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亲亲、仁民、爱物——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
作者:干春松(北京大学教授、敬德书院学术委员) 儒家从个体修身出发,敦睦亲属,最后到治国、平天下。在文明的开端时期,这样的信念源自于团体生存的需要。比如,部落联盟的建立,就需要不断地消弭掉一部分各自部落的独特性,从而造就新的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产生于现实需要的生存智慧,经由经典化的表达则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规律性。比如《尚书·尧典》说: 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由此可见,尧治理天下的顺序就是由个体的“恭让”发展到“亲睦”“教化”,最后的目标是“协和万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关于亲亲之爱转而跨越血缘的最早记载。后来,《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中由修身到“王天下”的概括,都是对这一价值观的引申和强调。 不过,如何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爱发展到普遍的“泛爱众”,在现实中要遇到诸多挑战,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战乱让人怀疑普遍之爱的可能性。比较朴素的挑战来自墨家,墨子认为爱和利益都存在着“交互性”,也即“给予—回报”的模式。如果只顾及自己的私利,那么就会有争夺。在当时,诸侯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认为儒家的亲亲思想是混乱秩序的根源。 儒家的另一个挑战者是法家。其中,韩非子指出儒家的“家国一体”存在逻辑悖谬。例如,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忠臣和保全生命的孝子之间不可兼得,[2]这反映家国之间存在的利益的不一致性。 在不同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孟子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儒家对此问题思考的张力。他选择墨子和杨朱作为批驳对象。孟子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3] 在孟子看来,杨朱和墨子的言论最具迷惑性,必须加以驳斥。他认为,杨朱过于自私,所以不会考虑君主的利益;而墨子因为提倡兼爱,便不会对父亲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感。[4]杨朱和墨子这种放弃社会责任和家族利益的做法,违背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孟子提出“一本”论,试图理论化地解决这一问题: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5] 夷子的质疑是说,先儒既然肯定“如保赤子”,那么就会肯定“爱无差等”,只是“施由亲始”。孟子认为,夷子没有弄清楚爱邻人和爱亲人的“爱”是有差别的。在孟子看来,对于兄弟之子的爱和对于邻居家的小孩子的爱必然会有差异。不过,因为他们都是“天之生物”,在最终的意义上爱是“一本”。这种借助“天之生物”来说明世间万物一致性的背后,是儒家强调爱有普遍性。但这样的普遍性并不能取消在具体的情景下,人们表达爱的方式的差异。对于“天之生物”,朱子注释道:“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6]在这里,朱熹更为具体地说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父母所生,每个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因此各自父母的爱与父子之爱是一致的,是“一本”,“自亲始”和“推己及人”是人类的爱之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所体现的道德义务上的差别,但爱不会止于亲情,否则就不能对应“天之生物”。 若爱只及于亲人,便未能将超越血缘关系的“人类性”激发出来。当兄弟之子和邻人之子遇到危难需要解救的时候,固然会有选择,但是对于孩童入井所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忍”之心,则是不依环境而基于人类情感的“共感”。这样,孟子所谓的“一本”,要化解别的学派对儒家所强调的血缘之爱和普遍的爱之间的界限,认为这两者从“源头”上来看有着共同性。朱子在《四书或问》中,对于“一本”的提问作了更为仔细的分析。朱子认为,因为事物之所本为一,则血气连属,就会产生眷恋之情,而没有血缘关系的则“因其分之亲疏远近,而所以为爱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夷子说爱无差等,则是不知道“此身之所从出,而视其父母无以异于路人也”。虽然夷子承认了“施由亲始”,因为不明爱之背后的“一本”原则,所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亦不知一本所以为一本矣。又有以爱有差等为一本者,虽无大失,而于文义有所未尽。盖谓其一本故爱有差等则可,直以爱有差等为一本则不可也”。[7]针对夷子试图弥合儒家的自亲始和兼爱的做法,孟子的反击集中于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进行辨析,从而凸显爱的激发点和爱的扩展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对此,李景林分析道:“按儒家的看法,人之自爱、爱人、爱物之间,本存在着次第远近之区别,这种等差性具有一种天然本真性的意义。这亲亲之爱作为‘中’或中介性原则,既包含等差性意义,同时,亦本具由自爱或‘爱其身’之一端超越地指向于他者的原初的超越性意义。由此,不忍与自爱这两端,乃保持在一种动态性的两极互通的张力关系中。儒家的亲亲之爱体现了一种差异互通的精神。它揭示出,人类存在及其情感关联的差异与互通,具有不同的层级性”。[8]也就是说,儒家之仁爱包含着一体之两面,这是亲亲、仁民而爱物这样一条爱由己向万物展开的路线。 孟子的“一本”说强调亲情又不限于亲情,“亲亲”是先亲己亲,“仁民”是爱施及众民,“爱物”则进一步扩展到世间万物。那么,孟子既肯定爱之实施必然表现出先后的差别,又相信恻隐之心之推广,就能实现普遍的爱,故“仁者,无不爱也”。[9]在一定的意义上,孟子将家庭伦理之爱视为“爱”的萌发、培育和扩展的基础,所以,在孟子那里,道德的功夫很大程度上就是扩展爱的范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注释: (本文节选自干春松《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一文,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供稿:敬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