统梳理、阐述文学理论问题，结合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评价去传授学者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鉴赏批评以及综合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技巧规则等实际内容的理论。同时，《文心雕龙》对当时文学存在的弊端、文学的宗旨及为学的门径和提高策略等关系到文学素质与文学能力的诸多问题都能予以深入分析，使其文学教育思想具有了“致广大而尽精微” ^[2] 的鲜明特色。

一、救弊与廓清 : “观澜索源”

刘勰的文学教育思想缘于他对当时文风的不满而进行的研究和思考，其述理逻辑在于通过揭示文弊，提请学者注意检讨文弊出现的原因，明确救弊之方，再予以规避、克服和廓清。刘勰对刘宋以后的文风十分不满，他在《通变》中指出刘宋文风“讹而新”，认为出现这种“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原因在于“竞今疏古”，失却了古代文风的“淳”和“质”。其后进一步指出因“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而造成的“近附而远疏” ^{[3] 520} 正是文风致弊的原因。在《风骨》中，刘勰认为文风致弊的关键在于“文术多门，各适所好”，而“明者弗授，学者弗师”，没有通过指授经验去垂范后学，致使后学不明去就，在华靡浮侈的文学风尚中沉溺沉醉而“流遁忘反”。就其“明者弗授，学者弗师”［3］514的表述来看，刘勰对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在刘勰看来，矫正文风的根本落脚点，还在于从儒家经典中取义，在历代优秀的文本中“摹体以定习”^［3］506 。在《序志》中，刘勰指出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3］726 离开了经典的匡范，文学不能得到滋养和健康发展的保障，弊病便会出现，遂使学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论说》中，刘勰对论说文出离儒家经典范式的风气进行批评，以能否阐说“正理” ^［3］327 来审视论说文体，这也是其“正末归本” ^［3］23 ，欲摧陷廓清时下风气的一种观点。

在整部《文心雕龙》中，刘勰处处都在强调以儒家“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思想意旨和文学风格去规约统摄后世的创作与批评活动。在思想上去“原道”，认知上去“征圣”，创作上去“宗经”。刘勰认为若能发挥“道”“圣”“经”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核心作用，学者懂得并且能够自觉以之匡范自身的文学活动，则文风致弊的根本症结便可得到疗救。刘勰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 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文学理论批评文献都“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总体上也“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原因即在于“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3］726 ，没有从当时文弊的根本处指导后学规避。学者必须明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3］3 的 道理，在为文宗旨上确立鹄的，明确方向。刘勰阐述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既是文学得以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克服不良文风的影响，规避文弊的根本要义所在。这种由认清文弊而导出师圣宗经的原道的述理方式，实际上便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和理论实践的逻辑开端。

二、范式与宗旨 : “振叶寻根”

刘勰认为，对不良文风的摧陷廓清必须以儒家经典确立的思想与行文风范为基本法式，即“矫讹翻浅，还宗经诰”^［3］520 。《原道》中，刘勰在明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基础上，认为圣人通过“熔钧六经”的工夫，以“雕琢”人的性情，并通过井然有序的“辞令”去发挥“晓生民之耳目”的教育作用，至于“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3］2 － 3} ，明示文学应在经典的指导之下存在和发展。这便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宗旨。在《宗经》中，刘勰指出后世的各种文体都滥觞于经典，经典的意旨与行文风范理应是后世文学师法的对象 :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 ;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 ; 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 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 ; 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 :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3］22 － 23} 刘勰在文学发展的义理脉络上认定了经典的渊源地位，这样就为其“正末归本”的思路设定好了述理轨迹，只要后学欲端正文风，合理健康地推进文学的发展，经典的作用就能发挥，经典遂为后世文学的不祧之宗。《征圣》亦指出经典是“鉴周日月，妙极机神 ; 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有了规矩，便可循其程式以推进。所以说“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3］15 － 16} ，其原因和依据，便在提示后世学者要尊重经典之范式和矩矱，即“论文”要“徵圣”，“劝学”必“宗经”。经典派生了后世各种文体，又保障了这些文体的健康发展，并对其发展演化起到规约作用。所以，儒家经典便是后世文学理应师法，并且能对各种讹滥的文风弊病起到拒斥作用的稳定范式。刘勰构建的这种由“道”“圣”“经”三者所形成的义理和文章—文风范式结构，便是《文心雕龙》为文学发展找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文理源泉。这正是其文学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和述理脉络。

