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构建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关键点与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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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实践过程中，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性质，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预设和理论建设工作。这既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理论共识的基点，也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关键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来说，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是一门注重历史发展背后不变因素的转识成智课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就其知识关注对象来说，虽然时间上是1912年以前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成果，空间上是古代中国所有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但更需要立足中华民族发展的当下和未来，因而其关注的重点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已经呈现并将在现在、未来继续呈现的内在一致性。从理论上说，这种传统的内在一致性与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具有连续性、传承性、延展性，其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积累背后的稳定因素，集中表现为独特的、带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精神内核、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价值判断等。

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文化课程是其他学科取代不了的当代人文转识成智的文化课，在当下的中华民族发展中，需要有一门超越时空的、构建社会普遍价值和提供生命意义的必修课程。

其次，从课程定位来说，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是当代教育急需的人文化成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70多年的奋斗，成功解决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问题，而现在要不断提升“人民有信仰”的问题，这与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相通，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人格完整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为此，就必须有新的思路，应该有一门能传承和凝聚中华民族持久价值共识的当代人文化成课。这门课为立德树人提供“立”“树”过程和方法，以及“德”“人”的具体内涵，也就是在分科知识学习和立德树人的至善目标之间提供教育的实践舞台，让“碎片化”的知识通过传统文化的习得转化为人的德性“养分”。

无论是《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完善教育，还是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试行）》中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抑或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都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但传统文化课程又不可以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为根本教学目标，而要本着解决中华民族和人类面临的各类问题为出发点，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最终让学生得到美德的传习、民族思维的训练、价值取向的引领、人格塑造的完善。所以我们亟需开设一门围绕立德树人这一当代教育根本任务的课程，以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分类主题为教材单元，按照历史与文化相统一的原则在单元教学中设置情境，拓展学生的认知理解、审美体验、内在体验、主体价值选择等，以引导学生修身践行。

第三，从课程特征来说，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教育特色的全人开发课程。

以表意文字为入手的识字教学，以天文、地理、人文等为主的常识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的智、仁、勇养成教育，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志业的读经讲经教育，辅助以写作为主的兼顾经世致用的科举选拔制度，历经两千多年不断发展，确立了较为有效解决人才养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课程，这门课程有助于打通人文、社会和科学学科之间的隔阂，架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桥梁，有助于实现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建设，真正实现“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1]的中国教育学转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不是语文、德育、历史等学科的一部分知识或者模块，也不是以渗透融入其他学科为最终目标，更不是与其他学科平行并列的，而是一种辐射关系，犹如太阳与地球上万物的关系。传统文化课程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问题，是要对学习者的思维、价值、人格等产生深度的引领，所以，传统文化课程是一门具有超越工具性学科（专业）、超越功利主义教育取向的人文学科，是全人学科，是对其他课程起着整体引领作用的一门国民教育课程。这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必须理清的关键点。

首先，实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突破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在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虽然经历了多次的猛烈冲击，但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我们也从知识传播发展提升到信念传承的新阶段；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从少数学者的研究坚守转换到广大民众的自觉热爱。社会历史环境的转变，无疑为新时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细致、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和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继承和发展“学以为己”“经世致用”等中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突破西方课程建设理论。

李弘祺在《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序言》中说：“三千年来，中国人所读的书大概不外儒家的经典，而经典传注的传统虽然有几番的改变，或有汉、宋之争的差别，但是读书的基础或理想无不是从修身开始。”“我希望这本书真的能影响中国的学生，注意到中国文化和教育经验中，最核心的价值和理想就是‘学以为己’。”他在第一章引言中强调：“把教育视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事务，是中国传统教育思维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我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教育传统精神的一句话，应该就是‘学以为己’”[2]。

