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海林：“和”与“乐”——周代礼乐教育的哲学观念

前

言

周代礼乐的实践，存在于与诸种礼乐活动不可分割的艺术活动中。礼乐的实施及其文化行为，不仅以某种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在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家族血缘和宗法伦理关系、社会交往中主人与宾客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活动中，同时也以艺术化的形式，体现在与各种“礼”的活动相结合、并且是相辅相成的“乐”的活动中。可以说，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代政治家，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创造性地将“礼”的文化行为规范与“乐”的艺术形式，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中结合为一体，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并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民俗生活各个层面。因此，周代的礼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文化艺术实践；周代的礼乐教育，是一种面向礼乐实践并为其提供支持的教育。

在中国哲学史上，西周末至春秋时期，一直有关于“和同之辨”的论争。这方面文献的最早记述，是《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公元前773年，周宫廷中史伯与郑桓公有关周王朝衰败的一段谈话，其中谈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对于“和”的构成，史伯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并以钟律实践中的“和六律以聪耳”为例，说明“和”是促使美的事物得以存在、发展的动力。

公元前522年，《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要耗费巨大财力铸造一套青铜编钟，单穆公、伶州鸠想要阻挠此事，和周景王有一段对话，其中围绕着对“和”的追求，谈音乐和政治的关系。其中单穆公谈到，“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伶州鸠亦言：“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2]事隔251年，春秋时齐国的宰相晏婴在与齐景公的谈话中，从音乐的角度对“和实生物”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丰富。晏婴以音阶、律制的构成，以乐音的高低、小大、短长、疾徐、哀乐等方面的对比，来说明不同的音乐要素，通过相互之间的“相成”“相济”，是如何在音乐实践中达到“和”的，并强调“和”的构成，来自于对立事物之间关系的协调。他提出的“心平德和”的观念，强凋内心的平衡与谐和，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修养(“德”)的体现。

“和”这一哲学范畴，表达的是一切对立事物的和谐关系，并被运用到对音乐、教育和政治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去，因此成为周代礼乐教育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周代礼乐教育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在对音乐和人心、教育、政治各种关系的不断思考中，包括汲取在社会治理和动乱中取得的政治经验，将其教育理想表达为一个既具有高度的概括、同时又能“上天入地”，涵盖从音乐经验到社会治理各个层面的概念——“和”。在上古有关礼乐的文献中，经常呈现出来的，就是“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样一种认知模式，这也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最具普遍性的思维模式。

“和”的思维模式，也体现在《周礼》等传世文献对周代礼乐教育实践的记述中。《周礼》对经几百年不断发展了的周代乐教制度、行为与教学内容的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一种后人的总结和重构。虽然其中甚至会带有后人理想化的内容，但是通过文献、文物的互证和今人的研究，可以认为，从本质上讲，其中所录，与周代礼乐教育的基本内容、观念以及实践，是基本相符合的。

《周礼·地官司徒》记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3]所推行的礼乐教育的内容与目标是，“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4]《周礼·春官宗伯》记礼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乐语”“乐舞”这三项内容“教国子”。其教育目标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5]

周代礼乐教育哲学的观念，在实践上，还体现在礼乐教育的制度层面。从西周建立之初，周人就以种种的努力，力求从乐器的制作与调律、音阶的构成与形态、“五礼”活动中的乐舞表演和诗乐实践、诗乐的教育等不同层面来体现“和”的礼乐教育哲学观念。从周代“五礼”的实践层面看，吉礼和嘉礼，是最具代表性的雅乐活动。在吉礼中，通过“六乐”的乐舞表演而达到和体现的，是神人之“和”；在嘉礼中，通过“风”“雅”诗乐的唱诵而达到和体现的，是君臣之“和”、邦国与民众之“和”。而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是由周代礼乐教育及其教育成果提供支持。其礼乐教育哲学观念“和”，更是渗透在这些活动及相关的观念中。

从两周的礼乐实践看，无论是祭祀祖先的宗庙之乐，还是殿堂之上的庆典宴享之乐等，钟乐都占居有重要的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多种类型的礼乐活动中被赋予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传达特定的审美伦理情感。在许多时候，钟乐或钟磬之乐几乎就是礼乐活动的代名词。“和”作为最具典型意义的音乐哲学、美学概念，在钟乐的物化形态、听觉感知、审美意象、审美伦理观念、礼乐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是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成为两周礼乐活动及其钟乐实践中“出镜率”最高、使用最为频繁的音乐美学观念，体现了一种以“和”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从两周时期青铜钟上留存的铭文中可以看，“和”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与礼乐文化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和钟”的应用，与祭祀祖先鬼神、以敬盟祀，以宴宾客、以乐诸贤、父兄、庶士、朋友等礼乐活动直接相关，钟乐活动中产生的、以“和”为核心的审美伦理情感的真实存在，可以通过被镂刻在钟体上的铭文章句而得到彰显。而这样一种深刻影响着礼乐实践的审美伦理观念或曰价值取向，正是通过与礼乐实践关系密切的礼乐教育而建立起来的。

