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 | 中国书院的文明史意义

【作者简介】

　　朱汉民，湖南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岳麓书院原院长。国家重大学术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与《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委及分卷主编、韩国哲学学会《哲学研究》国外编委。曾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第六届副理事长，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中国书院的文明史意义

朱汉民

　　中国书院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中国书院定型于中华文化发展到成熟的两宋时期，故而可以理解为华夏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期的标志性成果。所以宋代书院一旦确立之后，就能够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表现出文化深厚、优势突出、成就显著等一系列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的古典教育、文明形态的杰出典范。而且，中国书院制度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成为东亚儒教文明的重要文化标识，最终成为人类多元化高等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独特模式与杰出代表。

　　如何才能够从总体上考察这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浓缩中国教育理念的书院文化的历史，必须将其纳入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中，展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书院从萌芽、定型到发展、衍化的漫长历史。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当然首先是因为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独特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能够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教育的创新意义与独特贡献。我们还应该关注中国书院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形态，在考察中国书院历史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书院文化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由此进一步思考、探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书院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书院精神与士大夫精神传统、书院教育传统与学术传统的互动关系等等。通过对中国书院的文明史意义的考察，进而能够了解中国书院对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演变发展的影响。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历元明清各代兴学不辍。图片源自网络

　　一、书院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同样具有政教相通的特点，但是中华文明政教形态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从事文化传承、人格培养的“师”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开启中国轴心文明时代的孔子就是以“师”来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他最高的精神冠冕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开拓的思想体系，对早期儒家的政教理念产生深刻影响。早期儒家的政教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德”、“礼”、“政”、“刑”的价值与效能有一套从高到低的序列评价，孔子认为，“德”高于“礼”，“礼”高于“政”，“政”高于“刑”。“德”、“礼”、“政”、“刑”是一种文化价值递减、效能逐渐降低的序列。在中国传统政教体系中，德、礼属于“教”，而政、刑属于“政”，孔子通过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合理性与政治有效性作比较，肯定“教”是高于“政”的，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礼”具有更大的价值合理性与效能优先性。

　　西汉以来建构的国家系统、文明体系要求政教合一，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初衷。但是，汉朝完成的政教形态是“秦政”与“周孔之教”的结合，从文明体系的价值关系上看，汉帝之政终于皈依于周孔之教；但是从实际的权力关系上看，又可以理解为周孔之教依附于帝国政治。汉武帝能够愿意将周孔之“教”纳入到帝王之“政”的政教体系之中，历史的实际过程均是帝国治术选择的结果。士人德教礼治的六经之学，通过依附于帝王强大的政治权力而获得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所谓“阳儒阴法”、“儒表法里”是对这一政教形态的进一步精神实质的表述。汉宣帝对汉代实行政教形态的实质，有非常鲜明和确切的表述，即所谓“霸王道杂之”。在两汉建构的政教系统，帝王们讲的德治、仁政主要是一种依附于帝国权力的“儒术”。

　　唐宋历史变革为秦制主导的政教形态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当时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宋代士大夫希望不仅强化其文化主体的地位，也希望在国家有更大的权力而获得政治主体地位。唐宋之际发生的历史变革其实体现出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型主要寄希望在以下方面：将汉代帝王主宰建构的政教形态，转化为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政教形态；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希望将汉儒参与其中的汉学体系，转化为由宋儒重建的宋学体系。宋代士大夫既是那个时代主导创通经义的文化主体，又是同时代主导革新政令的政治主体，故而实际上就是推动两宋时期政教形态的转型的核心力量。

　　唐宋之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思想敏锐的儒家士大夫意识到，再延续汉唐儒家对经典文本注疏的“师法”、“家法”，已经不能够解决唐宋以来现实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儒学必须从汉唐经学注疏之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唐中叶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儒家士大夫特别强烈地表达出主导政教体系的愿望。程颐应邀担任哲宗的经筵讲官时，曾经对当时应该建构的政教形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①这恰恰体现出一个不同于汉朝的宋代士大夫主导建构的新型政教理想的追求。而且，宋儒不仅仅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另外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对民间书院的教化。前者只有少数士大夫才可能拥有的机会，而后者却是每一个士大夫均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书院的文教成就更加显著，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宋代书院成型后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成为宋代一大文化景观。后来发生的这一切，显然与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推动民间书院教育直接相关。

　　所以，宋代书院从兴起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宋儒总是将文化推广、社会教化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他们创建代表士大夫对重建政教形态信念的民间书院，事实上后来成为他们为后世留下的重要文教成果。宋代书院兴起之时就与宋代师道复兴运动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宋儒希望重新张扬先秦孔孟等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以努力推动宋代书院的建设，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新的政教形态形成。