在刘勰看来，对文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是绝对的，又有着强大的实践作用。“道”通过圣人而具体化为儒家经典，是学者永恒的师法对象。它既蕴意深厚又灵动活泼，具有对后世文学长久而不息的规约作用。它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实践力量，是沟通天人，洞达性灵，并蕴蓄为文奥义的典范。刘勰明确指出儒家经典是“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认为它们是“渊哉硕乎，群言之祖”。他认定从楚辞汉赋开始的竞逐华丽的文风与后世“弥近弥淡”的风调衰颓的原因，就在于偏离了经典的主旨 : “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3］23 回归经典，矫正流弊，就是“正末归本”，就是要“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所以，刘勰为文学发展确立的范式，便是回归经典，这也是他为后学矫正文风开出的良方。

刘勰在阐述其“正末归本”，师法经典的文学教育思想时其实并不拘执于儒家的经典体系，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他对屈原以及楚辞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肯定了楚辞具有“取熔经旨，自铸伟辞”的作用，对楚辞不同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也有所包容。他开出的折衷儒家经典范式和楚辞“自铸伟辞”精神的方剂，便是 :“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 ^［3］48因此，刘勰在严肃分析后世文弊的基础上开列的针砭之方，也容让了楚辞的创新与个性摅写精神。他对纬书“事丰其伟，辞富膏腴” ^［3］31 的创造性成就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诸子》中，刘勰对前代未尽符合儒家意旨的典籍也能在指示其欠缺的基础之上，从有裨创作素质的角度予以推扬，认为对于学者所要提高的创作素质来讲，即便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子史著作，只要能做到“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3］309 ，开放地去汲取其中的创作经验，也会对学者大有助益。可见，刘勰文学教育的思想是充分建立在对文学发展实践的认识之上的，其开放性、包容性的理论格局和通方广恕的教育思想正缘于此。

三、门径与程序 : “文之司南”

《文心雕龙》在传授其文学教育理念时，颇为重视对学者掌控提高文学素质与能力的程序设计，对学者如何开始，在怎样的起点上进行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也做了细致的阐发，这就涉及到了关于学以为文的入门与行进程序的问题。刘勰揭示出的进学门径在于由“正末归本”，即确立经典的法式矩矱开始，经由对各体文学在发展中形成的成功作品的细致揣摩，掌握其写作方法，并能灵活运用一些经验性的规则，以达到可以从容驾驭创作活动的目的。

“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 ; 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3］67，刘勰非常重视揭示历代文学的不同，强调摆出其间的同异使学者了解。在《序志》篇中，刘勰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3］725，便是通过介绍文体发展流变去把握文体的本质特点，并且通过甄选确定某种文体发展中涌现的成功作品，为后学做出取法对象上的指导。因此，从“原始以表末”到“敷理以举统”的过程，蕴含着刘勰对学者学习并掌握文体知识和创作技能的指导性用意———这实际是学者获取从事文学所需的专门能力并提高文学素质的入学门径。在《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部分和由《神思》开始的各篇里，刘勰主要阐说关于形而上的规律和特点，在文体论各篇，则在以文体为类别的各种形式内容方面，介绍一些知识，指示一些为学要领，使学者得入文学之堂奥，能更具体更通透地去实践“正末归本”的为文用意以廓清文弊。

