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观点】章永乐 | 阐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朝向全球南方的理论与叙事建构（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在延续至今的世界主要文明之中，中华文明体现出鲜明的和平性特征。古代中国长期是亚洲区域秩序的“定海神针”与“压舱石”。近代以来，中国与全球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一起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赢得独立自主，并致力于探索和平的现代化道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局部区域冲突层出不穷，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持“劝谈促和”，发挥着全球秩序稳定器的作用。

      尽管中国在推动全球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威胁论”仍广泛流行于诸多发达国家的舆论体系中，并对全球南方不少国家的民间舆论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威胁论”不仅将当代中国视为威胁，还将这种恐惧投射到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中，从而塑造出一种中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形象。许多发达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特点，如2025年遭到特朗普政府清洗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已被证明是许多西方主流媒体的直接资助方。如果以全球北方的舆论界为工作重点，短期之内很难系统性地扭转舆论导向，但绝大多数全球南方的国家与中国有着共通的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经历。虽然受到发达国家舆论的影响，但是一旦认识到自身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就较易破除成见，因而以其为主要受众，有可能做到“事半功倍”。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成果已经为数众多，但相关论述往往是通过辑录和解释中国古代经典作家体现和平性的论述而展开的。这一进路往往预设了作者与受众之间存在大量的默示共识，但如果置身于国际传播的语境中，就需要解决一个“碎片化”问题：对思想文本的辑录总是有选择性的，这些思想文本究竟仅仅是提出一些倡导性的主张，还是与古代中国的和平实践有着明确的相互支撑关系则需要进行充分的阐述；与此同时，论述者同样可以从西方历史中找到大量追求和平价值的思想文本，但这些文本是否能够体现西方文明的和平追求，同样不可能离开对实践的考察。

      如果从偏向于思想文本分析的路径转向更为实证的路径，比较中国与其他区域性文明历史上发生战争的数量与规模，那么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这种比较在同等重视历史写作且均有大量历史记载留存的区域性文明之间进行才是公平的，否则那些不重视记载自身历史的文明反而会给人留下“太平无事”的错误印象。其次，这种比较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争议。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以当代疆域的范围来界定“内”与“外”，并以“外战”作为和平性的关键性指标，那么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内战”，严格意义上的“外战”屈指可数，于是“和平性”仿佛可以自动证成。但是这种机械的统计方式天然有利于疆域辽阔的大国，回避了“内”与“外”界限在历史上的不断流变。如果我们不区分“内战”与“外战”，即便仅仅在具有历史著述传统的古代文明之间进行对比，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数量与规模本身也相当可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秦汉以下，每当王朝更替、陷入“乱世”之时，中原王朝农耕区的战争数量便会激增；在边疆地区，清朝实现游牧民族的定居化和半定居化之前，即便处于和平的“治世”，中原王朝仍然需要经常面临来自游牧民族的压力，长城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种防御性战争的常态化。从战争规模上看，由于历史上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领先，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区域人口众多，其基于官僚制的政治统一性也使得基层横向的联合变得容易，当其出现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世界上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比如，19世纪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战争的规模，远超同时代的欧洲与美国。

      因此，无论是单纯分析思想文本，还是简单地统计过去多年发生的战争的数量与规模，对于推进对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的理解，都难以系统呈现倡导和平的思想文本与寻求和平的实践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本文的努力方向并非挖掘新的史料，对不为人知的历史图景进行还原，而是基于已有的史料，进一步深化理论思考并探索提炼叙事模式。这种进路是以跨文明比较的方法，关注不同文明中战争本身的动力机制以及战争在文明的意义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我们将全球南方作为预期的主体受众，就有必要以西方文明作为首要的比较对象，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全球南方的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存在被西方列强侵略或殖民的历史。这一比较有助于深入认识古代中国何以在治乱交替的政治周期之中，形成“厌乱望治”的主流政治心理，也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以来历经“旧邦新造”而生成的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以“和平学”的理论努力，回应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推动现实中的和平建设。

