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
作者: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 要厘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首先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关于“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魏徵传》),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或者说二十五史,还有很多辅助性的历史资料。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朝代更替,新政权在相对稳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前朝历史,从中找出一个政权如何兴起、衰落以及最后被推翻的经验教训。历史是延续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以史为鉴,不是要我们回过头去算账,而是返本开新,从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从历史的智慧中寻找前进的方向。可以说,一切文化的复古其实都是为了创造性地前进,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叫“以史为鉴”。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他们看到夏代始于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治理洪水取得成功,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大禹受到万民拥护,建立了夏朝。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于是中原地区的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桀,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建立了商朝,老百姓赞颂为“解民于倒悬”。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荒淫暴虐,他在位时民心已经离散,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在中国文化里,人们把皇天也看作自己的祖先,祖先去世以后就在天上保佑着子孙。他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在民众的拥护下,在文王、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就自杀了。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 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周王朝总结夏、商两代的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天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也能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那么天命怎么变化?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蔡仲之命》里记载了周对历史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根据民意行事,民的意愿是什么,天就传达出来,天是民的代表,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建本》) 王者以民为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体现在政治上,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因此,周朝的统治者提出一个重要理念敬德,而且呼吁要“疾敬德”(《尚书·召诰》),要努力地、快快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特性,即决定命运兴衰、国家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外在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 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的天,也不是一个造物主的天。天的含义很丰富,是自然而然天道的天,也是代表民意的天。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而是要靠自己德行的提升。保持品德,就是要警惕物欲的腐蚀。如果放纵欲望,无止境地追求欲望,其结果一定会腐蚀品德,进而丧失品德。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文化。《论语·颜渊》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要把它发扬出来,所以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的实践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提升,不仅仅是口头上、认识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行动、实践上的提升。 (本文来源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楼宇烈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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