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训练民族思维方式——儒学经典教育的目标
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来说,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中华民族经典尤其是儒学经典,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建构。 按照邵志芳《思维心理学》[1]的研究成果,知觉对于事物的识别,主要反映“这是什么”,它体现了事物当前的静态特征。但是,知觉不涉及当前事物的过去和将来,而思维正应该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对事物的动态特征的把握,反映事物处于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哪一个状态。所谓状态,就是指事物所属的种类,或它目前发展所至的环节。根据邵氏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思维是跳出现象的当下性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的认知方式,是人特有的认知现象,体现人对天地万事万物发展的动态整体反思,体现了事物认知的现象性、经验性、客观性和唯理性。邵氏认为,思维,客观上受制于客观世界的因果关系,主观上受制于人类长期的认识活动中有意无意地积累形成的逻辑规则。思维具有概括性、间接性、逻辑性、目的性和问题性、层次性、能动性,特别是层次上表现为敏锐、灵活、深刻、创造、批判,这些正是思维需要训练提升的层级所在。思维的成果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认识性产品,如调查报告、新闻报道、习题解答等;表现性产品,如文学作品、艺术创作等;指导性产品,如工作计划、工程设计、改革方案等;创造性产品,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思维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但能否优化人类思维策略、提高思维能力,是思维学界关注的三大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编撰“六艺”的孔子,犹如照亮中华民族前行道路的一盏明灯。民国学人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中华文化为什么不能没有孔子,当下答案就是“孔子的学术不但给了我们基本的价值观,还给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3]。 那么,思维方式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何以如此重要?蒙培元从思维方式稳定性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其一旦正式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后,便会成为相对固定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定势,进而成为思维习惯,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方法、社会实践以及一切文化活动。思维方式既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又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4]萧延中则基于中国思维的根系考虑,从追问对中国近现代影响巨大的西方思想为何不能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深处真正扎根;到反思中国古人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即数千年来天人关系总是被放到一起考虑;再到推论,即在历史和问题的“史问论域”之外,“中国古代思想论者论证具体问题时所持有的一般认知规则、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的“认知论域”就规定了“问题意识”的性质,所以“中国思想的‘第二域(认知论域)’,是规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要素”[5]。 中华民族曾经笃守经典大义、研读经典文本,民族思维方式就这样代代传承而成为思维惯性,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强势冲击,救亡图存成为首要问题,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所以有学者说“经学已死”“经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6],历史果真如此吗?“中国传统经学的消亡,并不是一种学术自身运动的必然,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经学研究或者经典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经学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整体的、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注重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思维方式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经学是训练思维的学问,它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独立的思维模式”。[7]重视经学的特别作用,不是个别学者而是一批学者的觉醒,“新经学”就是学术界的集体共识。2001年饶宗颐倡导之,朱杰人、彭林等学者大声疾呼之,姜广辉和之,“新经学”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一股新潮流。新经学其实就是对儒学经典教育的学术探索,为经典教育重新拓展一条大路。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当代教育学者指出,新课程为教学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学必须实现价值转型,切实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引领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教学变革的关键就是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进而创建一种新型的课堂教学文化模式—思维型教学文化。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建构知识和人生的过程,是师生间以交流、对话、合作为基础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特殊交往活动。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力图超越传统,创建新型的教学模式所需求的“思维型教学文化”,其要素包括:思维语言(具体的术语和概念,提供交流的手段,鼓励高层次的思维),思维倾向(思维方式,鼓励高层次思维的敏感性、能力和意向),思维控制(学生反思的方式和控制自己思维过程的方式),策略精神(鼓励学生建构和运用思维策略的态度),高层次知识(超越事实信息,关注知识是如何创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证据是如何收集的,等等),转换(在从一种情境转向另一种情境的过程中关注知识与策略的联系,更广泛地灵活运用知识和策略)。[8]新课程标准下的思维方式转换已经开启,而儒学经典课程必然要承担起民族思维方式训练的大任。 从认知方式来说,中西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医学上,中医强调整体观,西医侧重逻辑观;在社会方面,中国人用阴阳观之下的对等思维来考察人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欧美人则用矛盾对立视角之下的平等思维考量社会规则和法律建设;对于人性论,中国主流的思想是认可性善论,而欧美社会则是宗教指导下的有罪论。然而这些思维方式的不同,并非一朝一夕所可塑造,乃是中华民族从其源头就开始不断累积而成。中华民族的先民从“观象授时”开始,就将天地人的整体共生合作作为指导生命、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原则,形成源远流长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人生观和社会观,而其中的具体的生产环境是不断变换的,但作为主体人的思维方式却是不变的,乃至特别简易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行人事以复天道,构成中国人的象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等,这集中蕴藏在《周易》《尚书》《诗经》等民族核心元典中,也集中体现在时空观中,落实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医养生方面。从这个角度出发,民族思维方式训练可以通过核心经典的教学而得以传承发展,而民族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本源性思维方式,也可以作为经典课程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课程目标,也是应有之义。目前国家统编语文课第一课就是《天地人 你我他》,也正是这种文化传承和思维训练的呼应! 以教育实践可能性为考量,经典能否训练思维方式?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思维训练是可行的。以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和英国思维技能运动为代表的思维教学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兴起,历经40余年取得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对教育教学产生了并将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语文教育研究者眼中,经典诵读是训练思维的好方法:以中华传统经典诵读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的切入点;抓住初一学生易于接受的古诗词诵读,由浅入深,由小学的纯诵读方式向思维训练过渡;在诵读过程中训练学生的思维,从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诗歌教学要引导学生思考、领会物象到意象的联系。[9]”如果说思维训练是发源于国际教育的重要流派,而语文教学中可以训练思维,那么民族核心经典当然可以训练学生的民族思维方式。 注释: [1]邵志芳.思维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3. [3]朱杰人.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N].文汇报.2005-11-27(6). [4]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2. [5]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研究笔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2、3、5、6、7. [6]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中国经学史论之一[A].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661. [7]朱杰人.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N].文汇报.2005.11.27(6). [8]钟启泉,姜美玲.新课程背景下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及路径[J].教育研究,2004(08):32-36. [9]蒋少鸿.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语文教学实效性研究—叶圣陶语文观指导下思维训练实践[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3(12):37. (本文节选自《百年魂归:儒学扎根与经典育人》,祝安顺著,齐鲁书社,2025年8月出版)
供稿:敬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