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象思维助力创新人才培养——儒学经典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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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的关键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创新思维的养成。有了创新思维的人才，也就是创新教育的成功。那么，除了近代科学思维创新之外，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能不能助力培养创新性思维人才呢？

按照邵志芳《思维心理学》的研究，思维自我限定的因素有受刺激本身的束缚、受定势的束缚、受记忆容量的影响、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思维训练的前提，要求学习者自信、反省、包容，而这些，在传统儒学的诚敬涵养要求中就一直是这么要求。思维技能训练包含直接训练推理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技能，而创造性思维技能要求学习者具有独立自主、重视经验、动机强烈的素养，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为学次第都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现代性所内蕴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造成了思维的一元论、碎片化、凝固化，“21世纪人类思维面临一个新的大变革。人类从原始思维走向现代文明思维，但现代文明思维又有三个缺陷，即抽象性、隔离性和凝固性，因此这种思维有待于突破”[1]。有待突破的思维习性正成为阻碍创新人才教育的内在因素，而训练象思维、系统思维和变易思维，就有助于突破现有的思维桎梏，造就思维敏锐、深刻和远见，才有可能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

何谓“象”呢？冯友兰说：“象，就是客观世界的形象。但是这个模拟和形象并不是如照相那样照下来，如画像那样画下来。它是一种符号，以符号表示事物的‘道’和‘理’，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的符号。它们是如逻辑中的所谓变项。一变项，可以代入一类或许多类事物。不论什么类事物，只要合乎某种条件，都可以代入某一变项。《系辞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它认为事物皆属于某类。某类或某某类事物，只要合乎某种条件，都可以代入某一卦或某一爻。这一卦的卦辞或这一爻的爻辞也都是公式，表示这类事物在这种情形下所应遵行的‘道’。这一类的事物遵行‘道’则吉，不遵行‘道’则凶。”[2]张其成说：“象，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意思。比如说从象的内涵来看，它主要包括了物象和意象。从象的特征来看，它是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的当然是象，但是象更重要的是无形的。”“那么什么不是象呢？”“‘无形而可感’，就是说，‘无形’但可以感受、感知的东西，才可以称为象。象是可以通过感觉来认知的，无形的东西用眼睛能不能感知？不行；用耳朵呢？不行；用鼻子呢？也不行。但是可以用触觉来感知，或者用理性来思维。”“气是什么？气是无形的，但是可以感知的。要不是可以感知，怎么有经络呢？所以气是一种典型的象，一种无形的象。同时气又演化出阴阳，阴阳也是象，五行也是象，都是象。”[3]所以，象是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思维之所以产生和得以积累并形成中华民族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质，它具有浓厚的经验性，体现为现实性，还具有客观性、理性特征。所以，张其成说：“卦爻象不仅是《易经》的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那么，什么是象思维呢？象思维就是以直观的形象、物象、现象为基础，以意象、应象为特征和法则来类推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认识人（生命、健康和疾病）与万物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包含形象（也称为物象）思维、意象思维和应象思维。形象就是感官所知，形象思维既是认识过程，又具创造过程，常可产生形象联想、灵感思维、发散思维等。意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从具体事物或现象进行抽象的思维方式。应象思维以取象比类为基本方法，根据某类事物的特性，将与其相近、相似、相同特性的物象、现象，归纳为同一类别，同气相求，同类相通，以此证彼的思维方式[4]。如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那样，“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形象思维阶段；“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意象思维阶段；“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应象思维阶段。

当代学者王树人是象思维研究的开创者，高度肯定中华文化象思维的重要性，尤其是克服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性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内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种小宇宙整体内涵的气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等等无限丰富的层次。‘象思维’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象的流动和转化’，即象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运动。‘象思维’正是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以达到与大宇宙整体之象或‘道’一体相通的‘把握’。概念思维是以对象化和规定性为前提的思维，它所启动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对于创造现代文明功不可没；但是，当人类在运用概念思维取得巨大成功时逐渐将其绝对化或异化，以致唯科学主义与唯技术主义思潮酿成科学技术的失控。提出‘象思维’的研究，在于揭示‘象思维’的合理性，确立其在思维活动和发展中的本原地位，修复由概念思维绝对化或异化所切断的人与自然一体的纽带。”[5]

中华文化从先秦时的“天人合一”到宋明的“理一分殊”，无论儒家或道家，甚至其他诸子，都从不同侧面强调、推演、发挥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界万物由混沌一体的元气分化演变而来，气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生万事万物。《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之为书，天地之气化，性命事物之道理悉备矣。学《易》者须分三层看：天地自然之气化是一层；人性及事物本然之道理是一层；占者应事接物，当然之知从是一层—无卦无爻不然也。此是学《易》者最切实下手工夫。虽上智之人，一以贯之；然下学工夫，先求入门，此亦极深研几自是始也。”[6]整体思维也称为系统思维。世界是整体的，人、自然和社会是和谐统一。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密切相连。“整体思维对创新思维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把握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可以使我们全面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脉络，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其次，整体思维可以极大地简化我们思维世界，使眼花缭乱、不可捉摸的复杂思维图景，可以在瞬间变得井然有序、简洁清晰；再次，整体思维保证了思维的和谐性，有利于人们用联系的辩证观点全面系统地观察研究事物。”[7]

变易思维就是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问题时，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其背后是阴阳思想，即阴阳的对立统一、互根互用、此消彼长、平衡转化等运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正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中暗含着对待、辩证思想。而《周易》之“易”有三易，即不易、易简、变易。《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科学技术发展训蒙，很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人类要发展必须稳健，才有持续发展，不能因为科技的高速超前发展危及人类自身或者自然的平衡。全面、完整地认识客观事物，进行全面的评价，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这变易思维就是追求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在阴阳对立中把握世界的统一，在世界的统一中了解阴阳的对立。在变易思维中强调整体而非局部、动态而非静止、相对而非绝对，这些恰恰是创新思维必不可少的思维基础。

就这两派的思想和后来诸多学派的发展补充来看，“人”何以能“大”？在中华文化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支撑点。第一，人能像地、天、道一样取法自然。第二，人能效法天道，能在人间世俗中遵循和落实天地自然之道。第三，天人合一，理由是天人同气、天人同构、天人同律。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由清浊二气构成的，所以天人同气；人与天地都是清浊二气演化的阴阳二气流行生化的，可谓都是阴阳结构，所以天人同构；因为天地四时不忒，“独立不改，周行不殆”，而且天地无思无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所以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具有内在的相似性，都要遵循同一个道的规则。

正是因为人可以“大”，而且是一种与天地同大的思想，中华文化尤其是《周易》思想中把大人作为人格理想的最高典范来对待，只有大人才可以称得上懂得天地之道、阴阳之则的人。何谓大人？《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王阳明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就是能与天地四时自然运转相合，又自觉顺从天地大道立身行事的人，像日月那样无思无虑，自在自为，生生不已。

中华文化将天地人三才思想打通为一体，在天地人的思想中，运用象思维、整体思维和变异思维，在观察天地运行之道的过程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所以，一个有效法天地运行之道的人，才有可能进入中国文化的意境，才有可能接受民族思维的训练，才有可能在思维训练中提升自身的生命境界。就《周易》来说，有观物取象、取象比类、类推联想等一系列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一切有形、无形形象的感知，提取类似性，获取意象，再过渡到人生的应然之行，在天地人之间找到合作共生的大生态密码，必将人的动物性提升到纯粹的人性，更将人的灵性提升到整个宇宙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