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工作室丨徐德琳：尚情特质与仁爱精神、大丈夫人格的共响——《与妻书》的文化解读

《与妻书》表现了缠绵细腻的爱妻之情，更表现了慷慨悲壮的爱国之义。究其文化根源，是魏晋时期尚情特质与儒家仁爱精神及大丈夫人格的共响。当刻骨铭心的爱情与舍生取义的豪情融合在一起，个体化的情感体验已经转化为一种更高的道德人格追求，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后人的心灵。

《与妻书》是烈士林觉民参加广州起义之前写给妻子的绝笔信。在中华革命历史上，烈士用生命写就的绝笔信有很多篇，但林觉民的《与妻书》却特别能打动人心，被誉为侠骨柔情的百年情书，成为不朽的“这一个”。究其原因，是作者基于爱妻之情生发家国大义，使得信中缠绵细腻的爱妻之情和慷慨悲壮的爱国之义交织缠绕，爱妻之情愈浓郁诚挚，就愈加衬托出家国大义的崇高悲壮。当个体化的情感体验转化为一种更高的道德人格追求，就极容易链接整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从而打动千千万万后人的心灵。

孙绍振教授认为：“要穷尽作品的唯一特殊性，还得把他还原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层次地去还原作品的特殊性和个别性。”[1] 从情感角度深入品析鉴赏《与妻书》的文章已经有很多。本文拟将《与妻书》呈现出的情感特质放到历史文化背景中，探讨其丰沛情感下的文化根源。

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2]林觉民表达出来的爱妻之情浓郁缠绵，不同于儒家在情感上的克制内敛。这不仅仅来源于书信体的私人化表达，更是因为林觉民继承了魏晋时期尚情的人生态度。魏晋时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士人深感人生无常，生命意识觉醒，追求顺情适性，主张情感应该回归于真实的生活和人生，同时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生离死别时的哀伤感喟。其典型体现为《世说新语·伤逝》中的这则故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3]

王戎因为幼子去世，悲不自胜，山简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伤心。王戎说圣人心涤世外，不涉于情；最下之人搅扰于世，顾不上有情；能情有所钟的，只是我这样的人罢了。王戎对“情”的言说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的尚情特质。

林觉民与妻子陈意映的婚姻是父母包办而成，但两人的感情极好。陈意映的名字是陈芳佩，意映是她的字。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陈元凯是帝师陈宝琛的族亲。林觉民文采飞扬，陈意映也擅长诗文。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时，写过《厚爱》一文，称“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烂漫女子也”[4]。林觉民用了“绝同”一词，可见两人是如何地志趣相投。在《与妻书》中，林觉民“大旨谈情”，真诚直接地表达对妻子的深爱之情。他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卿卿”，“卿卿”相当于“亲爱的”，这一夫妻间的昵称正是出自《世说新语·惑溺》。魏晋时期王安丰的妻子经常用“卿”来称呼自己的丈夫，王安丰认为这样于礼不合，但妻子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5] 后来卿卿成为相爱男女之间的昵称。

林觉民在死别之际毫不隐晦地向妻子诉说“吾至爱汝”“吾真真不能忘汝也”。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多么地悲伤，以至于“泪珠和笔墨齐下”“几欲搁笔”。这样热烈地表达对妻子的情感，是《与妻书》之前的士人文字中是很少能见到的。他回忆自己和妻子讨论谁先死谁后死的谈话、回忆甜蜜的新婚生活以及两次离家的原因和心情，并书写了死后三个愿望。在先死后死的讨论中倾注的是对妻子的关心体贴，在低低细语中展现的是岁月静好，在离家前的醉酒中体现的是对身怀六甲妻子的关心与不舍，在死后愿望中表达的是对妻子的深切爱恋。这种对妻子的情感也很容易让人想到魏晋时期的荀粲。《世说新语·惑溺》记载了荀粲在冬天到户外冻冷全身，然后以自己冰凉的身体为发热的妻子降温。妻子最终不治身亡，他也因为思念亡妻而悲伤过度，不久去世。

魏晋时期的尚情特质不仅体现了对所爱之人的深情，也体现为江山家国的有情。太子洗马卫玠决定要渡江去江南避难时，身形憔悴，神情悲伤，他对随从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6] 茫茫长江隔断了南北，西晋王朝在异族的铁蹄下灭亡，中原战乱渐起，天下大乱，凡是有情之人，都会忍不住百感交集、无法排遣忧伤。

魏晋时期的尚情特质是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必然延伸。他们挣脱礼法的约束，纵情表达自己对人与事的爱憎，在背离与反叛中表现了内心世界的一往情深。林觉民生于清末，没有被动接受当时的社会现实，苟且于世，而是勇于寻找改变中国现状的道路。他把对妻子的深情发展为对民众的悲悯之情、对于国家的担当之情。正因为如此，在写到天下人的悲惨处境时，林觉民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说：“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又说：“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这两句都化用了王戎对“情”的解说，正是对处于必死之境中民众的同情与悲悯。这样的悲悯胸怀让他率性就死，一腔孤勇，果断地走上就死的道路，坚决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钟叔河说：“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7]林觉民在信中所说的“至爱汝”与“不顾汝”看似矛盾，其实正是家国情怀的统一。“不顾汝”是因为爱国，而爱妻正是爱国的出发点，反过来爱国也是为了更好地爱妻。爱妻与爱国两者密不可分，都体现了魏晋时的尚情特质。

