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家：家训是形成良好家风的有效手段

一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儒商的家庭。据说我的祖上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我的家住在湖北省武昌市（现在是武汉市武昌区）巡司河畔武泰闸到新桥之间的板厂街。家庭生活主要依靠从湖南运木筏、毛板船做些木板寿木生意来维持。我的祖父年轻时从湖北省武昌高级商业学堂（清末时叫武昌甲种实业学堂）毕业后，曾做过湖北美术高等专科学校总务科的负责人。为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后来回家做木板寿木生意。他在武昌新桥、八铺街、板厂街一带有些声望，属于社会贤达，是当地慈善机构“至善堂”的负责人之一，还当过保甲长。我祖父是一个爱国的人，在抗日战争武昌沦陷之后，日本人要他做武昌市商会的会长，他坚决不干，并蓄须明志。为了安全起见，那时我父亲就设法把他安排到汉口的法租界里躲了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之后，我祖父才继续做木板寿木生意，也做过粮食生意。我父亲兄妹八人，父亲排行老大，从小就要出去谋生，十四五岁就到汉口当学徒，后来在汉口匹头号布店任店员、副经理、经理。应该说我祖父、父亲不是精英，而是民间下层儒商。他们都遵守儒家的思想道德，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而且还热心公益，乐施不倦，在我们的成长中，他们总是以仁义忠信来教育我们。

我们郭家的家谱，上下五代的辈分依次是按照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正修齐治平”排列。祖辈是“正心”的“正”字辈，父辈是“修身”的“修”字辈，我们兄弟这一辈是“齐家”的“齐”字辈。祖父本来按照“礼义廉耻”的顺序给我们兄弟起名字。这样，我大哥叫“郭齐礼”，二哥叫“郭齐义”，但不幸的是我二哥“齐义”在我出生之前就夭折了，我本是“老三”，就不好继续按“礼义廉耻”的顺序了。我祖父说干脆就叫“齐家”吧！我的大弟出生时，正赶上全家上下为我祖父五十大寿庆典忙碌，全家一片喜庆气氛，所以我的祖父说就叫他“齐庆”吧！下面几个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按“智仁勇”“娴淑”这类儒家文化词语起的名字。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10月）出生的，正值日寇施行“武汉大轰炸”之际，形势格外紧张，我父亲不得不在汉口法租界租了一间小屋，好让我平安降生。由于过度劳累、颠簸、紧张，我母亲产后大出血，昏厥过去，险些丧命，我真所谓“生不逢时，年少多难”！我两三岁时不幸又得过一场大病，大概是由痢疾转成了伤寒、霍乱，病得很重，当时又无医疗条件，在家里躺在地上四十多天，家里已经准备了小棺材放在旁边。我的曾祖母、祖母、母亲三代长辈日夜守护陪伴，不时地用小勺往我嘴里喂水，就靠这一滴一滴的水挽救了我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我真是感恩家人的关爱，我终于闯过了难关，活下来了！

二

我们郭家的孩子，无论是我的小叔、小姑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在上小学前，祖父就教我们认字，学算术，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上小学之后，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外，祖父还要求我们做家庭作业：每人每天写一张大字、一张小字、十道算术题，还要读书。先读学校发的国文教科书上的课文，读完后，祖父还叫我们读课外书籍，除“三、百、千”外，还从《四书》《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中挑选一些内容。祖父是一位有威严、有经验的家庭教师，我们从小都敬重他老人家，如果他老人家有事外出了，他就委托小叔、小姑或我的大哥代管，充当家庭教师的助手辅导我们。后来小叔、小姑、大哥都先后上中学了，我也长大了，也有机会当小先生，做祖父的小助手，协助祖父管理弟弟妹妹做好家庭作业。

我父亲忙于在汉口经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所以教导我们的机会较少，即使这样，父亲也对我们十分关怀。我父亲每次回家，第一个要看的是他的奶奶，即我的曾祖母，父亲十分孝顺地送上他的问候，一般都要带礼物或小红包。第二个要看的是他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我们家都要敬香，我们家有一座“神龛”，上面供奉着佛菩萨像以及我们郭家祖宗的牌位。我父亲回家后，总是要向“神龛”敬香磕头的。这些都对我们有潜移默化地影响。有时他也把我们带到汉口去玩，在汉口布店匹头号住上一两天，不过这种机遇很少，主要是因为交通、经济条件所限。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和大弟带到汉口去玩，一边玩一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他说：“一个人最怕染上嫖娼、赌博、抽鸦片这些恶习。”那时候我们虽然还不到十岁，但这些话都深深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从小识字断文，德容言功，婉娩听从，自奉克己，与人为善。她是郭家孝顺的大儿媳妇、大孙媳妇，也是贤妻良母、治家的能手。母亲常对我们说，要孝顺长辈，如果家里只剩下一碗汤，先要端给曾祖母、祖父母，让长辈们享用。平常吃饭时，母亲不让我们上桌，夹一点菜让我们在别处吃。她人缘很好，街坊邻居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嫂子”，她常帮助街坊邻居，周济穷人。讨饭的来了，如果家里只剩下半碗饭，也必让给讨饭的人吃。她操持我们这个大家庭，生活很辛苦。她白天要伺候两代老人，要给家人、孩子和做寿木的工人师傅做饭，晚上在清油灯下，要为我们全家老少，尤其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缝缝补补，有时竟通宵达旦不能休息。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位主妇，是一家人的福气。我们兄弟姐妹有这么一位慈母，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三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民间私塾，就是一个家庭学校，父母是我们第一任“老师”。