　　宋代书院其实是宋代士大夫推行其政教理想的制度性体现，宋代史家马端临明确提出：“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兴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②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的州县之学，它们均是由朝廷诏旨主导的官学体系，完全是朝廷之政掌控下六艺之教。而书院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这是读书人能够自己创办、自己主导的教育体系。士大夫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新的政教理想，在孔孟师道之“教”的主导下而重塑华夏文明的政教理想，希望将书院建构成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文教典范。重视师道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就鲜明表达自己政教理念，他在《洪范口义》探讨的国家治理大法中，就包涵着他的师道理念及其重建政教的理想。胡瑗在他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诠释中，特别强调师道高于政治权力，努力提高“师”在儒家理想政教形态中的地位。胡瑗说：“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③胡瑗将“师”的地位提高到天下之根本的地位，其实也是强调“师”应该居于政教形态的主体地位。如果从这一个视角考察宋代书院兴起，就具有对中国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关系的深一层理解。

　　中国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制度，其实是中国古典教育成果的集大成者。这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的特色，不仅是它继承、发扬了早期儒家以“师道”为使命的政教文明特色，甚至可以说，宋代书院的定型恰恰是完成了“师道”的制度性探索。两宋时代兴起的书院制度，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包括先秦诸子私学、汉儒精舍、魏晋竹林清谈、隋唐寺院禅修等等。作为一个教育组织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士人、士大夫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独特文化教育组织，宋代书院得益于千百年来教育形式的不断探索、不断积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成功的教育制度和讲学形式，在宋代书院这里似乎均可以找到。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教育史曾经经历过几次重大历史变革，即所谓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学术史变革，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教学内容的演变和发展，也包括教育制度、教学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而后者恰恰是书院制度的渊源。没有前面长期的教育实践的一千多年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宋代书院的形成。宋代书院成功地将以前教育实践的成果，都吸收、集中到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中来，从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书院制度。所以，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是集历史之大成的结果。

　　由于书院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以士大夫为本位的政教理想为范型。所以，书院的主持者、管理者并没有纳入到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书院聘任山长、选择学生有着独立自主权。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的师儒充任山长。这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他们可以自由地确定书院基本规制，即确立教学、藏书、祭祀的整体制度安排与实际内容。如以人才培养与教学制度而言，主持书院的山长即可自己确立本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制定相关的学规、教条。在祭祀方面而言，山长也可以自己确立本书院的祭祀对象，不受其他外在政治力量的主宰，也不受其他强势学派的干扰。在藏书、印书方面而言，书院主持人更是有自己的自主权，选择自己喜爱、偏好的文献典籍。总之，主导书院教育的士大夫能够进一步强化宋儒秉持的“师者，天下之根本也”的政教理想追求。这一种书院制度也促进了书院生徒的自由流动，他们可以择师而从、来去自由。所以，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④正是由于书院管理的相对的独立性，使得许多儒家士大夫获得了文教的相对自治权，他们希望推动由“教”主导“政”的理想文明形态建设。可见，宋儒复兴的师道精神，其实是为了强化师儒在政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范仲淹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说：“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⑤这一个“道”体现在“政”就是“王道”，而体现在“教”就是“师道”，它们具有相通的政教精神与文明内涵。所以，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诸儒在推动宋代书院制度定型的同时，代表了宋儒对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

　　尽管元代、清代的大量书院出现官学化倾向，它们或者是纳入官学体系，由朝廷直接委派山长；或者是由朝廷、地方官府强化对书院的行政管理，对书院师生实行督查、奖惩等措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朝廷的“政”主导了书院的“教”，士大夫在政教形态中的主体性地位下降。但是，从书院的文明意义而言，政教相维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由于书院的特殊形态与历史传统，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保留宋儒创办书院的初衷，继续通过书院发挥自己作为文教主体的重要作用。总之，只有将书院制度纳入到宋儒政教相维的文明体系，书院制度的历史意义与文教价值，才能够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

应天书院，史载“州郡置学始于此”。图片源自：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应天书院)网站