      “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战争、冲突与压迫的源头，但基本上并非基于对中国以往行为模式的经验研究。中国对区域与世界和平的历史贡献以及在当下国际区域冲突中“劝谈促和”的努力，并没有影响“中国威胁论”的主张者断定中国可能在未来带来战争、冲突与压迫。究其根本，“中国威胁论”依赖于一种认识论层面的“闭环”操作：通过粗暴地将中国归类到某一个负面范畴之下，进而运用这一范畴的定义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这种“有罪推定”的知识基础，最初是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等级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以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种族等级的种族主义在形式上被认定为政治不正确，以“威权/民主”“专制/民主”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民主和平论”及其变种，逐渐成为新的主导话语形态。在具体界定“威权”的方向上，晚近三十余年来，又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者将“殖民帝国”范式运用于对中国的分析。

      先来看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等级论”。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西方列强基于划分“文明”“半文明”与“野蛮”的等级性话语，炮制出种族主义的“黄祸论”，构建起一个从古代匈奴人到当时的中国人的“黄祸”谱系，论证黄种人野蛮落后，不具备基本的道德与信仰，然而人口繁衍极其迅速，将对所谓“文明国家”构成巨大的威胁。而所谓的中国人野蛮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西方主流舆论界所建构的对海外华工群体的刻板印象：蓄辫、个子矮小、不信仰基督教、文化水平不高、好赌、不讲究卫生等，但同时又具有勤奋、工作努力、服从性高等特点，被视为对西方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构成挑战的群体。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潮影响之下，美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再看“民主和平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黄祸论”及其所依赖的种族主义话语，即便在西方内部也已经被认定为政治上不正确。2011年和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议案正式对《排华法案》道歉。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通常会避开强调生物学特征的种族主义，而是以政治组织方式的差异大做文章，以“威权/民主”“专制/民主”的二分，给中国强行贴上“威权国家”“专制政体”等标签。西方盛行的“民主和平论”话语认定，根据世界历史经验，“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至少从来没打过大规模战争；相反，“专制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同时也威胁到民主国家的安全。由此得出推论，要在世界上实现更大范围、更持久的和平，应当向更多的国家推广“民主”政体，而所谓“民主”，其核心特征被界定为竞争性的多党选举。

      “民主和平论”者往往将自己的观点追溯到18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然而，这一谱系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了康德原意的挪用。康德绝没有提出多党竞选的政体相互之间不会打仗的论断。首先，政党在18世纪欧洲知识界被广泛视为破坏公共利益的特殊派系，在当时尚未获得正面的声誉，康德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其次，康德倾向的不是“民主”（Demokratie），而是“共和”（Republik），前者仍然保持了立法权与执行权合一的“直接民主”的古义，后者意味着立法权与执行权分开，政治实行代表制，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即便存在世袭君主，也可以称为“共和国”。康德认为，在共和国里承担战争成本的民众能够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决策，而决策体制又具有政治精英的审慎，因而慎于发动战争。但“共和”国家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和平，还需要一系列其他条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列出了“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其中第三条提出应逐渐废除常备军，因为保留常备军会引起军备竞赛，而卷入军备竞赛的国家不堪重负，往往试图通过发动攻击性战争来摆脱这种负担。第四条明确提出废除以战争为目的来发行国债，要实现永久和平，就必须“禁止这种借贷体制”。第五条则主张“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这种干涉使得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都得不到保障。

     今天的美国完全不符合康德所提出的这些“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美国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常态化地干涉别国内政，同时拥有全球最发达的为战争进行融资的制度，但是这些丝毫都不影响美国理论家为了“冷战”的目的，将康德塑造成为“民主和平论”的奠基者，并借助行为主义社会科学提供一系列统计学上所谓的“证据”。这一理论的论证高度依赖对于“民主”概念的操控，即必须将战争的双方论证成为皆属专制政体，或一方为“专制”，一方为“民主”，必须努力排除双方皆为“民主”的可能性。其次，“民主和平论”还忽略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共线性”（co-lineality）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内部的和平，同时也是美国建立一个霸权军事同盟体系的结果，美国以自身强大的国力捍卫了霸主地位，其他盟友不敢挑战美国霸主地位，而盟友之间的纠纷也可以由美国出面调停。但由此达到的和平，首先是霸权结构的结果，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特定国内制度的结果，难以获得可信的界定。

