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惠光：“国学热”与“拿来主义”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影射了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中的几种错误做法：“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近百年来，我们做过“昏蛋”“孱头”，现在又轰轰烈烈兴起了“国学热”，如果不加辨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吸收，就很有做“废物”的危险。所以，面对“国学热”，我们很有必要重读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重新提倡“拿来主义”了。

一、不加辨别地学习一些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观点与做法，只能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任何思想、学术观点的产生都有其土壤，时代变了，原来正确的观点、提法可能就是错误的了。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察今》）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社会动荡不安，孔孟提倡行仁政，就减少百姓的痛苦、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言，有他的现实意义。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同情之心”，就是“仁心”，统治者把这种仁心推而广之到政治上，就能够实行仁政，就能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如果自己的目的没有达成，就“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现代社会情况复杂，而且富于变化，如果一味强调官员只要加强自我修养，就能“治天下可运之掌”，未免太简单化了。而且过于相信人的“仁心”，放松对官员的制度约束与监督，现实可见的后果就是大批原本思想过硬的官员前仆后继的贪腐，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要求官员加强道德修养没有错，但如果以为读读传统经典，提倡加强道德修养就能解决执政腐败的问题，未免是太天真了。

二、不加选择的学习，不仅不能提高现代人的思想素养，反而会禁锢人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百家之一，和其他学说在争鸣、碰撞中不断发展，并相互吸收。到汉代，为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重新解释，并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更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利器”。如果不能思辨地看待传统文化，不铲除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那传统文化发挥的作用是很可怕的。

    儒家典籍《论语》中对“孝”有特别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些规定时至今日都特别有针对性，比如：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

    要求人们不仅要赡养父母，更要尊重父母。只有尊重父母，面对父母保持恭敬和悦的神色才能叫“孝”。《论语》更进一步规定，“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不仅在父母活着时敬爱父母，更要爱惜父母之名，能使对父母之爱变成激励子女努力向上的积极力量。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进一步，推及及人，要求人们爱自己的父母孩子，就要爱别人的父母孩子。但《论语》里有些东西又是腐朽的，比如“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的愚孝，“父在 ，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不改父之道 ，可谓孝矣”的保守，“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的繁琐。如果不能批判地学习，不能认识到当时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孝道”在禁锢思想上的重要作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全盘吸收的学习就弊大于利了，这也是“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的先驱者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礼教吃人”的原因。一百年过去，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没有具体分析的学习，甚至曲意解读原意，以迎合社会潮流的需要，会助长学术领域的功利主义倾向，使思想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造成思想领域的荒漠化，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长远看不利于民族的振兴。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一定加以思考辨别，“他占有，挑选。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

（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