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丹：论师者之“仁”与医者之“仁”的交融与互通

教师和医生，这两类职业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们支撑着民族文化和国民健康的传承延嗣与和谐发展。随着时代进步与新兴科技力量的推动，教育和医疗事业都亟需迭代更新、与时俱进。然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核心价值观与方法论，却依然伴随着行业历史潮涨潮落，有着坚不可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如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医文化，越来越被教育界所关注、认同乃至研究。笔者认为，师者之“仁”与医者之“仁”乃系这两类职业能够交流互鉴、合作对话的枢纽和关键。

《礼记》有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教育列为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而被誉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也将医学称为“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素问·灵兰秘典论》），赋予了医学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这两部经典都约成书于汉代，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已经认识到教育与医学对国家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黄帝内经》中医学道德理论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诸子百家中的儒、道、墨、阴阳等学说都被它建设性地吸收、演绎、归纳，而汉代独尊儒术的风尚，也致使中医学在思想方面受到了一定洗礼。

其中，中医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与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便有着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处。在教师和医师两类行业中，都选择了“仁爱”作为职业道德的圭臬，历经百世千代，长盛不衰、用之不竭。

千载以来，孔子提出“仁”，孟子继以“爱”，仁爱思想的泉眼便汩汩而流，江河汇海。仁爱思想首发于思想界、教育界的古圣先贤，进而得到累世累代、各行各业人文价值观的吸纳与推崇。“仁术”一词首见于《孟子·梁惠王上》，但将其与医学相关联，将医学称为“仁术”则是在北宋以后。由于医学蕴涵有博爱济众的特征，加之理学中人对仁爱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医学便被定名为“仁术”。[1]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最早独立探讨医德规范的著作，它的问世同样标志着中医医德理论的初步形成。《黄帝内经》包含《素问》与《灵枢》两部分，在《素问》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中有医德专篇，后文可见相关引用。

明代医家叶文龄在《医学统旨》中提及“医是仁术，是爱之道”；清代喻昌亦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问病论》）可见，“医乃仁术”是对中医药学本质最简要的概括与说明，规定了中医药学包括仁与术两个最基本方面。[2]这与我国古代教师行业的道德要求不谋而合。也可以说，这两大职业因其传道授业的内容与方式，性质与目的方面的特殊性，加之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皆专取了“仁爱”精神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标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伦理对医学道德具有强烈的指导和辅助作用，有“医儒同道”之说与“医乃仁术”之称。而对于当代教育而言，儒家之“仁”与中医之“仁”的因缘际遇，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它们的交融与互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仁”作为师者与医者选拔的第一标准

医者和师者，都要择人而诲。

我国从古代起，对从医者的选拔和任用就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非医德高尚者不得行医。按照《黄帝内经·素问》提出的医德标准，认为医生并非人人皆可胜任。《黄帝内经》载，医者要“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素问·宝命全形论》），这是仁爱医心的最好体现。因此，医生与教师一样，是一个需要扪心自问、凭良心从事的职业。因此，一旦你拥有了医者或师者的身份，就应该对得起这个职业所特定的属性及其所带给你的荣光……

历史上很多名医收徒授业时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学生的德性，认为“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并通过言传身教，使学生最终成为“即有善艺，又有仁心”的“真良医”。这与教师队伍选拔的标准高度吻合。在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和“教育家精神”的要求中，“仁爱之心”是第一铁律。

此外，《灵枢经》也要求医师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后人。如《灵枢·病传》篇曰“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这好比孔子“庭训”。在《论语·季氏》中弟子陈亢以为孔子会对儿子孔鲤的教导有别于他人，但了解情况后，他却“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这句话也恰恰体现了孔子对待儿子与弟子一视同仁的高尚师德。

因此，医者和师者都有志于自己行业的“道”，都怀有仁人志士拯救苍生苦难的“归仁”之心。不过不同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师者之仁蕴含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绝态度，而中医观念中的医者更注重道家“保全真神”“全身养性”的生命关照。中医道德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部分是提倡服从天道、顺应万物变化、知足寡欲等理念，如“我有三宝，持而有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这与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志有所区别。因此，医者之“仁”从师承原则上还需与师者之“仁”加以辨析。

此外，还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精神与“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的医者之理，皆在仁的精神内涵层面作了选拔条件的补充与说明。

（二）在“仁”的概念下，师者与医者有着具体而确切的职业规范

首先，行仁由“礼”。

此一方面，体现在坐立瞻观皆需有礼有节。

我国古医家在医疗实践中非常注重言行举止，他们认为医生的言行举止会影响病人的情绪以及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医生应该做到谈吐温文尔雅，举止彬彬有礼。《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问俗、问讳、问礼都是医师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程序。只有对患者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诊疗工作才能取得患者的配合，从而使治疗达到最佳效果。这一点，也可以为师者提供重要借鉴。医生与患者、教师与学生之间，若想达成理想的治疗与教育效果，必然先要从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做起。