周代的礼乐教育，又称作“诗教”。《诗》作为入乐诗歌，又称“歌诗”。《诗》之所以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而被称作《诗经》，不仅是因为对《诗》的学习，是周代礼乐教育的主要学习内容，并且，《诗经》中的“雅”“颂”诸篇，记录的大都是周代礼乐活动，其中亦体现了周代礼乐教育的观念。

在周代礼乐教育哲学中，“和”体现的是对事物美的本质的认识，也是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和”是一种音乐审美理想，更是礼乐教育实践的目标。从礼乐教育的实践来看，在周代礼乐制度下产生的《诗经》，其中的许多诗篇，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各类礼乐活动中的情感。其中最典型的情感，就是我们称之为“审美伦理情感”的“和”。周代的各类礼乐活动以及相关的情感体验，有既重伦理，又重审美的思维倾向。在《诗经》中，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人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美好愿望、审美体验、情感态度，都在音乐活动中，以艺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相伴随的审美情感，即伦理化的审美情感。如《小雅·鹿鸣》中的“鼓瑟鼓琴，和乐且湛”，[6]表达的是飨礼中君臣之间的亲和之情、《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7]表达的是家庭成员中夫妇、兄弟之间的和谐情感。这类“和乐”审美伦理情感，正是周代礼乐教育中被特别强调的、作为人格教育内容的社会情感。

中国最早产生的音乐哲学、美学范畴，是“和”与“乐”。“和”“乐”这两个重要概念，在中国先秦音乐文献中可谓常见不鲜。“和”与“乐”，同样也是周代礼乐教育的哲学观念。视音乐的本质为快乐的音乐观念，在战国末儒家音乐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撰写的《乐论》中，被作为传统乐教的名言，作了最为简洁明快的表达，即所谓“夫乐者，乐也”。[8]这一命题，在其后成书的传世儒家音乐经典著作《乐记》中，也被反复引用，并在其书论述礼乐教育的语境中，有进一步的发挥。

荀子的《乐论》与《礼记·乐记》，主要是从两个皆与礼乐教育相关的方面，对“乐者，乐也”的命题进行阐述。其一是关于“道”“欲”之辨的认识，主要讲与乐教相关的、在音乐活动中如何对待道德与欲望的态度；其二是关于“声音”与“性”“情”的关系，主要讲音声的动静变化，会引起人的性情变化；其三是关于君子“乐(le)”的伦理化情感的养成。这三个方面的论述，其着眼点，都与礼乐教育实践有关。

关于“乐者，乐也”的“‘道’‘欲’之辨”，《荀子·乐论》和《乐记·乐象》都有这样一段文字：“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9]

这段话表达的是，在音乐活动中，无论是面对或者选择何种音乐，有德行的“君子”与只图享乐的“小人”不同，尽管都会形成某种“乐”的情感态度，但是所获得的快乐的内涵、或者说满足的方面是不同的。“君子”对待音乐，是将“乐”的情感与自己的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推广礼乐教育，让民众受到教育，由此体现君子的“德”。这里是说，推行乐教，是君子的德行所在。其论述的落脚点，还是乐教的实践。

关于“乐”与“声音”“性”“情”的关系，《荀子·乐论》和《乐记·乐化》都谈到了。《乐记·乐化》中的文字是：“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0]

这段话从人性论角度，首先肯定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这也是由人的性情决定的。但是，面对音声的各种变化，不可避免会引起人性情的变化、紊乱，由此说明这正是先王通过制作《雅》《颂》之乐，引导人心的原因。并对《雅》《颂》之乐的艺术特点和具体做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其重点防范的，是使人性情发生变化以致紊乱，引发“放心邪气”的音乐。文中强调实施乐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感动人之善心”。文中讲的《雅》《颂》之声，是周代礼乐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这段文字表达的音乐哲学观念，正是针对乐教的实践以及社会音乐文化的转型、尤其是“郑声之乱雅”的局面而提出的。

关于君子“乐(le)”的伦理化情感的养成，《荀子·乐论》讲“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11]《乐记·乐化》讲：“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12]《乐记》中的《乐化》这一篇，专讲礼乐教化问题。其中讲君子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三件事，一是“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二是讲心中不可“斯须不和不乐”，三是外貌不可“斯须不庄不敬”。其实，由于“乐以治心”“礼以治躬”，因此，内心的“和”“乐”与外貌的“庄”“敬”，都是君子通过礼乐教育而在情貌上呈现出来，可以说，其中的“和”“乐”情感，正是君子通过礼乐教育而获得的伦理化社会情感。由此产生的重要认识是，人的道德情感可以让人产生快乐。如果心中没有这种和谐与快乐，不道德的心就会侵入人心，而这正是要通过乐教来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