      在“民主和平论”认识范式之下，“威权”应当如何界定和分类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在晚近以来的西方学界，不少学者以西方殖民帝国经验为范本，错误地将“殖民帝国”的研究范式套用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分析上。一些海外“新清史”学者承袭20世纪上半叶日本“满蒙学”的论调，将“Chinese”等同于汉族人，刻意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将清朝视为满族人的殖民帝国，将汉族人与其他诸多族群视为被“殖民”的对象，而由此将辛亥革命视为一场诸民族各自脱离“清朝”的运动。这些学者未必都是“中国威胁论”的自觉主张者，但将清朝与中国刻意区分，其必然结果就是质疑中国在“走向共和”之后具有继承清朝疆域的资格，从而给中国保持领土完整、寻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努力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进而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学术养料。这种刻意强调族群区分的研究范式使得部分研究将明清两朝在西南的经略也套入所谓“移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范畴。

      究其根本，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历史中虽然有寻求统一的种种努力，但是从未造就“大一统”结构，从而使得欧洲缺乏理解中国“大一统”的经验基础。但平心而论，欧洲并非全然缺乏塑造“大一统”的基础因素。不妨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罗马帝国在欧洲存续下来，皇帝的权力并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篡夺，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系统保持完整，假设匈人、哥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都曾入主罗马，但是不同族群争夺的是罗马皇帝的正统，而非抛弃罗马正统而形成并立的列国，那么这个欧洲会接近于古代中国。在这样一个持久存续的罗马帝国中，将匈人、哥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向意大利的进军称为匈人殖民主义、哥特殖民主义、日耳曼殖民主义和斯拉夫殖民主义，将是极不恰当的。遗憾的是，很少有西方学者能够基于欧洲自身的历史资源进行这样的反思。

      无论是种族主义的“黄祸论”、冷战的“民主和平论”，还是对“殖民主义”概念的泛化与滥用，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模式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模式在欧洲的兴起，本身就始终与战争和暴力相伴随。资本原始积累得益于对外殖民、奴隶贸易；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建立，需要借助资本集团所选定的政治代表对特定地域的统一，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生产过剩，更是周期性地引发内外的紧张和对抗。“黄祸论”与冷战式的“民主和平论”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资本的对外扩张。而滥用“殖民主义”概念的问题是，它有意识地将“殖民主义”概念极端泛化，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脱钩，从而将其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古代文明，但又暗中调用了读者脑海中对于欧洲殖民主义与暴力之间的联想。这些研究者并不否定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及其罪恶性，但试图制造一种中国与欧洲列强并无本质差别的印象。这在极大程度上消解了近代中国人民自我组织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正当性。如果将这样的理论范式运用于更广大的全球南方，也很容易产生类似的效果——只要渲染这些区域在欧洲列强殖民之前受到某个“征服王朝”的压迫，那么殖民与反殖民的关系就会被转化为不同殖民帝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当地民众抵抗西方殖民主义、推进民族与国家建设的正当性。

      要回应以上“中国威胁论”的知识谱系，理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我们一方面需要在知识论层面揭示“有罪推定”的生产机制，另一方面更需要回到一种跨文明比较的视野，探讨在不同文明中战争本身的动力机制，以及战争在不同文明的意义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这一比较需要综合运用国内与国际学界围绕着战争与社会演化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同时又能以思想史的眼光探讨不同时代的作者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思考，从而克服“碎片化”的研究方式，展示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对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欧洲而言，战争是历史的常态，从1945年到2022年的和平构成了时间最长的一个例外。至于美国，其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其240年国史中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常态化的战争对于欧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兴起和演化的基础性意义已经是较大范围内西方学者的共识。在奥托·欣茨（Otto Hintze）等理论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从欧洲经验中提炼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一论断。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区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军事权力，并对军事权力在西方文明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关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等理论家都对战争与西方文明演化之间的关系有深入论述。以这些学术思想为背景，赵鼎新、许田波、和文凯等华人学者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

