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地下音乐宝库——曾侯乙墓乐器

鼓钟将将，

淮水汤汤，

忧心且伤。

淑人君子，

怀允不忘。 

鼓钟喈喈，

淮水湝湝，

忧心且悲。

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 

鼓钟伐鼛，

淮有三洲，

忧心且妯。

淑人君子，

其德不犹。 

鼓钟钦钦，

鼓瑟鼓琴，

笙磬同音。

以雅以南，

以龠不僭。

美妙的钟鼓合乐使人触景生情，感怀不已，这首载于《诗经·小雅》的《鼓钟》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古代器乐的合奏图，诗中提到了诸多的乐器，有钟、鼓、琴、瑟、龠、笙等。周代乐器种类繁多，见诸文献记载的西周乐器已有近七十种，把这些乐器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就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至春秋战国时期，乐器的种类更多，制作也更加精美，器乐的演奏形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独奏，更有规模较大的器乐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更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县西北二公里处，墓主为曾国的一个叫乙的君王，墓葬入土时间约在公元前433年，正是我国战国初期。整个墓随葬物品丰富，约有七千余件。在墓的中室和东室出土了124件乐器，包括了编钟、编磬、十弦琴、五弦琴、瑟、笙、笛（或篪）、排箫、建鼓、小鼓等，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墓中所有钟、磬按三面排列，和雅乐制度规定的“诸侯轩县”的用乐规模相符。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

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新石器时期已有陶钟发现，夏、商后随着青铜冶炼术的出现，钟的制作材料也多由陶土改为青铜，出现了许多铜钟。钟分为特钟和编钟，单个的钟称特钟，按一定的音列关系组合在一起的钟，我们称之为编钟。从考古发现看，编钟的件数有多有少，少则三件，多则十余件不等，但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四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它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全套编钟重量约2500公斤以上，其中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中下层的立柱为六个英武的青铜佩剑武士。除纽钟和甬钟外，还有一件铜鎛，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铜鎛的铭文显示该鎛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  

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经专家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这意味着它可演奏任何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即隧部音和鼓部音，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先秦无“变宫”的说法，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具有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侯国的曾国就已经具备了如此宏大的乐队，可想而知，那些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宫廷乐队的规模又当如何。所以曾侯乙墓的乐器只显示了古代灿烂音乐文化的一角，但仅仅这些也足以让世人为中国古代音乐之成就而惊叹，世界著名音乐家梅纽因在听了曾侯乙编钟的演奏后说：“世人只知道古希腊的音乐艺术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还不知道中国音乐。但是我们再也听不见古希腊的乐器能有什么样的声音了，只有中国的这一套编钟，还能把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乐音再现在我们的面前。”

来源丨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