在《乐府》篇中，刘勰对乐府诗在流传中出现的弊病做了剖析，指出“诗声俱郑”的原因，在于追求新异的适俗创作，使得“正响”湮灭，艳歌淫辞大行其道 ^［3］102 。他将乐府诗致弊的原因指示出来，目的便在于教导后学有所惧戒。《诠赋》中，刘勰对赋体文学应具有的特征和在流变演化中存在的问题均予以明示。尤其对后世赋作存在的有悖于赋本身“大体”的风气予以严肃批评^［3］136 ，其目的便在于使学者知所去就，不只是掌握该种文体的形式要求，而是要在学习这些文体形式要求的过程中，获得并加深对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刘勰的这种思路，便是通过揭示为学门径，使学者得以借此了解和掌握文学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时提高认识，增强基本的文学素质和审美判断水平。其思路和观点阐述本身，蕴含着目的明确、针对性颇强的文学教育思想。

对于学者来讲，入门是第一步要做好的事情，之后就是渐次推进，这就涉及到了次第程序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次第程序，就是由本及末，由表及里和由体而用，完善并落实以经典为本源，以文学发展演化为脉络参照的创作素质和操作能力的完善过程。在《文心雕龙》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次第程序的理论同样也具有系统性和现实针对性。学者如果确立基本立足点与观照依据，就可提纲挈领地审视文学，在知晓后世文学的发展所存在的弊病的同时，振叶寻根，整派依源，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和“圆鉴区域，大判条例”的根本思路去指导、驾驭创作，从而在根本上去廓清讹滥文风，规复风清骨峻的传统。

刘勰在揭示学者掌握文学技巧，提高创作素质的次第或程序考虑方面，专门拈出“术”以示学者并系统揭示其理论内涵和实践作用。在《总术》篇中，刘勰指出 : “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 ^［3］656 将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规律和可以用以驾驭创作活动的方法通过详细地阐说传授给学者，使学者可以领会并渐次掌握，能够在创作中“控引情源”并“制胜文苑”，其阐说此间道理的述理逻辑，便具授受性，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鲜明表现。刘勰在《神思》篇所说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实际上也是讲学者如何加强平素的积累和训练，以掌握“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493 。这既是他文学理论的谋略性用意所在，其实也蕴含着缘于关切现实并干预文学未来的教育思想。

四、修习与定势 : “摹体定习”

《文心雕龙》在确定了为学次第和推进程序之后，提示学者应切实开始有针对性地提高文学素质和创作能力，又将之与对创作实践的要求结合起来阐述，这就涉及到了“定势”理论。

刘勰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定势”。其“定势”理论包含这样几个层面，首先，正名定分，就是确立每一种文体的“正势”。刘勰审视文体的发展流变现象，依据经典的范式作用标定其基本的文章特点以及文体风格。这其中蕴含着以“执正驭奇”力矫“逐奇失正”的指导性用意。其次，甄别体性，指导学者客观把握自身的精神性格特点，从而可以在创作活动展开前根据自身性情的实际以摹体定习，因性练才，做好创作的谋划与准备工作。第三，选定适当的创作方法，根据作者自身的特点，去调动主、客体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推动创作活动的完成。“定势”理论实际上是对创作活动的系统谋划和有针对性的指导，其中同样蕴含着将驾驭文学创作活动的规律性认识指授学者的文学教育用意。

对于作家来讲，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将内在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语言逻辑予以外化的过程。而作者本人的“才”“气”“学”“习”又是由“性情所铄，陶染所凝”的具有稳定性的性情习染决定的。所以，作家了解自身的性情特点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刘勰关于体性的“八体”论便建立在对“才”“气”“学”“习”特点的综合把握之上。其“八体”是可导致作家形成某种风格特点的内在因素，而不同的文体都有自身的内在风格要求，所以，作家应该具有自觉领会并调动自身性情优势和文体特长的综合操控能力。在刘勰看来，作家能力层面的东西，是应服从作家性情之“正”的，这也是作家可以进行创作活动的先决条件。在《体性》篇中，刘勰对学者“学慎始习”之义做出明确要求，再以“沿根讨叶”和“会通合数”对学者之修习做出策略性指导，并以“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作为学者提升文学素质，掌握创作基本要领的明示。所谓“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3］505 － 506} ，便蕴含着指导学者应在自身修养和文学创作训练中渐次掌握创作要领和具体方法的文学教育用意。