      西欧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封建制度，本身就是战争的温床。欧洲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而非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中国的小农拥有更充分的财产权利和安排农业劳动的自主性。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相比，西欧的封建制度更加碎片化，没有像周王室这样公认的最高共主，最初领主的支配权一般只及于下级封臣（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构成一个例外）。发动对外战争可以加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联系，而胜利后的土地或战利品赏赐可以增加封臣的忠诚。军事胜利还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收入，即战俘的赎金。对英法百年战争的历史研究表明，索取赎金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实践，甚至连普通的士兵也有与自己的收入相对应的赎金身价。这就产生了通过获取更多俘虏以获取赎金这样一种“以战养战”的机制。战争时间的不断延长、武器和战争方式的不断更新，使得封建骑士的军事意义下降。越来越多的领主解除封臣的骑士服役职责，改为收取代役税，组织雇佣兵进行战争。如何为持续不断、规模不断升级的战争提供人力与财政支持，成为君主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经典表述“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其关键在于指出战争作为一种选择和传播机制，在欧洲特定类型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单位，不同的组织军队和战争的方式。像威尼斯、荷兰这样的商人自治的共和国，采取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方式，国家主要依赖商业、金融和税收体系获取资源，依靠从外部雇佣士兵而非动员国民来打仗；而像沙皇俄国与普鲁士这样的缺乏流动资本的国家，则采用了“强制密集型”的组织方式，统治者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通过强制手段征召农民和贵族入伍作战。但随着近代战争不断升级，威尼斯式的雇佣军缺乏足够的军队人数，军队也缺乏足够的忠诚；而俄国式的“强制密集型”组织方式则面临着财政资金缺乏的困境。最终，能够实现“资本化强制”的政治单位成为战争的优胜者：它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内部族群凝聚力的民族国家，能够实现军人与地主的结合，将臣民组织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军队；能够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扩大税基，并通过金融手段调动民间资金支持战争。战争的胜利会给胜利者带来正反馈，使其进一步强化其成功经验；而失败者要避免落败，就不得不学习胜利者的经验。于是，战争成为了民族国家组织方式广泛传播的“加速器”。

      在不断升级的战争压力之下，财政支出的规模难以控制，而君主既有的财政收入往往只是杯水车薪，致力于通过“节流”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战争筹款的需要推动了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12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发行公债，后来这一做法被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所效仿。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银行家们曾经向法国与西班牙、葡萄牙王室提供短期贷款，尤其是支持君主为获取更多的收入而推行对外殖民与海外贸易。这种合作催生了以某种财政收入为抵押而发行的年金债券，虽然保留了君主赏赐的形式，但其实质已经是国王向债权人的借贷。在下一阶段，荷兰成为新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银行服务于新兴的国际商贸，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但对于战争财政更具创新意义的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诞生：王室以税收为担保，同时向银行支付利息和管理费，从银行获取稳定贷款。银行则获得发行债券与办理政府存款业务的垄断权。英格兰银行以对王室的债权为基础，进一步发行银行券，君主承认银行券作为臣民支付税收的工具，于是这些银行券就获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这一合作降低了长期存在的君主违约的风险，政府的债权人敢于扩大公债投资，从而使得君主能够调动全社会的财富进行战争。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予以批判的战争金融制度由此走向成熟。但不管战争金融多么发达，其最终还是以君主的财政收入作为担保。债务规模扩张造成的兑付压力使得君主不得不大力加强财政汲取力度，从包税制度转向建立更为完备的官僚制度，向基层民众直接收取赋税。比如说，普鲁士就是在征收拿破仑战争赔款的压力之下，推进了自身国家财政制度的跃进。

      战争财政的压力还成为列强对外殖民的强大动力。西欧的君主们纷纷发放私掠船的特许证，积极组织特许公司对外殖民。官方的特许状授予特许公司广泛的权力，可以对特定区域和特定贸易项目享有贸易垄断权，甚至拥有军队，从事外交事务。大量财富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支持君主的战争，同时也推动了宗主国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来自海外殖民地的财富输入，使得像荷兰这样的领土狭窄的国家成为当时欧洲的强国，一方面导致欧洲内部的战争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使得统一欧洲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当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之时，面临着在全球各地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帝国的强力牵制。19世纪，在自由贸易商人兴起的冲击之下，许多特许公司的垄断贸易特权被废除，但前者也同样是殖民体系中的有机环节，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商人们推动英国国家政权发动的。

