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通识”课程第五讲：宋明理学（一）

承接上一讲的隋唐哲学内容，2025年11月26日“中国哲学史通识”课程第五讲，王心竹教授继续讲解隋唐哲学演进，并梳理了宋明理学思想发展脉络，带领大家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儒释道三教冲突融摄到理学勃兴的思想历程，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元交融中不断革新的精神内核。

隋唐实现政治大一统，国力强盛，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格局。在文化政策上，唐王朝推行“儒学为先，尊儒崇道”的开放策略，促成儒释道三教的深度互动。这种宽松环境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土壤，经过南北朝时期北方禅学与南方义学的积累——北方重信仰笃实，南方重义理思辨，佛教在隋唐完成了从“移植”到“嫁接”的转化，真正融入中国文化母体，进入宗派佛教的鼎盛时期。王心竹教授认为禅宗六祖慧能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具革命性的思想家，其传奇经历与思想创新深刻影响了佛教的发展走向。慧能的思想核心在于“自性本自具足”，打破了对繁琐经典与长期坐禅的执着。这种思想吸收了儒家孟子“性善论”的精华，实现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对后世宋明理学、文学艺术乃至日韩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梳理佛教发展的同时，王教授阐述了隋唐儒学的复兴历程。唐代儒学虽被宋明理学家评价为“架漏牵补”，但实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前期，唐太宗命颜师古厘定《五经定本》，统一经典文字；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整合注疏体系，为经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武则天时期，出现了疑经思潮，刘知几《史通・疑古》、王元感《尚书究谬》等著作对传统章句之学提出质疑，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内在演进，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关联。安史之乱后，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啖助、赵匡和陆淳等人倡导“舍传求经”，回归《春秋》本义，彰显“尊王攘夷”的大义，顺应了当时重建社会秩序的需求。

中唐以后，韩愈、李翱等思想家掀起儒学革新运动。韩愈提出“道统说”，确立尧、舜、禹、汤至孔孟的儒学传承脉络，以“仁义”为核心内容，批判佛道对文化、经济、政治的危害，力辟佛老以捍卫儒学正统。他推崇《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提升孟子地位，其“性情三品说”细化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李翱则在《复性书》中提出“复性说”，探讨性与情的关系，主张通过“斋戒其心”“知心无思”“知本无有思”的修养功夫，恢复人先天的善性，为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开辟了道路。王教授指出，韩愈、李翱的思想，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方向。

关于宋明理学，陈寅恪先生“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点明了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王心竹教授首先针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存天理，灭人欲”这两个备受争议的命题，进行了客观阐释：前者作为儒家伦理的普遍性原则，强调道德气节高于生命，不应单纯局限于贞洁观念；后者中的“人欲”并非指一切感官欲望，而是与道德法则冲突的过度欲望，儒家并非主张禁欲主义，而是为欲望寻求合理性依据。这种辩证解读帮助大家破除了对理学的片面认知。

随后，王教授深入分析了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中唐以来儒学复兴的持续积累、宋代“偃武修文”的国策使士大夫登上政治舞台、中央集权强化与伦理纲常重建的现实需求，以及儒释道三教的长期交融。宋明理学的核心话语转向“性与天道”，旨在为儒家伦理寻找形而上的依据，实现治心与治世的贯通。其经典文本也从“五经”转向“四书”，所谓“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核心话语转向和经典文本的转换也决定了宋明理学的特点，即思辨化儒学、融合佛老的儒学。

在理学发展脉络上，王教授大概介绍了宋明理学历时性的划分与以学派为线索的划分，使大家先大致了解了宋明理学的全貌。之后，她重点介绍了周敦颐。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以《太极图说》《通书》为核心，融合周易思想与儒释道资源，构建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体系，将天道、人性、伦理贯通一体，并提出了“主静”“无欲”的修养方法与“孔颜乐处”的境界追求，从而为理学奠定了理论框架。王教授特别强调，周敦颐“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的主张，表明宋明理学虽重视内圣修养，却从未放弃修齐治平的外王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始终贯穿其间。

从隋唐儒释道的交融共生到宋明理学的体系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养分，不断实现自我革新。这一历史进程所彰显的包容精神、批判意识与创新活力，对当代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讲既有对思想典籍的深度解读，也有对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让我们深刻领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也使我们深深感知到在讨论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对其要有一个公允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