母亲管教我们多一些，她是“生活老师”兼“班主任”。祖父是我们家庭学校的“校长”兼“老师”。祖父对我们孙辈很宽容，因为那时我们还小，不大懂事，祖父很少对我们讲人生大道理，但对我的父辈、叔叔姑姑们却是严肃的。我的小叔去世后，婶婶从小叔留下的旧日记本中找到了祖父教导他的一些话，整理了一篇“修身格言”。其实，这些“修身格言”是我的祖父继承了祖上的传统对我们全家的教导，也可以看作是我们郭家的“家训”。

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志何难。退一步，自然安稳；忍一句，自是平安；让他三分，何等自在；忍耐一刻，何等清闲。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何曾说是非；有人问我红尘事，装聋作哑总不知。须交有道之人，莫结无义之友。饮清净之茶，戒色花之酒。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恃富欺贫之人，不可近他；反面无情之人，不可交他；不知进退之人，不可说他；说诳挚骗之人，不可信他；轻言寡信之人，不可托他；酒后无德之人，不可请他；时运未至之人，不可欺他；不识高低之人，不可睬他；来历不明之人，不可留他。但凡世人，无人刷白。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笑我、量我，我将何以处他？我只好容他、避他、怕他、凭他、尽他、由他、任他，待过几年再看他。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神共怒，国法难容；近报自身，远报儿孙。识破世情，争什么气？不孝父母，修什么道？不遵圣训，读什么书？不惜光阴，勤什么学？不敬长辈，教什么子？不勤耕种，作什么田？不讲道德，做什么人？心肠不好，念什么经？大秤小斗，吃什么斋？暗计害人，朝什么神？奸诈虚伪，求什么福？不忠不孝，求什么名？急不相济，是什么亲？困难不扶，交什么友？识破乾坤，认什么真？行善是福，作恶是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天然的道理。今日不知明日事，人争闲气一场空。看仔细，深悟彻，既能免罪消灾，也能益寿延年。

四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孝道、重亲情的国家，其治理、安定主要依靠家族、家庭的维系力量作为基础。家族是一个“大家庭”，它不仅有族规、族法、族田、族产，还有族训、家训、族学、家学等等。

家训的形式有很多种，如训诫、遗言遗训、书信、诗歌格言警句、著作等等。如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把修身、养德、明志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宁静、俭约、淡泊才能有君子之行。也就是说，首先要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营造一种宁静、淡泊的氛围，不为外部世界的物欲而迷惑，才能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训诫的力量是十分深刻的。又如《曾文正公家书》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最多的。家书写得辞意恳切，语言简练明畅，苦口婆心娓娓道来，肺腑之言跃然纸上，令人感奋。由于曾国藩的子弟有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教子有方”，《曾文正公家书》也就格外受到推崇。

家训往往是由家庭中的长辈或有名望、有社会地位的子弟所撰写，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传授给家庭的子弟，教育家庭的子弟；也有的是由子弟追记长者之言，垂范后世的。家训大多是撰写者本人或家中长者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他们“语语折衷于圣贤，而日用伦行不出其范围”，在鼓励子弟上进和“折衷于圣贤上”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们不仅包括日常道德准则、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行为处世的规范和戒条，还包括生活的情趣、职业的选择、读书学习的技巧以及各种社会角色的预期等等。为了使子弟能成为一个好人，于是他们把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知识传授给子弟，要他们读书耕田、布衣蔬食，以清贫勤苦立家业。为了子弟读书进仕，增长见识，修养心性，于是他们教给子弟读书、修身养性以及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为了子弟立身处世，保住家业，他们告诫子弟选择好一门职业，掌握好一种技艺，并把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他们。家训作者们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较高的文化学术修养，他们对子弟有着殷殷期望，所以他们与自己的子弟之间，既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家长与子弟亲情相向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教育子弟时，既注重知识教育，也注重道德教育、人生教育，这三种形式的教育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家训教育的一大特色。

家训、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敦伦立品、修身树德、绍继家风、培育人才”。在子孙入世之前，完成其人格教育，教其如何修德、守分、进学、处世、立业等等。从一篇篇家训中，可以看到先贤先祖的苦心，真是为子孙作百代计。

当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1893—1964年）在教育其子汤一介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时说：“家风不可中断。一个家庭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大家族也衰落了。”汤用彤的曾祖父就培养了三位进士，其中包括汤用彤的父亲汤霖。汤家家教极严，家训中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语。汤用彤先生学贯中西，能同时开中国、西方、印度哲学思想方面的课程，可谓古今无两！汤一介先生继承前两代人及北大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古代的家训家教，重读古人经典家训，重立今人家教观念，培植家风，修身齐家，故曰：家和万事兴，子孝人伦正。家风看世风，此淳彼亦淳。这也是当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应关注的。因为子弟个性、人格的形成，家训家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家庭教育要注意“多读古诗文，扎好中国根”。从“三、百、千”《弟子规》开始，还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昔时贤文》《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等。然后深入《四书》《老子》《庄子》《古文观止》等精彩篇章，让孩子在记忆黄金期（15岁之前）先背下来再说，使其未来有一个发展的宽广平台，以后自能慢慢“反刍”，一生受用不尽，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当然现代家庭教育还要配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要注意“扎好中国根，学做现代人”。可以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为主，广泛涉猎童话、寓言、科学、故事、实用文等，注意将民族性、人文性、工具性与现代性等和谐地统一起来，从而真正造就一代新人。

东方与西方汇通，传统与现代结合，科技与人文配合，是理性文化的复活。家庭教育可以为理性文化的复活奠定一定的基础。既然是家庭教育，那就一定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家长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越高，对孩子的教育就越好。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三字经》《弟子规》，亲子共读，一起进步，共同成长，这是近年来民间创造的“扎好中国根”的形式。这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未来的中国将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是一个有“天地之心”、有“生民之爱”的民族，会真正的“仁者无敌于天下”。

让我们承接文化，开启生命，寻回民族智慧，重植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