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芳 陆卫明 ||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及其价值意蕴

赓续中华文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就赓续中华文明作出深刻阐述，为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

目前，学术界正在积极展开对习近平关于传承创新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的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梳理与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阐述其生成逻辑、理论蕴涵和价值意蕴。

一、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明理论，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着眼于新时代在统筹“两个大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其重大意义。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在深度解析人类文明史的基础上揭示了文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中包括文明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这些思想为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认识文明起源的根本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的人”，从人们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必须从事物质生产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从而摒弃了西方唯心主义思想家以欧洲为中心剪裁人类文明史的偏见。启蒙运动以来，众多西方思想家从先验的观念或既定的原则出发，将文明理解为纯粹精神的运演，试图诉诸理性的完善来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这种将文明视为人性复归、趋向于善的理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是一种用假设否定事实、用主观分析否定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文明解释模式。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释文明的起源，“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在世界历史的展开逻辑中创建了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开创了基于唯物史观理解人类文明起源的新坐标。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一切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这就在本质上把文明还原为实践范畴，指明了文明产生、发展与变革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的思想，提供了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根本立足点。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习近平高度重视考古工作，认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2. 把握文明发展规律的基本方向

文明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一旦这些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必将发生社会革命。这说明社会形态更替、文明形态更新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理性决定论和人性自私论出发，把私有制归结为“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私有制是文明的终极状态，进而对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作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蛮—文明”二元式划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制度是文明进步的顶点和终点。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和道义双重逻辑出发反驳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固然有其历史进步性，如破除了以前社会阶段“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但其存在的基础是野蛮的阶级剥削，导致一边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边是无产者“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人类势必进入没有剥削压迫、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从而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把握文明发展规律的基本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人本逻辑”对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超越。

3. 全面看待文明构成的思维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文明视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在直接或间接的阐述中揭示了文明的构成要素及其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里提到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就蕴含了文明构成中的“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四部分内容。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曾直接明确使用过“政治文明”的表达。此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哲学思想，传达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观点。在明确文明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阐明了文明有机体思想，即不同文明要素是互相依存、彼此制约、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正如恩格斯提出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习近平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科学论断，深刻指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赓续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继承者和发展者。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以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宝贵经验为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1. “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脉动始终关联着“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主题，有志之士不断反思并探寻中华传统文明的未来出路。如严复曾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郊，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未能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和发展找到出路。在“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也一度出现分歧：西化派主张中国应该全盘学习西欧文明；国粹派则主张应该将西方文明杂糅入中华传统文明，复兴中华传统文明。作为对西化派、国粹派的超越，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冲破思想的牢笼，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各有弊病，前者“衰颓于静止之中”，后者“疲命于物质之下”，要“救世界之危机”“渡此危崖”，“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即社会主义文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英勇顽强的奋斗，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命运，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发展进程。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道路”。

2. “赓续发展中华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历史自觉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中华文明才得以绝处逢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进文化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江泽民在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作序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二是明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时指出，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同时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三是提出要注重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泽民认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在历史进程中，党对“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等概念的重新赋义和创新性阐释，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指导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历史自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大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三）现实逻辑：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基于对现实的敏锐把握和对未来的远见卓识，习近平贯通历史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对中华文明进行了新的阐析。

1. 回应人民关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包括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而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属于更高层次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有效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呈现出数量增加、质量提升的态势，并从非主导性需求逐渐转化为主导性需求。马克思曾经强调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习近平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中华民族有重视文德教化和追求精神满足的文化传统，既注重“食足知礼”“先富后教”的道德教化，也注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还注重“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因此，赓续中华文明不仅仅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充分挖掘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

2. 回应时代关切，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根本上取决于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和根基。习近平强调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展现了宽阔的文明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所秉持的“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独特价值追求，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特征，进而实现对基于资本逻辑、殖民特性、零和博弈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拥有克服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能动性，与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分不开的。

3. 回应世界关切，为破解人类文明困局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各种危机和风险叠加，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凸显，人类文明又一次站在前行的十字路口。世界文明向何处去？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这关乎人类的整体利益，也考验各国回应挑战的智慧。“人类文明存亡已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世界人民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最佳解决方案。西方文明仍在寻求向全球扩张，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坚持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这有助于解构西方文明资本掠夺、殖民扩张、暴力冲突的基因和逻辑，破除“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有助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既是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勇担民族复兴重任的客观要求，也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客观需要。

二、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围绕赓续中华文明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高屋建瓴地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深刻内涵、赓续原则和建设路径，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一）全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从四个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作出的概括。

1.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价值意义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理念与精神特质，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在形塑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2. “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根脉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还是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皆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内含许多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精神、哲学智慧、社会理想、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3. “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凝聚作用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习近平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认为：“无论生长在何种制度底下，只要在文化意义上仍然是中国人的话，都呈现出一种共性，这种共性说是‘民族性’也无不可。”可以说，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就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牢固的精神纽带，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它已深深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4. “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点明了中华文明的活力源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绵延数千年依然光彩熠熠，具有永不褪色的重大价值，是进行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习近平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中赋予仁爱传统、民本精神以时代价值,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天人合一、社会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践行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天下理想,在党的自我革命中赓续革故鼎新、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文明展现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

（二）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历史脉络、精神标识、突出特质及现代形态，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逻辑，为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中华文明的历史探源与精神脉络