刘勰的“势”有这样几重含义 : 其一是作者自身的情志特点与文体内在要求对创作活动的约束力，这个约束力来自于二者的匹配关系的耦合程度对创作活动的实际影响力 ; 其二是作家遵循自身与文体内在要求而具有的驾驭创作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取来自于作家对自身与文体间匹配耦合关系的清醒认识与准确选择 ; 其三即创作活动在顺利进展过程中所达到的滔滔汩汩、自如奔放的自由状态与进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缘于作家创作行为本身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可见，刘勰一方面通过“定势”理论构建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同时，又通过对学者合理“定势”的要求，发挥了指导学者研磨并掌握创作规律，提升驾驭创作活动能力的深切用意。可以说，“定势”既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理论中枢。

五、研术与养气 : “执术驭篇”

刘勰的文学教育思想中对研术是十分强调的。这种重术的观点，不只在《总术》篇中，在其他篇目中亦时时流露。如在《史传》篇中，刘勰便总结出了撰写史籍的基本方法要领。在《论说》篇中，刘勰又从大体上指示此种文体的基本创作方法。在《文心雕龙》下篇的诸多篇目中，刘勰对学者从事创作时应掌握的一些形式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充分展现了他“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 ;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的研究方法。对于涉及到的一些形式规则问题，刘勰也能在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予以剖判，其核心意旨，还是在指导后学去研磨掌握。至于《诏策》指导学者掌握因施行目的不同的应用文章的写作要领，也是刘勰“养术”教育理念的一种表现。从养术与创作的关系来看，因创作是构思和剪裁加工意象的结果，所以学者掌握相关构思和加工意象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了。在《神思》篇中，刘勰指出对于具体的构思活动而言，学者的学问、才能、阅历和运用语言以摅写情志的才能尤为重要。能否根据创作目的，合理调控主客观方面的各种条件为完成创作服务，在刘勰看来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493 。 因此，刘勰在阐说关于想象问题的时候，仍然是灌注着对学者涵养文思、学问积累和阅历增加等问题的深沉关切。

对文术阐说得最为详尽的是《总术》篇。刘勰明确强调掌握文术是学者立足文坛的必要条件，学者仅有才情是不能将其直接外化为文学的，必须“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对文学本身和文体的本质、特色与发展演化问题以及形式技巧问题都了然于心，并借助一定的文术才能实现“控引清源，制胜文苑”的目的。刘勰还对“执术驭篇”和“弃术任心”二者在创作上的作用表现予以阐述，旨在将掌握文术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明示后学，使其知晓总结前人经验，探究创作规律和操作方法的重要性。然而最为重要的当是刘勰对遵从规律与自由发挥二者间辩证关系的阐述。在《总术》篇接下来，刘勰即论述了创作活动由必然世界向自由世界腾跃的情状 : “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 ^［3］656 刘勰既能认识到文术的规则性、约束性，也能体认其推动作用和对于创作臻于审美显现的积极作用，当然，其中还蕴含着类似灵感到来时那种“三才万象共端倪”^［4］ 的灵动与生机。正是因为刘勰认识到了“文场笔苑，有术有门”的客观问题，才能致力于总结文学从宏观到具体的各种规律与方法，即所谓“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力图使学者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3］656 － 657} 。这其间同样流露的是刘勰关于文学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刘勰的文术观与其养气理论不为携贰，实为一体。“养气”是搜绎文思，驾驭创作的精神依据与实践基础。在《养气》篇中，刘勰指出“性情之数”与创作效果直接相关，所以刘勰提请学者应予充分重视。如何才能保有创作时良好的精神状态？刘勰提出应“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认为学者更应明白“学业在勤，功用弗怠”的道理。刘勰进而对保持创作时精神健旺饱满的道理进行了阐发，认为只有善于调处创作者自身的精神状态，使其能够如“刃发如新，腠理无滞” ^［3］647 似的朗健与壮盛，才可调动各种有利条件展开创作，并驾驭推动创作臻于完成。刘勰将这一问题充分阐发，其剖析精当，述理完备，对后学的指导性用意十分显豁。

六、通变与博观 : “触物圆览”