　　二、书院精神与士大夫精神

　　早期儒家提出的“师道”理念，一方面是传承了上古三代奠定的政教一体的文明理念，体现出将教育纳入到国家治理中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轴心文明时期的“哲学突破”，他们坚持以“师道”的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表达出教育在价值理想、文明发展实现中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早期儒家关于师道的思想理念，深刻影响了宋儒的士大夫的精神传统，进而影响到他们建构发展起来的书院精神。如果说宋代士大夫“留意斯文”而推动了他们自觉创造了独特的书院制度的话，那么宋代士大夫以师道为终极关怀的精神传统，建构了独特的书院精神。从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那些受到后来人们褒扬的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书院精神”，其实就是书院组织的灵魂人物——士大夫的精神表达。而所谓“书院精神”，恰恰是浓缩了宋代士大夫终极价值的师道精神。

　　从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呼唤，就是在批判汉唐士大夫沉溺章句辞章之学的陋习时，强烈呼唤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使命的“师儒”，早期儒家号召士人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应该将自己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相结合，最终凝聚为一种“师道”精神。宋代士大夫推动的复兴儒学与重建儒学，也是从复兴早期儒家的师道开始的。推动宋学兴起“宋初三先生”又是“师道”复兴的推动人，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⑥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面对“师道废久”的文教衰落，通过创办书院、发展地方教育而重新开拓“学者有师”的文化复兴，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兴起有开拓之功。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王船山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⑦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如前所述，宋儒所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道”，体现在“教”就是“师道”，而他们希望实现的“天下有道”文明理想，最终也主要依靠师者，即所谓“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宋代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书院事业，是因为他们将书院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师道之所。所以他们确立的书院精神，主要是士大夫作为“师”者的意志表达与追求，体现出士人作为学术创新、教育变革主体的文化精神。士大夫对书院普遍会有很深的为师者的文化情怀，能够表达出他们独立从事思想创造和文化教化的积极性。他们通过书院能够最大程度表现出士人自由讲学与学术创新的精神，后来的学者将此传统称之为“书院精神”。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阶层，他们往往身兼学者与官僚两重身份为一体，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本来，学者的职责是从事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官僚的职责则是在行政事务管理，士大夫则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承担文化传承、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并希望将学术教育与经世治国结合起来，这是王道与师道其实是同一价值实体的重要原因。由于士大夫的双重身份，故而会形成双重精神追求，并集中体现为书院的“师道”双重性。因士大夫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其“道”实质上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从事民间教育以道作为个体存在的修身养性之本，又是士人将来以“道”而经世致用、兼善天下之本。具体而言，书院的“师道”精神往往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希望以道来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希望将来有显达机会时能够以“道”治世，通过行道来完善天下秩序，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目标。

　　所以，由于士大夫对师道的追求，使书院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文化教育组织，表达出一种学术创新、人文化成的精神追求。唐宋以后，士大夫们胸怀重振儒学的文化使命，抵制佛、道两家的思想，倡导复兴儒学、创立理学，这一文化思潮的发展需要借助私学教育机构，而初步形成的书院正适应了这种文化思想发展的需要。唐末五代开始萌芽的书院，到了两宋时期勃然兴起。他们从原始儒学中提炼发展出来的师道精神，借助于书院而得到充分展现。宋儒之所以热衷于官学之外别建书院，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书院才是师道精神的完整体现，才能够弥补官学教育的严重缺陷。如朱熹明确声称另建书院是为了讲学传道，而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他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⑧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书院能够发展成为宋以后的一种重要文化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士大夫不仅仅是学者身份，同时也可能是职业行政官员，或者是政府官员的预备人员，他们天然具有现实的经世治国与政治功利的思想倾向。张栻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就期望来岳麓书院读书的学者们“成就人材，传道而济斯民也”，将成就经世济民之材作为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殷切盼望他们“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⑨。可见宋代士大夫会在自己建构的书院精神传统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追求。士大夫的经世追求，无不表现在书院的教育宗旨和各项规制、院规、院训之中。所以，宋代书院不仅仅会形成学派，同时还会形成政治上的党派。宋代学术界、教育界的学争和党争的结合，也深刻影响到书院。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明代东林书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主持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他们在书院悬有一幅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顾、高不仅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东林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东林党的政治集团。

武夷精舍，始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此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等一批理学著作。图片源自：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

　　三、书院与学术的互动关系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总是要寻求、获得相应的教育组织来传播，从而促进了书院的发达；而书院教育的发达，亦可以进一步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因此，学术思想的发达繁荣成为书院创建、发展的重要条件。宋以后，书院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宋、元、明、清历朝的学术研究和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成为宋以后各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的学术基地。

