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诚”和“敬” ——诚意正心是真功夫

做人最基本的是什么？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为人行事最基本的是“诚敬”二字。“诚”，是指诚实、诚信，对自己要诚实，对别人要诚信；“敬”，是指相互尊敬，心存敬畏。如果一个人能奉行这两个字，那么做人做事就可以了。可以说“诚敬”二字就是中国文化根本的精神。

根据中国的文化，“诚敬”两个字就是人从自我约束，到自觉自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我们不靠外力来约束自己、成就自己，而是靠自力来提升自己，约束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在许多儒家经典中，例如《论语》《孟子》《礼记》，到处都可以看到“诚”和“敬”这两个字。至诚态度感动天下，这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天如果不诚，就不能生化万物；地如果不诚，就不能养育万物。所以“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不管是做人，还是治理一个国家，都需要诚。

那么何为“诚”呢？“诚”就是不自欺，不虚妄。《大学》里面讲：“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修诚就是对自己诚信，只有以诚待己才能以诚待人，才能以诚待事。所以首先要做到不自欺，不妄为，慎独而笃敬。何为“敬”呢？“敬”就是不怠慢，不放荡。“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概念，礼仪的核心就是“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敬天的传统。那么“天”是什么？在儒家思想里面，“天”有其丰富的含义：自然是天，万物是天，祖先是天，老百姓也是天。君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所以自古以来的为政者都以敬天保民为道德行为准则，没有敬畏之心就做不好事情。

“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马一浮先生在《孔子诞辰纪念会演讲词》中曾说：“欲求自性中之孔子，其道何由？”他提出来要以自性中的孔子为本，为出发点。从哪条路走过去呢？他指出了三条路：一判敬肆，一辨义利，一慎言行。

判敬肆

第一就是“判敬肆”，判断是恭敬还是放肆。《尚书·多方》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念头，所以很多事情都在一念之间，一念“敬”，一念“肆”，所以圣人的功夫始终就一个“敬”字。儒家推崇礼义教化，而“礼”的核心就是“敬”，这个“敬”就是相互尊重。其实“礼”中的“敬”也是尊重人权的最根本体现。

说起人权，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平等、自由这些概念，也就是西方国家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这些并不是最基本的人权。最基本的人权是什么？是生存权，要吃得饱、穿得暖，再进一步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倡导的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妨碍了他人的自由，自己就没有自由了。无论东西方，获得尊重是最基本的人权。

“礼”倡导的也是这种精神，礼仪的核心是“敬”，“敬”就是相互尊重。是“敬”还是“肆”，是判定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所以马一浮先生提出我们要以自性中的孔子为本，第一点就要“判敬肆”。

辨义利

马一浮先生指出的第二条路就是“辨义利”。儒家经典中经常提到“义利之辨”。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句话说的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即道德所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不应以功利为目的。这是道德实践的原则。道德实践如果像商品交易那样以等价交换为原则，有多少功利就尽多少责任和义务，那就不能称其为道德了。

正因为如此，马一浮先生特意提到董仲舒的那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评论说：“此心术之正也。”这里说心术正，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就是源于心术不正。《大学》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只有“诚其意”才能“正其心”。何谓诚意？就是《大学》所说的“勿自欺”，也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端正心术。我们研究义利之辨，就是为了正人心。而要正人心首先要正己心，己正才能正人。因此，我们在面临义利之辨的时候，首先要从正己心入手。

关于义利之辨，马一浮先生作了解释：“义者，尽其分之所当然。”我是一名老师，我把老师的工作做好了，那就是尽了义。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身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尽其分之所当然”。马一浮先生又说：“利者，求其私之所欲得。”追求私人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获利。所以义利之辨，即是公私之辨。

慎言行

马一浮先生指出的第三条路是“慎言行”，就是言行要谨慎。把这一条和前面两条联系起来分析，他说：“人心所存者，不敬则肆。”人心在一念之间，“敬”则克念作圣，“肆”则罔念作狂。他又说：“其所由者，非义即利。”人做事的出发点要是为了“义”，他就“敬”；要是为了“利”，他就“肆”。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离不开言语和行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行看出他心中所存的是“敬”还是“肆”，所由的是“义”还是“利”。可见人的言行是多么重要！通过言行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想什么，所以《周易·系辞上》有这样一句话：“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是一个人的关键，所以是“荣辱之主”。何谓荣？何谓辱？做事的态度“敬”，为了“义”，就是荣；做事的态度“肆”，为了“利”，就是辱。用《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马先生认为这句话是“入德之门”，亦为“成德之要”，可以“终身由之而不尽”。所以“言忠信，行笃敬”正是我们道德修养里最基础的部分。

由此我又想到了朱熹，他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朱子语类》卷一一九）“立身行己”是对自己而言，“应事接物”是对外人而言。诚是什么？就是“不自欺、不妄之谓也”，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敬是什么？就是“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前者是对自己，后者是对别人，都从两个方面来讲。他认为敬只是收敛畏惧，不放纵；诚只是朴质切实，不轻狂。开始的时候，要时时警惕，控制自己的言行，坚持久了以后，习惯成自然，言行都不会放纵。简而言之，“诚”就是“实”，“敬”就是“畏”，所以朱熹说：“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

前文已经说过，“诚”与“敬”在于“正心”，欲“正心”，先“诚意”，这是一种伦理教育。伦理并不等同于道德，伦理实际上是处理各类不同身份之间关系的规则，而伦理教育的三大重点则分别是诚信、敬畏、报本感恩。伦理教育应该教导人们带着感恩之心面对生活，不能忘本，同时也要教育人们诚实守信。人人懂得感恩，人人讲究诚信，做事都怀有敬畏之心，社会和谐的正能量才会越来越多。

《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重要途径。

关于修身的过程，宋明理学家有多种解释。格物是去考察天地万物，致知是认知天地万物，这种认知并不是停留在外表，而是要了解它们内在的道理。理学家把格物致知称为极物穷理，认为上达天理，就要不离人伦日用，再具体一点，就是在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王阳明认为，“格”不是外在地去看，“格”是正，要用心去正；人都有良知良能，万物之理都在人心之中，不需要外求，而需要内省，用心中之理去规范外在之物。王阳明通过格物来印证自己内心之理的正确性，这就是致良知。他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对天地万物的认识都离不开心中之理。

诚意是让我们的心不起邪念，破除虚妄的念头，意诚了，心就正了。“正”是平正、中正的意思，达到中正平和就是最好的状态，不偏执于一端，是为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整个格物致知的过程，不管是内省还是外求，都是要达到正心的境界，保持一种中正平和之心，就同天地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一样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过程，修身将其付诸实践，不只是在理论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更是实践上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学习了解各种道理，还要下学人伦日用。修身是把“上达”和“下学”结合起来的环节。过去儒家教育讲修身，不是光讲道理，而是要培养人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要求学生把懂得的道理落实到言行中去。

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为止，是一个“内圣”的功夫，除此之外，还要做出一番外在的事业来，也就是“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上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下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因此《大学》总结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