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工作室丨赵霞：以人称代词为切入口分析《装在套子里的人》（节选）的多重主题

“我们”一词在《装在套子里的人》（节选）中共出现24次，其指代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其他特定人群、全城人、教师群体三类。虽然“我们”的所指不尽相同，但常常具有深刻含义，和作品的主旨有一定关系，可以借助分析这些句子的丰富内涵探究作品的多重主旨。

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节选）为统编教材必修下第六单元中的篇目，单元人文主题为“观察与批判”。选入课本时, 编者对原文进行了删改。节选部分删去了原文中的诸多环境描写、部分情节和人物，如兽医伊凡·伊凡尼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阅读者对小说解读的偏差，出现人物形象解读标签化、作品主题理解扁平化等问题。很多学生认为这篇作品旨在批判像别里科夫一样奴性十足、封闭保守的套中人，揭露其思想行为的可悲可笑。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对作品还需要进一步深读、细读。

节选部分“我们”这一代词共出现24次，其所指代的对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其他特定人群：别里科夫和“我”，如“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华连卡和柯瓦连卡，如“‘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柯瓦连卡和别里科夫，如“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二是全城的人，如“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三是教师群体，如“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我们教师们都怕他。”“我们”所指代的对象虽然不尽相同，但大都与作品主旨有密切关系，可以借助分析这些句子的言外之意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探究作品的多重主旨，更好地体会“观察与批判”的单元主题。

当“我们”一词指向“别里科夫和其他人”时，常常能揭示人物间的关系。叙述者“我”是别里科夫的同事，小说4次以“我们”指代“我”和别里科夫，例如，“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我们走啊走的。”这些语句揭示了二人平时有一定接触，布尔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别里科夫的言谈举止，从而为以布尔金的视角讲述故事提供了可能性。二人同住一屋，本应彼此熟悉，但是“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这一反常现象再次刻画了别里科夫的自我封闭隔绝、古怪孤僻，也表明二人关系的疏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布尔金讲述别里科夫故事时充满不解、嘲讽的语气。  

文中还有3处“我们”指代的是别里科夫和柯瓦连卡。当别里科夫主动找到柯瓦连卡向其解释漫画事件时，本来是想证明自己行为坦荡、举止适宜，从而消除误会。结果却对柯瓦连卡骑车、穿着等评论，还给出“忠告”，导致二人关系剑拔弩张。临走之前，别里科夫说道：“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这里的“我们”是指别里科夫和柯瓦连卡，在柯瓦连卡看来，二人的谈话并没有什么对上司不敬或不合宜的内容，所以他说“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别里科夫却怀疑也许有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还一定要将二人的私人性谈话内容报告给校长，以防他人偷听，避免别人误解闹出乱子。本来是非常普遍常见的同事间的交谈却成为别里科夫的疑神疑鬼的心病，可见其怯懦多疑，谈话内容的正常普通与别里科夫的紧张多虑形成张力，愈发体现其行为的荒谬可笑。

“我们”具有群体性特征，蕴含着叙述者的情感态度和立场。在评论别里科夫的行为对周围人的影响时，布尔金多次使用“我们”。这里的“我们”有时是指教师群体。例如，别里科夫认为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学生们才能安分，学校才不会闹出乱子。别里科夫不仅主观上如此认为，还“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只好”给人无可奈何、被迫妥协的感觉，但文章并未叙述别里科夫采取了什么具有强迫性的举动，只是写到“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令“我们”屈服。这些“有思想的、很正派”的教师理应是社会上思想相对先进自由的人，但他们的学识、思想却与妥协退让、苟且求安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别里科夫的叹息和表情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何本应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竟会被一个普通教师辖制如此之久？除了别里科夫本身的因素，是否还有被辖制之人的内在原因？面对这个问题，布尔金采取了语焉不详的叙述策略，对自身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谈到全城人被别里科夫辖制时，布尔金说道：“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别里科夫之所以能辖制整个中学足足十五年，导致“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除了因为别里科夫的思想与当局倡导的价值体系契合，还因为全城人都有奴性思想，他们不敢反抗，也不会抗争，早已习惯了忍气吞声，苟且求安，对保守封闭、僵化奴性的思想行为容忍妥协甚至屈从纵容。在谈及全城人的妥协时，前面一句用“我们”，最后却用“他们”而非“我们”。奴性苟安的何止全城人，作为教师本应思想更为先进的布尔金何尝不是如此呢？但布尔金这个叙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状态和别里科夫，甚至是和全城普通人的并没有本质区别，自己已然变成“套中人”却浑然不知。

