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史上最默契、最动人的“黄金搭档”

捧读《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88封书信通篇都是筹建考古研究所、采购设备、规划发掘、争取经费、培养人才、协调工作、牵引考古事业发展的平实记录。这些信笺，既是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的真实档案，也是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先生同心创业、以身许学的生动写照。

梁思永与夏鼐初见于安阳，共同经历了战火洗礼，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中年、从师生到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留存至今的书信中，一封1941年梁思永致夏鼐、吴金鼎的信札，字里行间尽显同道学人的赤诚与友谊。两位先生本可各自治学、独善其身，却在国家百废待兴、考古事业重建的关键时刻，因封封书信联结在一起，携手扛起重建中国考古的千钧重担。

1949年北平解放，但因多年战火，全国考古工作陷入停顿，人才四散、设备流失。梁思永常年胃病、肺病缠身，却始终不肯放弃“为国考古”的初心。在他看来，当时能够挑起考古事业大梁的，只有远在浙江的夏鼐。于是，他以病弱之躯，提笔写下一封又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力邀夏鼐北上。

1949年6月20日，梁思永在信中直言，“残废的命运似已确定，往后只能替诸兄打点小杂而已。来，来，赶紧来”。同年9月29日，他再次致信夏鼐，语气郑重：“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与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这不是朋友间的寻常邀约，而是把一个学科的前途郑重托付给知己。彼时，夏鼐在浙江大学任教，北京大学也向他发出聘请。1950年，夏鼐毅然放弃江南优渥生活，举家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同年8月，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

这场始于书信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两位先生的惺惺相惜，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新起点。

建所之路，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梁思永与夏鼐同心协力、从零开始，一起谋划建所大业。他们共同商议机构设置，划分行政、研究、技术、图书等部门，明确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等研究方向，制定工作制度与长远规划。书信之中，两人反复磋商、调整，每项安排都立足长远、每个决定都着眼科学。

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在上海采购照相器材

设备极度匮乏，是建所初期最现实的难题。为了给考古研究配齐“武器”，两位先生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合作”。梁思永坐镇北京，联络渠道、办理手续、统筹经费，一次又一次嘱咐即将北上的夏鼐前往上海实地询价、验货采购。他们的书信中满是专业而琐碎的沟通，徕卡相机、蔡司镜头、带望远镜平板仪、罗盘、标尺、软片包……型号、产地、价格、数量、运输方式等，一项项确认、一遍遍核对，不容半点马虎。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采购工作，为后续辉县、长沙、豫西等地的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在搭建机构、购置设备之外，两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共同设计中国考古的科学发掘体系。两人反复打磨发掘方案：遗址选择、探方布设、地层记录、文物保护、人员分工、工期安排，无不细致推敲。夏鼐后来曾评价，自梁思永参加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建所之后，这套严谨规范被两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探索创新，构成新中国考古的田野规范基础。

从探沟尺寸、绘图比例，到器物编号、遗存修复，再到现场记录、室内整理，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让辉县发掘一举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国宝级文物，而且践行了田野规范，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新中国考古很快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如果说建机构、购设备、定规程是为中国考古搭起骨架，那么梁思永与夏鼐最可贵之处，在于形成内外分工、无缝配合的创业模式：夏鼐冲在田野第一线，主持发掘、保护遗址、举办展览；梁思永坐镇北京，包揽所内繁杂事务，成为最稳固的后方。一个向外开拓、一个向内稳守，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默契、最动人的“黄金搭档”。

1950年辉县固围村2号墓扰土中出土的错金银铜铺首

1950年10月，夏鼐到任仅一周，便带领考古研究所几乎全体人员奔赴河南辉县，开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田野条件异常艰苦，但夏鼐始终坚守工地、亲力亲为。在长沙，他主持发掘战国至两汉墓葬160余座，初步揭示该地区战国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在豫西，他系统调查仰韶、龙山遗址，厘清文化谱系与年代关系。他在给梁思永的信中，频繁汇报工地情况：“琉璃阁墓地近年来盗墓风炽”、“固围村之大墓以流沙关系，多未到底”、“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此间所存经费，可支持至下月初”。虽言语朴实，却处处体现专注、负责、节俭与敬业。夏鼐以实干立身、以严谨治学，把中国考古的整体水平带上新台阶。

与夏鼐冲锋在前形成完美呼应的是梁思永在后方的殚精竭虑。他甘当绿叶，主动扛起所内繁重琐碎的事务，其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一项，就是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证田野一线不停工、不断粮、不挨饿，梁思永拖着病体，一次次奔走于科学院、财政部等部门，耐心说明考古工作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细致报送预算，据理力争，恳请保障发掘经费。书信里，他不断向夏鼐通报经费进展：“十月份经费今日可拨到”、“到后当即将田野费汇去”、“十二月八万斤绝不能核减”、“只是冻结的四千多万元还没有准提取，现在正在积极斗争中”。经费不到位，他彻夜焦虑；经费批下来，他第一时间汇往前方，并写信宽慰夏鼐，“绝不使工作因经费不足而发生困难”。

除了争取经费，梁思永还要处理无数行政琐事。他在病榻上以一己之力稳住全所大局。傅斯年曾评价他，“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正是梁思永的坚守、担当与公心，让夏鼐在前线能够心无旁骛，让整个考古研究所运转有序、稳步成长。

梁思永先生

1954年，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他把生命中最后一丝光和热，全部奉献给了倾尽心血的考古事业。夏鼐悲痛万分，在悼文中写道：“梁先生本来是领导的核心，现在这‘核心’走了。”此后，夏鼐独自扛起重任，沿着两人定下的道路，继续推动中国考古走向成熟、走向规范、走向世界。他用一生坚守，兑现了当年北上赴任的承诺，延续了梁思永未竟的事业。

梁思永与夏鼐的往来书札，承载的远不止考古研究所的创业艰辛，更映照着两位先生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筚路蓝缕的起步征程，字里行间皆是对新中国考古的深谋远虑与呕心沥血。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考古早已今非昔比：设备先进、技术一流、人才济济、成果丰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推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梁思永与夏鼐在一穷二白的年代，用一封封书信、一次次奔波、一铲铲发掘、一笔笔经费争取，一寸寸打下的根基。

今天，我们缅怀梁思永和夏鼐，不仅是为了回望那一段峥嵘岁月，更是为了传承他们携手铸就的精神血脉——同心共济的团队精神、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家国的报国精神。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6月2日。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