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通识”课程第六讲：宋明理学（二）

2025年12月3日，“中国哲学史通识”课程第六讲，继续学习宋明理学。上一讲学习了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本讲王心竹教授用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清晰的逻辑架构为我们展现了宋明理学发展中几位重要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包括二程、朱熹、王阳明等。

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兄弟接续思想火炬，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洛学。二程祖籍河南洛阳，出身名门望族，早年师从周敦颐，潜心钻研“孔颜乐处”—— 探寻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却乐在其中，以及颜回在箪食瓢饮、居陋巷之境中依然不改其乐的精神内核。这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彰显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物质满足，而在于对“道”的体认与坚守。

程颢与程颐虽为兄弟，性格却迥然不同。程颢温然和平、潇洒洒落，程颐则严毅庄重、气质刚方。尽管性情迥异，但二程共同确立了“天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认为“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而他们终将中断1400年的儒家道统接续起来。

二程的学术探索离不开对佛、老思想的吸纳与超越。他们“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惊叹佛教寺院的“三代威仪”，又清醒地回归儒家本位。这种“入虎穴得虎子”的学术经历，使他们能够直面佛学挑战，将佛学的思辨方式融入儒学，构建起新的儒学形态。自宋明理学兴起后，佛学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再也未能重现中唐、宋初之盛，彰显了新儒学的强大生命力。

二程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天理”提升为哲学本体范畴。“天理”一词虽早见于《庄子》，但经二程阐发，成为万事万物的终极依据。程颢直言：“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在二程看来，天理具有永恒性与客观性，“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既是万物“所以然之故”，也是人事“所当然之则”。从自然规律到社会伦理，“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火之热、水之寒是理，君臣父子之伦也是理，这种将宇宙规律与人间伦理统一起来的思想，为儒家伦理提供了本体论支撑。

为了说明天理与万物的关系，二程提出“理一分殊”的重要命题。针对杨时对张载《西铭》近于墨家兼爱的质疑，程颐解释道：《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二本而无分”。天理本为一体，但在具体事物与人际关系中呈现出差异，如对亲人的爱与对百姓的爱虽有差等，却都根源于同一天理。这种思想既避免了过分强调差异导致的自私失仁，也克服了无差等兼爱导致的无义无序，为儒家伦理实践提供了精妙指导。

基于天理论，二程主张“格物穷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但这并非要求穷尽天下所有事物，而是强调在一事上精益求精，通过积累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这种工夫论侧重于对人伦道德的践行，也客观上包含对外物的探索，体现了儒家“持循笃重践履”的学术品格。

如果说二程奠定了理学基础，那么朱熹则将其推向巅峰，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世称“朱文公”，其学被称为闽学。他自幼聪慧，甫能言便问“天之上何物”，十数岁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而喜不可言，这种对宇宙本源与人生价值的追问，贯穿其学术生涯。

朱熹的学术历程丰富而曲折。父亲去世后，他师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位学者，后又三次求教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最终确立儒家立场。为官期间，他清廉刚直，弹劾贪官，兴修书院，在江西南康重修白鹿洞书院并拟定学规，邀请陆九渊讲学，展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开阔胸襟。尽管晚年遭遇庆元党禁，被列为“伪学”之首，弟子避之不及，但他仍讲学不辍，直至逝世。

朱熹的哲学体系精密宏大，“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继承二程天理思想，进一步明确“理”是“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而有理”，是宇宙的根源与万物的准则。“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即使“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凸显了理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同时，他强调天理的伦理性，“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将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上升为天理的体现，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哲学依据。

在理气关系上，朱熹做出了深刻阐发。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而理是本”，理是形而上之道，是生物之本；气是形而下之器，是生物之具。理气“常相依而未尝相离”，如“理搭在阴阳上，如人骑马相似”，但从逻辑上讲，“须说先有是理”。这种理气关系论既避免了理与现实世界的脱节，又维护了理的本体地位，正如明珠在清水中则光明显露，在浊水中虽被遮蔽但明珠本身依旧明亮。

朱熹进一步发挥二程“理一分殊”思想，以“月映万川”为喻：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万千水月都是天上月亮的完整映照，而非分割的部分。这意味着万物各自之理都是天理的完整体现，“只本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这种思想既保证了天理的统一性，又解释了万物的多样性，为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人性论上，朱熹继承二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说。天地之性源于天理，纯善无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气质之性则由气禀而来，有清浊之分，导致了现实中的善恶差异。因此，修养工夫的核心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人欲”并非指所有欲望，而是过分的、违背天理的私欲。通过后天学习与修养，人可以“变化气质”，回归纯善的天地之性。

朱熹的工夫论以“格物致知”为核心。他认为《大学》存在错简阙文，于是重新编排篇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系统阐发其思想。“格物”即“即物、穷理、至极”，接触事物、探究道理、达到极致；“致知”则是推极吾之知识，使其无所不尽。格物的对象广泛，上至宇宙本体，下至一草一木，但核心始终是人伦道德。通过“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渐进积累，最终实现“豁然贯通”，把握天理的所以然与所当然。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提出“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强调“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这种“知先行后”的主张，既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更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体现了理学家“持循笃重践履”的学术品格——真正的儒者不仅要知晓天理，更要在待人接物、应事处事中践行天理。

宋明理学的另一座高峰，是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王阳明出身儒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他早年涉猎辞章、出入佛老，后因仗义执言被贬贵州龙场驿。在龙场的艰难环境中，他“端居沉默，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心学的正式诞生。晚年提出“致良知”三字教，成为心学的核心宗旨。他的学术经历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教学也历经三变：从“知行合一”到“静坐”，再到“致良知”，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心学体系。

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认为，天理并非存在于外部事物之中，而是内在于人的本心，“心即理也”。这里的“心”并非认知心，而是义理本心，是人生来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心。正如王阳明所说“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都只在此心”，不必向外寻求。这种思想颠覆了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的外向工夫，将道德实践的根基回归本心。

对于“心外无物”，王阳明有着生动的阐释。当弟子问深山花树“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时，他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这并非否认花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事物的意义与价值离不开人的意识活动，只有当人的意念指向事物时，事物才获得道德与价值层面的意义。这种观点将主体意识提升到重要地位，凸显了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主张。他针对当时学者“知而不行”的弊病，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认为真正的“知”必然伴随“行”，未能付诸实践的“知”并非真知。他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喻：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见色之时已然好之；闻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闻臭之时已然恶之。这种知行一体的思想，扩大了“行”的范围，不仅包括外在实践，也涵盖内在的心理活动，强调要在一念发动处便克除不善之念。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是心学的最高宗旨。“良知”源自孟子，指人先天具有的知善知恶的能力，王阳明将其提升为宇宙本体与道德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他强调“致良知”既是向内体认本心的工夫，也是向外践行道德的过程，“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这种思想经过王阳明“百死千难”的人生历练，显得尤为真切深刻，成为心学的精神内核。

王阳明的“四句教”浓缩了心学的修养工夫：“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引发了后世的广泛讨论，形成了王畿“四无说”与钱德洪“四有说”的争论，但核心都在于通过为善去恶的工夫，回归心体的纯粹澄明。这种修养路径既强调主体的自觉，又注重实践的落实，体现了心学“自作主宰”的精神特质。

王心竹教授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二程的天理阐发；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为我们展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宋明理学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追求。重新回望，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国哲学的思辨魅力，更能汲取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希望我们传承宋明理学的精华智慧，在当代生活中践行道德修养，追求“知行合一”的境界，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