对于自身的不足，布尔金采取了回避的策略；对于别里科夫的不足，则是冷嘲热讽。叙述别里科夫的故事时，布尔金将其视为不可理喻的怪物，无法理解他的怪异行为。“他也真怪，即使在最睛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在这段文字中，“真怪”以及“总是”“老是”“总要”“总想”等同义词反复使用，既揭示了别里科夫隔绝人世、逃避现实等反常行为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深，也暗含了布尔金对别里科夫的不解和嘲讽，有意拉开与别里科夫的距离。

不仅如此，布尔金还把别里科夫的故事当作笑话，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其嘲笑。“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中的“差点”表示某种事情接近实现或勉强实现，情感比较复杂。如果是说话人不希望发生某事，“差点”常指事情接近实现而没有实现；如果说话人希望发生某事，“差点”表示惋惜之情。结合上下文，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恋爱没有修成正果，此处的“差点”含有庆幸别里科夫没有结婚的意思。布尔金对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固执保守的套中人居然会恋爱表示无法理解，语句中含有惊讶、揶揄的味道。在谈到别里科夫恋爱一事时，布尔金说道：“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我们”一词用来修饰某人、某物，常常有亲切之感，但是结合上下文中的“差点”“昏了头”等词语，会发现这里的“我们”含有揶揄嘲讽之意。即使是对于别里科夫离世一事，布尔金依然保持嘲讽态度。“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中的“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含有事情发生得晚的意思，布尔金对同事别里科夫的去世不仅没有悲伤，反而希望他早点离世，可见其对别里科夫厌恶至极。布尔金在嘲笑别里科夫时，却忘记了自己也是套中人的事实。他发现了别人言行上的保守封闭、荒谬可笑，却忽略了看似正常的自己，内心深处同样被奴性的枷锁牢牢束缚，这种对别里科夫的讥讽无非“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从“我们”一词所指来看，根据语言学理论，第一人称复数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非常复杂、模糊,无论是数量还是界限都具有一定模糊性。由于“我们”的指称范围存在着界限和数量的模糊性，因此叙述者常常用“我们”来推卸个体应承担的责任，选择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所隶属的群体等。从心理学角度看，“责任分散效应”理论认为，当一个人面对任务时，他会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但如果多人面对同一任务，则会出现责任分散现象，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进而产生观望的从众心理。根据这一理论，谈及问题时使用“我们”一词常含有逃避罪责，以示无辜之意。别里科夫的言行降服的并非“我”，而是“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当软弱妥协变成一种社会风气，作为个体的布尔金就为自己的缺点找到了心理安慰——大家都如此，自己自然也可以如此。面对自身的不足，布尔金试图以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方式逃避指责，只想苟且于眼前，不愿加以改变。

“我们”所指代的群体和别里科夫的思想行为具有相似性，但叙述者却对人对已有两套评价标准，从中可见布尔金们的可悲之处，他们不敢直面自身的缺陷，不愿改变不良现状，选择了自我安慰麻醉的逃避。这恰恰是作品深刻批判性的体现。

“我们”是一个群体，无论是指教师群体，还是指全城人，“我们”一词都表明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并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整个中学”写出了别里科夫的影响范围之大，“足足十五年”表明影响持续之久、改变这一现象的难度之大。别里科夫不仅影响整个中学，全城都受他辖制。“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别里科夫不仅影响面广，而且影响程度深，人们畏首畏尾，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等正常活动都受到限制，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等美德嘉行也销声匿迹。然而契诃夫却在多处描绘别里科夫的虚弱胆怯，例如，“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别里科夫虚弱胆怯的表现与反常的影响力形成反差，这不禁让人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别里科夫反常的影响力。

别里科夫去世后，“我们”从墓园返回，“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快活自由的经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可见人们被束缚之久。最可怕的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可见人们被束缚的程度非常深，已经很难从套子似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以上这些语句中反复出现的“我们”一再提醒读者套中人现象的普遍性。小说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别里科夫，还有软弱怯懦的全城人，以及跨越国别、时代的人类共有的封闭保守的丑陋人性。

小说还对造成人类保守封闭的根源进行了反思。除了人性中的奴性思想，作品还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反思。“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这种“郁闷、无聊、乱糟糟”的生活是产生别里科夫式套中人的根源，如果生活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套中人现象依然会继续存在。

综上，课文删节版与原文相比，虽然在情节的完整性、故事的合理性、内容的丰富性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但选好切入点，立足文本，细品字词，依然可以感受原文主旨的深刻性、思想的批判性和作品的经典性。

主持人王建稳，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中语文组教研组长，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海淀区名师工作站语文学科组长、导师，海淀区进修学校兼职教研员，著有《王建稳讲语文》。

王建稳工作室成立于2020年7月，是海淀区语文学科基地、八一教育集团语文教学教研共同体。工作室以“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交流研讨、共同发展”为宗旨，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目标，以课题研究为切入点，在课堂教学研究和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