对于学者而言，要在明确继承前人与追求变创中斟酌思量，处置允当，才能在“才”“气”“学”“习” 等方面真正提高。这就涉及到了类似“义贵圆通”与“圆鉴区域”等关于如何操处主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对象和驾驭创作时的实际态度问题。刘勰明确要求学者在此时应做到“触物圆览”，在广参博取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去“斟酌质文”和“檃栝雅俗”，极具包容性和灵活性地掌握“通变之术”。《总术》篇在阐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之后紧接着便指出 : “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清源，制胜文苑哉 ! ”^［3］656 其其所谓“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就是说只有广博观照主客体世界，细致把握其各方面特征，才能支持“才”与“术”去发挥作用。《比兴》篇之“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3］603 ，即是说合理地运用比兴手法，可以创造出与作者主体意旨合拍的作品意象。其“触物圆览”便是能博观广参，将主体对客体的观照与了解提升到最能与自身情感匹配的高度。因此，刘勰主张学者能不囿于一隅之解，而要扩大视野，以开阔的胸襟去汲取各种有利于文学创作的经验。这既是文学理论，也是其文学教育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其灵活开放的发展观，是刘勰博通观念的逻辑参照。

在《通变》篇中，刘勰指出，学者对文学发展中具有稳定性的，并且对作家具约束性的规则、规矩应予以掌握和贯彻，对于符合实践需要的新的创作因素，要斟酌取用，既不能囿于成见，也不能不加分析。故而，在强调学者把握文学发展的正源与规律，强调正末归本的同时，刘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 ;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此无方之数也 :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的见解，便是一种极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理念了。至于“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的观点，便是要求学者在有所分析的基础上，做到能斟酌取用，将“质”与“文” “雅”与“俗”的对立关系处理好，在坚持“名理有常”和“体必资于故实”的同时，“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这样的基础上，去酌取“新声”，去大胆变创。刘勰对“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的故步自封的保守态度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庭间之回骤”，非“万里之逸步” ^{［3］519 － 521} ，是守正有余，变创不足。刘勰对待“有常”的“名理”和“无方”的“新声”与“逸步”的态度，是他具有包容性文学态度的一种显现，也是他提出“触物圆览”以及其他与博观广取等见解有关的主张的一个逻辑前提。

再如，刘勰主张学者在“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的基础上汲取诸子和《史记》的成就，以成“学家壮观”。刘勰要求学以为文者“辨雕万物，智周宇宙”^{［3］309 － 310} 的意见，也都是出于对“博通”的要求。而 《体性》之“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 ^［3］506 ，则是要求学者能在以“雅制”为先机的条件下去博观。刘勰认为学者只有以“雅制”为素地，其他的文学素质培养才能循质立干，不会偏离方向。《风骨》篇之“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 ^［3］514 ，便是指出学者要以儒家经典为素地，广泛博取子史养份，去扩充自身积累，并能以之贯穿在“故”与“新”的继承与变化之中。这样文学才能在继承传统与斟酌新变的发展演化中有所创新而不失正，常出新意而不失其本。

《定势》篇对“兼解以俱通”的阐说，亦为其博通思想的一种反映。《定势》篇所说的“循体成势，随变立功” ^［3］530便便是要求学者在“兼解俱通”的基础上，能够处理好“定势”与通变的关系，如此便可达到类似荀子所说的“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 ^［5］ 的境地。《事类》中提出“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 蓄》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也是明示学者应多掌握故实以成其才识的博通要求。在同篇中，刘勰又对“才”与“学”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广博的学问素养对于学者提高才能是极为重要的 : “将赡才力，务在博见。” ^{［3］614 － 616}其意旨亦在于对博通的强调。

结语

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主旨 : 要求施教对象能够确立文学应“取熔经典，自铸伟辞”的观念，以“正末归本”的态度，在继承前人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他在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和作者应具备的思想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同时，通过条分缕析文学各方面的问题，将与作者文学能力和基本素质相关的各方面各层次问题系统论列，使后学可以领会并掌握相应的理论、规则和方法，既做到了“体大而虑周”，又做到了“思深而意远” ^［6］ 。具体讲，刘勰的教育思想有如下特点 :