　　从宋庆历年前后的数十年间，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以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等庆历士大夫集团，在推动宋学兴起的同时，亦推动了书院的兴起。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范仲淹的睢阳书院讲学具有引领作用，影响了宋初三先生对宋学的开创。孙复在睢阳书院的求学与教学经历，影响了他居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著述、讲学的《易》、《春秋》二学，恰恰体现宋学所要解决圣人之体与圣人之用的根本问题。石介在《泰山书院记》中，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结合起来。另外石介还创办、主持了徂徕书院。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相继涌现，名师鸿儒辈出，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学派都已形成，各学派之间、理学家之间展开了讨论、辩难等各种学术活动，这一切，都与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均与书院密不可分，如张栻的岳麓书院、朱熹的考亭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不同理学学派在书院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南宋理学学派均是以书院为学术、教育基地而形成的。

　　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一旦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之时，一批倡导学术文化创新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明、湛若水提出一套以“心”为本的学术宗旨，以图达到“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的目的。心学兴起之后，士大夫精神开始崛起，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文化思潮。明代儒家士大夫主要借助于书院，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与文化情怀。明正德三年（公元1509年）王被贬到贵州龙场，他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龙场悟道”之后，开始创办龙冈书院，主持贵阳书院，传播自己“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以后，他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浙江会稽建立会稽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阳明及其弟子门人大量创办书院讲学，推动了学术变革、教育变革的重大进步。有人称：“自武宗朝王新建（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故称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洪先）、唐荆川（顺之）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⑩另一重要人物湛若水也对明代书院兴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白沙的学生，湛学也主张以心为本，但又自标宗旨是“随处体认天理”。他从40岁以后的50多年内，无日不在书院授徒讲学。《明儒学案》称他“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⑪。王、湛及其弟子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建立了一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同样，蓬勃兴起的书院亦推动了心学思潮的发展，阳明心学能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王门弟子遍布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亦主要是借助于书院讲学。

　　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空谈心性、误国误民之弊，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崇实的学术思潮，学者们以崇实黜虚为守旨，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中的著名思想家仍是充分利用书院为学术基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林学派的东林书院、颜李学派的漳南书院，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于无锡建东林书院，标榜务实的学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颜元是清初的一名学术大师，他提倡实学，重视“习行”，反对空论心性，他在家乡河北博野创建了漳南书院，分“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将各种经世致用之学的内容均纳入教学。明清之际还有许多倡导实学的思想家都利用书院讲学，在书院从事学术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注重经史考据的汉学思潮大兴。这一学术思潮在整理、研究经史文献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还由治经发展出一系列专门学科，诸如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等。汉学思潮兴起时，也往往利用书院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地。著名汉学家段玉裁主讲山西寿阳书院；号称“博极群书”、“无经不通”的钱大听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四年；兼治汉、宋之学的姚鼐也曾主讲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共40年。其中汉学家创办的书院中最著名的是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诂经精舍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上，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所建，这个名称就体现着创办者的学术宗旨，即精舍是东汉经学家诂经之所。由阮元、王昶、孙星衍、陈寿祺等主讲，传习、研究经史、辞赋以及天文、地理、算法、兵刑等学问，并组织学生校刊《十三经注疏》等，在汉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道光元年（公元1820年），阮元又于广州城北粤秀山下创学海堂，专以古经考试学生，并重视汉学研究，搜辑清代经师注疏，刊《学海堂经解》180种，1400卷。嘉庆以来，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国内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既培养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人才，又涌现出大量汉学学术研究成果。

　　宋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理学思潮、心学思潮、实学思潮、汉学思潮，这些思潮均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各种思潮、各派学术大师均以书院为基地从事学术研究，使书院成为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大本营，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与发展。

　　自从1901年清廷推动了“新政”以后，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突然之间被废弃。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将此责任，归结为晚清书院的腐败，而不再能够承担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近代化使命。其实，书院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背景。晚清以来，中华文明面临“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改良或自我革命。在急风暴雨式的书院改制之后，新的文化教育制度开始全面引进和建设。但是，就在新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不久，一个重要问题很快引起特别关注。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为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那么匆忙地废弃呢？这一个问题，很快激发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普遍反思。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几个主流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愿景有完全不同的目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不同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对书院废弃表达出不满。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认为书院之废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明确表示要以继承书院传统。另外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则直接恢复传统书院，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书院有非常深厚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使得这些政治观念、思想观念不同的知识界、思想界和政界的人士，同时对书院被废弃的历史事件形成了共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中国形成发展出中华文化复兴的巨大文化思潮。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浪潮下，中国书院复兴也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当我们今天在思考和呼唤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的时候，书院应该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基地。20世纪以来，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已经为各界人士普遍推崇，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复兴最大公约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书院不仅成为承担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体现。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