张祥云通过对中西文化及教育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科学发展是不断否定旧的理论，重建新的理论，而人文经典恰恰是肯定常理常道常行，不断再现常理常道常行[3]。这对当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启示。比如，对中国文化中像仁、义、礼、智、信、孝、悌、廉、毅、耻等核心思想理念和传统美德，除了要明白这些概念的内涵，更重要的就是以肯定的态度努力践行，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理念。《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就是先修身，然后学习文献，再本着忠恕之道去“爱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信念。《孟子》中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学》中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些无一例外地强调在个人德业得到充分发展后，就要尽力去帮助他人及至民众。

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可以转化到爱国、公益、环保等当代教育课题之中，更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三，对中小学教师开展汉字教育培训和经典研读培训，是对传统文化教学师资素养不足的突破。

对中小学教师开展汉字教育培训是提升中小学传统文化专业师资素质的基础工作，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的经典研读培训是解决中小学传统文化教学师资问题的关键工作，两者的实施，是解决传统文化教学师资素养问题的突破点之一。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4]此处的“小学”是特定称谓，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涵义理；“小学”是我国的传统学问，包括文字、训诂、音韵三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学问。从传统语文教育来说，集中识字也是自南宋以来实际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王筠著《教童子法》）”[5]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不懂汉字源流，不懂造字原理、用字方法，就无法掌握汉语表达规律，就无法去解读文化，而文化中则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情感认同、价值取向。

宋代理学家朱熹综合前人成果并结合自己理学系统而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的合称。那么，笔者为什么要强调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者应该认真研读这样一部古籍著作呢？宋代理学家朱熹本人非常重视这项集成性工作，临终前还在修改章句集注的内容。朱熹在关注文本文字考据的基础上，又以理学家的思想对四书进行了系统解读。《四书章句集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意义重大。

首先，《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华文化从“五经”系统转换到“四书”系统，文本文字量大大减少，又自成系统，前后一致，读书的次第比较明确，读书的目的也很清晰，这样更加适合教育普及。其次，朱熹身前，此书一度遭到打压，但自从元朝指定为科举教科书后，一直到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该书一直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的必读书，还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儒家文化区，影响巨大持久，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再次，台湾地区自1968年在高中开设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就是取自陈立夫的《四书道贯》，而《四书道贯》就是将《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按照主题重新划分的，学生用书的注释主要用的就是以朱熹的注释为主。《四书章句集注》可以作为系统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点，再予以创新拓展，必大有裨益。

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研读课堂教学范式的突破。

我国古代的教育大体分为小学阶段（大体相当于现在一至九年级）和大学阶段（大体相当于现在高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两个阶段。今天，对传统文化课堂教学范式的继承和创新，也需要从这两个阶段来进行。

小学教育，狭义地说是6—15岁蒙童养正的教育，广义地说是0—15岁包括孕前、胎教、早教、幼教和童蒙教育。小学在教育理论、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长期的实践和很好的总结，今天，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小学的优良传统，并推动其向现代化与国际化转变。

为确保学习者能正确、深刻地理解经典文本，受到经典传承的基本训练，应按照7个步骤来开展经典研读与教学：诵读文本、抄写文本、自己注译文本、参读经典注译文本、完善自己注译的文本、讲解经典文本、探究和实践文本精神和原则。这７个步骤的实践，是儒家经典研读与课堂教学的范式之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下传统文化课程评价方式的突破。

要完成立德树人这一当代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必须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积极作用，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成人成物之学，就是人学，高度重视修身。对此，要从评价体系上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顺利实施，确保教学效果，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知识的传承和能力的训练，不能偏离教育的一般规律，要符合学习者的生理发展规律和心理认知规律，但是这门课程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体性实践养成特征，因此，这些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养成，必须以学习主体为中心而展开。任何脱离学习主体的推理论证、迁移复制，都可能导致学习主体的反感，都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今天的国民教育与传统社会科举制支撑的私塾书院培养小众精英的教育的最大区别。

因此，如何评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学习者的思辨性及其价值观的达成、人格境界的提升等，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评价的重点和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