其一，细大不捐的全面性。从整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关于文学的理解全面涵盖了创作前作者的修养问题，这其中含有对文学的本质、创作宗旨、文学的发展演化和批评接受等问题的系统阐说; 也涵盖了对创作活动本身所需方法、技巧和能力的指导与传授 ; 同时还涉及到对创作实践效果，包含创作实践审美特征的形成与显现问题的说明、概括与解读。刘勰对文学本质、创作宗旨和学者的修养习染、入学门径以及如何提升创作技能的训练次第，对学者如何进行接受与批评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阐发，以涵盖文学各方面、各层次的理论广度，以蕴蓄着鲜明的指导性和救弊用意，确立其明示后学以理论和实践要领的述理主旨。其文学教育理论遂以其全面细致的特点彰显了古代文论在指示后学、传授经验方面的良工苦心。

其二，腠理无滞的深刻性。《文心雕龙》在观照文学的“纲领”及“毛目”等问题时，既有抽象的理论概括，也能结合与创作有关的诸问题予以条分缕析，层层剥笋，将理论的概括与对问题本身的分析紧密结合。在关乎文学素质、创作活动和创作实践完成的立体而全面的环节上深刻把握其中的规律性问题，对涉及到的方法、规则和技巧等问题也未忽略。其对“风骨”“神思”“比兴”“定势”“体性”等问题的深刻阐发与对“事类”“附会”“丽辞”“练字”“夸饰”等问题的分析一样，将古代文学理论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也为其文学教育理论提供了细密具体又不失精严的系统内容。

第三，内义脉注，跗萼相衔的体系性。为了指导学者更好地掌握与文学有关的素质和技能，以期能够在理论认识上和创作实践上正末归本，渐渍于真，刘勰对有关文学的继承创新、批评接受、修习训练等与创作活动各层次、各环节相关的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分析阐发与提点指导。其教育理论的体系性与其文学理论的体系性紧密关联，都是以“定势”为核心，以学者自身对自己性情特点的认识为切入点，要求其在主观上知道文学的本质与宗旨，领会文学与儒学经典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要认清文学本身和各种文体的发展演化规律，对创作活动应具备的方法技巧都应了解并掌握，对创作完型应具有的审美显现和风格特色也要清楚明白。对于学者自身，要充分体认自身具有的体性特点，从而能在“摹体定习”和“因性练才”的过程中提升文学素养，增强驾驭创作的基本能力 ; 也能够“执正驭奇”，处理好继承与创新间的关系问题，既能延展文学传统的现实效能，又能充分盘活自身的创造力。刘勰的文学教育理论的内在体系性正是建立在其文学理论本身“体大虑周”“思深意远”和“内义脉注”的系统性基础之上的。

总之，对文学传统的内在规律和实践发展经验的深入把握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 ; 对创作活动涉及到的能力、方法、技巧和规则的细致指授是其文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 对文学存在与发展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对文学发展趋势的深切关注是其文学教育思想的阐说伦理 ; 对文学廓清时下文弊，使文学回归正统与主脉，并培养出“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 ^［3］720 的的文学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目标与宗旨。《文心雕龙》宣示了古代文学教育思想的基本成熟，它已不再是那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精锐理论，而是可以“弥纶群言”并务求公允详备的“惟务折衷”的系统理论。《诸子》之“辨雕万物，智周宇宙”便是对学者综合掌握全面的文学素质做出的表述。“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正是刘勰文学教育思想的要旨所在。唐以后的文学教育思想，或有全面的理论阐发，或有具体的形式技巧提点，实质上都是在指授学者能更好地认识文学，也能更有效地驾驭创作活动，文学理论的授受性和实践指导色彩日益突出。及至宋代的江西诗论、江湖诗论以至叶燮的《原诗》，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思想。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教育指导，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而这个特色的获得，应 与《文心雕龙》“含道必授”的现实关切、未来远虑和实践考量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M］．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 :中华书局 . 1983．

［3］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8．

［5］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8．

［6］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