此二方面，爱心与耐心相伴，行为导致结果。

《内经》记载：“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声音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素问·移精变气论》曰：“闭户塞墉，系之病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即要求医生应耐心、细致、深入地了解病情，尽可能地创造出有利于患者道出难言之隐的环境，打消患者的各种顾虑，以负责任的态度争取患者的信任，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病因，以利于治疗。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终始》言：“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素问·方盛衰论》亦言：“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视八正邪，别五中部。”这些论述要求医生应举止有度、态度庄重、精神专一。诊病主要是靠医生认真实施，精神集中，如此才能外可知邪气的侵袭，内可知五脏的变化，否则难得病情玄机。

这些细致的行为规范也与儒家提出的师者之“仁”不谋而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皆对学生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三方面，不追名逐利，不贪图钱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医者要“乐恬快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即安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不作脱离实际的追求。《素问·上古天真论》又讲：“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医者不能因患者地位高低而心生羡慕或轻视，亦不因嗜欲和淫乱邪说而引起视听混乱、心志动摇。反观中国古代师道，更是讲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守身清廉、教人以礼。作为当代教师，确实需要有几分安贫乐道的精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若醉心于功名利禄，抵抗不了名利金钱的诱惑，则可能丧失师道尊严。

其次，术业精湛。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言出自《素问·气交变大论》，也一直堪称为秦汉以后对医者的素质要求及对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基本要求。《灵枢》要求医者有精专的高超技术，使自己成为“上工”，才能治病“十全九”，才能履行防病治病的职责。否则，“下工”之医治病“如刀剑之可以杀人”（《灵枢·玉版》），为医者不能不“慎之慎之”。

医术直接关系着人的健康及生命，学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矣”(《素问·玉机真藏论》)。作为医生，必须掌握精湛的医术，这是毋庸置疑的。“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徐春甫《古今医统》）“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晋·杨泉《物理论》）。

这里我们若以教师的职业身份去体悟，亦会有所触动和感发。虽然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立竿见影，但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过程中，我们确要有“上工”精神，抱着“慎之慎之”的严谨教风，对待每一位学生、每一堂课，不可虚度光阴，亦不可浪费生命、误人子弟。

（三）诚敬致用

唐代药王孙思邈著有宏论——《大医精诚》篇。其开篇便言：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自古明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

文章高屋建瓴，先推举医家之大者立意，让后辈直接感受到一位胸怀苍生的大医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其中“人畜一也”、生命至上的精神觉悟，时时闪耀着“仁爱之光”，读来令人动容。

对此，孙思邈直接点出题目：“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他描绘了当世庸医的种种行径：“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以此为医学界举出了反面案例。他痛心疾首地指出行医这个职业容不得丝毫马虎，否则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儒家思想在此得到了医学领域的发扬与体现。尤其是“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此句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学艺不精、纸上谈兵、实践无用地窘迫愚医之态。

其实，溯源《黄帝内经》，《素问·疏五过论》也曾讨论过临床医生不解病人情况而造成的五种过失。由于缺乏精诚的精神，医者在临床中不注意患者生活环境、思想情绪、饮食起居、脉搏变化、疾病起因等而造成的诊治失误，《内经》都给予了严肃批评。

总之，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概念，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理念，其可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归纳。[3]可见，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在医学道德里，与仁爱等思想一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师者和医者对国民的精神塑造、人文关怀、身心健康都有着极高的职业要求，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必须以“诚敬致用”作为宗旨，对职业务必心存虔诚与敬畏，进而在行动上严谨落实，知行合一，方不失策。

在教育和医疗快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对二者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越是高速发展，除了专业技术之外，对师者与医者道德意识的把控也不容松懈，反而更要强化。近年来对师德的社会反思越来越多，医患关系也一直面临考验。仁爱之心，从远古走来，这颗跳动的“中国心”，其实从未停歇。

随着国家中医药文化进入中小学校园、课堂的一系列政策出台，教师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兴趣积极参与到中医药文化的学习与教学中来。中医药文化与中医经典顺应时代的需求，全民学习已经是大势所趋。

比如，据笔者调查了解，教师们受到中医诊断法的启发，会自觉思考“望闻问切”对指导学生教学与心理上的方法运用；教师会利用中医药知识结合音乐演唱，激发中小学生的保健意识及对中医学习的兴趣；教师通过学习顺应天地四时合理安排课程内容；有的教师甚至可以在简单的舌诊判断下，利用中医理论疏导学生心理，开创心理咨询的中医路径。

因此，对于现代教师而言，中医是一块不可多得的中华瑰宝，是一片蕴藏丰富的矿藏。教师们惊叹于中医精神与理论的伟大与神圣，结合中医思想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的神妙反应，他们在中医这片沃土中采金纳银，如获至宝。而对于医师而言，他们的仁爱之心、救世之愿在中小学教师和孩子们之中找到了根脉与未来，得到了信任与尊重。他们不但是医者，也会以师者的身份参与中小学教师培训，将精湛的技术与高尚的医德通过中医药文化进行传递；对于教师而言，在中医文化的滋养和沁润中，能以更饱满的精神面貌、审慎的治学态度与医者交流对话，互通有无，启发创造，指导教学。他们或医或师，隐约闪耀，熠熠生辉……历史上的“仁爱”精神，时至今日，在师者与医者之间，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与大爱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