林觉民从爱妻之情出发，走向了对民众、对国家的大爱，除了他的深于情之外，其最重要的文化根源是儒家的仁爱精神。“仁”的基本含义是相亲相爱。《说文解字》中解释“仁”为“亲也，从人从二” [8]，即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孔子创造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者爱人”，即一个具有仁德精神的人一定会爱他人。这个“他人”既包括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也包括其平常可以接触到的人，进而推广到天下之人。这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9]，则是将这种仁爱精神进一步发扬，推广到万物。

士人是儒家精神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把“仁”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曾子就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0] 林觉民正是士的代表，他悲痛自己与妻子“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难以持续小家的岁月静好。他在信中先是用比喻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状况：“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后又用激越的情感痛陈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邪恶力量，民间有不法之盗贼，外敌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内政有腐败夺利的当权者。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吃人”社会结构，使“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林觉民认为在这样的中国，自己和妻子也难逃死亡或离散的命运。要和妻子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为了让天下人能够爱其所爱、“称心快意”，就必须改变眼前的这个世界。仁者推己及人，所以林觉民在这样黑暗的社会中“卒不忍独善其身”，而以“仁者”来要求自己。他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正因为自己幸福，所以希望天下人也是幸福的。他在信中告诉妻子：“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正是因为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林觉民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者。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倾注在自己所爱的人所爱的土地上，舍弃了夫妻幸福、舍弃了小家、舍弃了生命，去谋求天下人的幸福、谋求国家的光明未来。他从推己及人，同时也希望妻子能因为自己的崇高精神而消解心中的丧夫之痛，用自豪、 骄傲甚至快乐表达出对自己之牺牲的理解、认同与接受。这样的仁者精神也体现在他写给父亲的遗书中：“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11]林觉民自称“不孝儿”，在忠孝不能两全中选择了国家和民族。

儒家肯定精神与道德的自我主导作用，在道德实践和政治诉求上表现出“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的称呼，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2]孟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在此基础上，孟子首先张扬了“大丈夫”人格精神的旗帜，为后世确立了明确的精神道德规范。

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居仁由义，以天下为己任。他住的是“仁”这个天下最广的安宅，立的是“礼”这个天下最正中的位置，行的是“义”这个天下最宽阔的大道。这是一种浩然正气，养存于心中，流贯于血脉，形成一种内在的充满自信的气势，最终外化为一种伟岸的人格和凛然的气概，在危难时刻就会迸发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展现出伟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于己体现为对个人尊严、内在节操的坚守，于民族于国家则体现出舍我其谁的担当。一旦一个人具有了这样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或威胁，都能处变不惊，坚忍不拔，做到“不动心”，堂堂正正屹立在天地之间，就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岸大丈夫。

林觉民生父是林孝觊，幼时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叔父林孝颖。林孝颖擅长诗词，是当时的名士，教导林觉民十分用心，林觉民幼时便展现出惊人的才华。1899年，13岁的林觉民被养父林孝颖送进了科举考场，却在考卷上仅写下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就扬长而去。对于志向远大的林觉民，个人的功名利禄不是他价值追求的原初选择。1902林觉民进入了全闵大学堂文科学习，深得学堂总教习叶在琦的喜爱与赞赏。叶在琦曾经对林孝颖称赞林觉民：“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 [14]

放弃功名利禄的林觉民关注的是家国天下，他认为中国非革命不能自强，在《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中林觉民痛苦地说到：“……常常听到我的父老百姓们的呻吟之声。我常常思考怎样告慰我的父老，却找不到方法。可是岁月不居，日子越过，生活状态越趋下，再犹豫，我恐怕要随着我的乡亲父老们一起死得很难看了。” [15]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本可以逃离，但是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林觉民找的方法也是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同胞，他对同行的革命者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 [16]所以他率性就死，明知道自己参加起义生还可能非常小，但还是坚决地踏上了死地。他在《与妻书》中写到：“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林觉民认为如果起义失败，死去的革命烈士会很多，就一定会感动同胞：“顾谓吾辈死，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17]正如林觉民所料，黄花岗起义死难的烈士有姓名者共86人，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同胞，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同年11月，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

林觉民被捕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认为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底光明如雪”，这样的一个奇男子不能留给革命党。林觉民死前备受酷刑，就义时俯仰自如，展现出以仁义为底色、以不动心为外显的大丈夫形象。这种形象因为尚情特质显得格外侠骨柔肠。探寻林觉民爱妻之情与爱国之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读懂革命烈士，理解《与妻书》展现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

[1]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J].语文建设，2008（3）.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823.

[3][5][6]郭辉.世说新语译注评[M]. 北京：中华书局，2017：545，800，71.

[4][11][14][15][16][17]陈碧.林觉民：铁血柔情的黄花岗烈士[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34，77，22，23，60，61.

[7]叶绍袁.甲行日注（外三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4.

[8]许慎.说文解字（注音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5：159.

[9][13]方勇.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281，225.

[10][1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228.

主持人王建稳，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中语文组教研组长，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海淀区名师工作站语文学科组长、导师，海淀区进修学校兼职教研员，著有《王建稳讲语文》。

王建稳工作室成立于2020年7月，是海淀区语文学科基地、八一教育集团语文教学教研共同体。工作室以“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交流研讨、共同发展”为宗旨，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目标，以课题研究为切入点，在课堂教学研究和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