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仁”的最高境界和最低要求

  《论语》说“仁”百余次，其本意并非次次清晰，如“仁者寿” “观过，斯知仁矣”等单文独语，无具体说话的情境，所指到底何意，只能徒然猜测。但有些段落，即使无具体的语境，由于文义的自我限制，也可“挤”出几分意思。

  在上举孔子所答颜渊、仲弓和樊迟等的问“仁”的谈话，孔子还只说的是“仁”者之政步骤和路数，是起始性的工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一“世”三十年，“王者”三十年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一、“仁”的最高境界

  那么，完成时态的“仁”政之境界又如何呢？《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认为“博施济众”是“仁”，孔子则不同，他宁愿将这“博施济众”的境地视为一种未曾全然实现过的理想之域，表明孔子对尧舜的评价也有所保留。

  然而，与《学而》中“若圣与仁”一样，这里也是“仁” “圣”连言的。因此，“圣”和“仁”并非不相干，下学而上达，两者可视为“仁”道完成状态和实现过程之别，“为仁者”实际永远走在追求仁之理想境界的路途上。路途的起点即在“仁之方”，所谓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此与“仁者，爱人”一样，都表明的是一个“仁”人在对待他人问题上应有的态度。前文已讨论过“仁者，人也”的含义，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仍是“仁者，人也”的另一种表达。“立人” “达人”之“人”，与“仁者，爱人”之“人”亦同，都是“他人”之义，实即《述而》篇“泛爱众而亲仁”的“众”。因此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仍然是正道，是实现博施济众的入手处。

  “仁”是一种为政精神，需要“为仁者”从立志起。因此《论语》中，孔子及其门人大讲“刚、毅、木、讷，近仁”，大讲“君子不可不弘毅”，大讲信、义、智、勇一切“修己以安百姓”的德性，其意不外浇灌志仁行仁的“君子”精神，以塑造“杀身成仁”坚强主体意志。“仁”有诸多的道德精神相助，方可成为德行。

二、“仁”的最低要求

  修身以成为仁者是无止境的，但是，要成为一个仁者却有一个最低限度，那就是“仁者不贪”，成为一个仁者的最低要求就是免除贪的私欲。《论语·尧曰》：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这段话从为政者应当遵行和避免的事情即“尊五美”和“屏四恶”两方面说起。其中“五美”包括君子的德行和威严；“五美”中的前两项，涉及君子处民的原则；从“欲而不贪”开始的后三项，则是指涉的是为政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和外在表现。

  也就是说，谈话包括“君子对民众”和“君子对自我”两方面内容。一个心地歪邪的为政者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善政的。因此可以说，后三项美德是前两项美政的前提条件。在后三项美德中“泰”和“威”，都属于君子为政表现出的仪态、威风，属于君子政治的技术要领，君子为政应当将政事做得优雅得体——贵族政治的一大特征。但是，最考验为政者的为政资格、为政美恶的，还不是“泰”和“威”，而是“贪”与“不贪”。所以，孔子把“欲而不贪”放到后三项美德之首。

  就是说，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要行“仁政”（“美”政），那他必须首先破除自己的贪心。君子因何而能“惠民”？因何而能“利民”？因何而能“屏四恶”？恐怕都得因有这一“不贪”之心而来。“不贪”的话头，在这段不太长的谈话中出现了三次，一则曰“欲而不贪”，再则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三则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欲仁而得仁”的话，又曾见于孔子评论伯夷、叔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故不怨”（见《述而》），伯夷、叔齐连国家社稷的大权利都不贪恋，饿死首阳便无所怨。至于“犹之与人”一句，孔安国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於出纳惜难之。”“犹”，王引之《经传释辞》：“均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有司谓主典物者也，犹库吏之属也。库吏虽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应出入者，必有所咨问，不敢擅易。人君若物与人而吝，即与库吏无异。”“吝”是库吏之道，人君该予人物而不予，便是舍不得，便与“惠而不费”相违背，便是贪心作怪。正说反说，孔子都未曾忘记对“不贪”的提示。

  有意思的是《礼记·礼运》也说到“不贪”，正可作此处的注脚：“用人之仁，去其贪。”孔子所以把“不贪”看得如此重要，在于“贪”与仁的“爱人”是水火不容的东西。作为一个行政者，如果连自己的私心都不能革除，又怎么能行“爱人”的“仁”道呢？这正是孔子理想的统治者的最低要求。

三、小结

  孔子论“仁”，时而说“为仁”很难：“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时而又说容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要达到仁道的最高境界是“任重道远”的，论其难度，连尧舜都未臻完美。但是做到“士志于仁”却不难，它从克服一己私欲开始。难，是说的最高境界；易，指的是最低标准。如此，《颜渊》篇的“克己复礼为仁”便豁然可解。

  “礼”是“仁”的外在形具，“礼”作为文明形态，它的诚实无伪，必须以公正无私的精神为保证。扬雄《法言》解“克己”之意为“克正己之私欲”，实为达诂。孔子说“克己”，试想：就一个人而言，什么东西最应当克制呢？当然是私心。《颜渊》载：“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铿锵的答语中，透出的是孔子对“礼崩乐坏”根本原因的基本认识。在位者的“多情欲”（《论语正义》注引孔氏语）直接破坏了礼法，引起的是全社会心术的败坏。“不贪”虽是最低要求，却是仁政实施的最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