      日常化的战争经验在欧洲文明的意义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世纪的欧洲区分“三类人”：祈祷者、作战者和劳作者。国王、贵族、骑士等都被归入“作战者”的行列，往往以戎装示人，保持战士的形象。对战争与武德的歌颂始终是欧洲传统文化的重要维度。西欧长期依靠贵族统治，职业文官制度发育缓慢，到了近代才呈现加速发展趋势。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在极大程度上冲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对于战争正义性的判断，从而发展出一种极具特色的战争法，它将相互承认的列强之间的战争想象成为贵族之间的决斗，而非法官对于罪人的审判，规定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发动并依据既定规则进行战争行为，交战双方就是正当的且道德上平等的敌人。这种战争法并不限制发动战争，而只是要求战争按照某些程序进行。它并不追求持久的和平，只是规范“有组织的暴力”，使其对“市民社会”的运作产生尽可能小的影响。如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俄作为相互敌对的国家，仍然在向对方国家的债权人偿债，可谓是这种战争法精神的集中体现。在20世纪，西方的战争法从对战争进行程序性规范逐渐转向以集体安全制度限制战争。然而，霸权国却经常抛开集体安全制度发动战争，或通过操纵战争的定义以规避战争法的使用。

      欧洲始终未能实现诸多精英热切期待的统一，而是在保持列国并立相争的前提下意外地崛起为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但是这恰恰使得许多欧洲理论家意识到，自己的文明形态是以列国并立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基础的。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与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都强调了欧洲文明建立于多元力量的相互斗争、相互制衡基础之上，基佐认为，这种多元性力量的斗争产生了自由，从而与其他文明单一原则的优势地位导致的暴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世纪欧洲通过殖民主义征服世界其他地方之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欧洲的这一经验更是进一步被概括为：竞争带来文明的进步，而竞争的弱化将导致文明停滞不前。许多理论家将欧洲经验普遍化，试图以自身的形象来改造世界，将战争视为一种积极的选择机制，培育进步的力量，淘汰落后的力量，认为中国泥古、僵化，因而长期陷于文明的停滞。这种信念在19世纪达到高峰，并影响了许多近代中国思想者。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摧残，使得不少欧洲精英对自己19世纪所持的信念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反思，从而走上通过一体化，在欧洲内部止戈息武的道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正式接过西方的领导权，保持并发展了欧洲文明的诸多特征。美国霸权成长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发动战争的过程：通过“西进运动”夺取印第安人土地，通过美墨战争夺取墨西哥领土，通过美西战争获取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等一系列海外殖民地，又奉行“门罗主义”，不断对拉美进行军事干涉，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长为超越西半球的霸权力量。美国继承了从欧洲发展而来的战争制度，尤其是为战争筹集资金的财政与金融制度。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时临时政府“大陆会议”就已经发行债券，为战争筹集资金。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也是19世纪西方内部最为血腥的战争。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工业强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全球性军事霸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保持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它广土众民，一度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制造能力，至今仍拥有坚实的农业基础与丰富的资源。因此，它不仅成为工业制造的中心，科技创新的中心，掌握技术霸权，也成为继荷兰、英国之后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掌握金融霸权。基于以上三种霸权，美国精英对自身制度与道路高度自信，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霸权。

      如今，随着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比以往更依赖于从全球各地汲取和收割财富。它需要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稀释自身的债务，并通过美联储周期性的减息—加息操作来收割财富：通过减息释放出流动性，在其他国家推动经济扩张；通过加息形成美元回流，造成当地资产价格下跌，然后又在下一轮减息之时，低价购入当地资产。而在美元信用不断下跌的今天，要维持这一周期性的收割机制，就更加需要运用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支撑美元的信用，并防止其他货币的崛起。通过发动或挑起局部地区的“混合战争”，美国能够展示军事实力，威慑潜在的挑战者，引导当地资本与精英人才流向美国。近年来，在美国确立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战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持续不断地在欧洲挑起矛盾，造成欧洲经济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推动欧洲制造业以及工业精英向美国迁移。在特朗普发动的针对全球各国的“关税战”中，欧盟各国也未能幸免，即便是其欧洲“盟友”，也难免成为美国“收割”的对象，更何况是被列入其假想敌的新兴或复兴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