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实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持续不断推进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证实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真实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突破了西方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也纠正了“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误区，从而确定了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把握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与发展的思路。

关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习近平着重从精神内核的维度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的数次学术思想繁盛时期，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诸子百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

2.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与传播力等都具有重大价值。这里涉及两对概念范畴，即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精神标识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独有的标志性话语体系，文化精髓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精粹思想与观念。可见，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体”，即内在本质；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用”，即外在体现。对此，习近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做过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阐释。就文化精髓来说，他提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入手加以提炼。就精神标识来说，他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和精神标识的高度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源泉。

此外，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进行了科学总结，指出其主要包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优秀成分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3.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鲜明特质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了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首先，这“五个突出特性”是在长期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不断进行的文化文明创造中逐渐积累和沉淀形成的，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显著标识，揭示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密码。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其次，这“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内在特质的反映，从不同维度阐明了中华文明的内生逻辑。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内生动力；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凝聚不散的坚实基础；突出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活力源泉；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长久稳定的牢固根基。再次，这“五大突出特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明特质，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概括，打通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既是对当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选择的追根溯源与深刻阐释，也是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对创造新文化进行的深邃思考和宏伟擘画。

4. 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与时代意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论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与其直接对应的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两者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历史统一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新篇章，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是既不同于西方文明又不同于传统文明的新型文明，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双重属性。所谓民族性，表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所谓现代性，表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着眼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变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着现代性的内涵和表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的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归根到底成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在实践层面确立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增添了新的优势和动力。

（三）深入阐发了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既立足国内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深入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方针和原则，为推动中华文明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坚守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指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独立性，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开放包容中始终保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概括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包括“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的民本思想、“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和合智慧等。在统筹“两个大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要高度重视从上述思想精华中汲取营养，汇聚加快民族复兴进程的智慧资源。强调坚守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还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多样，社会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时有泛起，文化领域存在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的现象。习近平从方法论上强调要摒弃“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等西化思维定式之痼疾，走自己的路，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2．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习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双向互动、交融共生的历史逻辑。中华文明的集成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受劫难，产生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华文明宝库，充分开发和利用中华文明的宝贵资源和历史智慧，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能传承发展、焕发荣光，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理念和治理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辩证思维、人民观点等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文化情怀，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新征程上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正以“其命维新”的方式彰显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实践。

3.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

习近平在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张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造性转化”即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即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其中，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和实践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价值指向和逻辑旨归。习近平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邃思想，既体现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时性规律，又依据时代变迁实现了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有力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什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融会贯通、为系统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前景。

（四）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加强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中华文明形象传播等层面，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全面系统的部署。

1. 加强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强化中华文明的理论阐释力

习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习近平从考古挖掘、文化保护到理论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首先，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为依托，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习近平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其次，重视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习近平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再次，做好历史研究成果的理论总结和阐释工作。要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典籍等的研究，深入阐述中华文明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当代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内容体系和宣传体系，不断强化对中华文明的阐释力度。

2.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就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互融通、彼此成就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建设不是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结果，而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要以中华文明的古为今用为基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转换和发展，这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正在推进宏大、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传统与现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时性实践中实现了有效衔接，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被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从而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在现代性淬炼中生成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3.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族的，但绝不意味着它是与世界隔绝的。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多边人文合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有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方位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首先，搭建不同文明互鉴互通的平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良渚论坛等一系列会议的成功举办，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凝聚起全球合作共识。其次，畅通文化交流渠道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在海外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心已经达到48家，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推广网络。再次，依托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外联合考古项目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机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书写人类文明的壮丽画卷。最后，加快构建与我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鲜活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

4. 创新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塑造中华文明形象传播新格局

习近平围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提出了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具体要求，为创新中华文明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塑造中华文明传播的新格局指明方向。首先，在传播媒介上，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传播媒介相融合，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兴传播方式拓展中华文明的传播边界，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能，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传播格局；其次，在传播形式上，借助各类数字技术，采用VR+数字博物馆、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文物展等多种创新方式，使中华文明跨越物理时空，实现在数字共享空间中的展示；再次，在呈现方式上，推出《博物馆说》《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遇鉴文明》等系列电视节目。通过上述形式和方式，“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出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氛围。在国际领域，习近平以“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来比喻中国的文明形象，并提出要“用好国际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创设世界性议题，凝练出极具世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传播效能。

三、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以创造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对于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破解21世纪人类文明困境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围绕中华文明的基本主题、独特价值、发展脉络、精神特质、突出特性、现代形态、赓续原则及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展现出强大的思想魅力和实践伟力。

1. 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作出了多方面创造性贡献

有学者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主要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于中国的历史、19世纪的国情、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关于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相关的文明转型、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明并没有作过系统论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独特基因以及独特优势，深刻阐释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原则遵循和实践路径，既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思想宝库，也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趋势、发展道路、内容构成和交往方式等方面，赓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观点，在使社会主义文明由“理论愿景”变为“现实运动”中展现出磅礴伟力，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实践新篇章。

2. 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历史纵深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照时代和现实，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方面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并将其落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政策举措中，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从“天下为公”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为政以德”到以德治国，从“富民为始”到共同富裕，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德性底蕴和人文基因。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内涵上重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注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衔接，注重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仅在理论逻辑上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在实践指向上深刻解答了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擘画了人类现代化的新图景。

（二）为新时代赓续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践指引

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作为与时俱进、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与理论建构中彰显出真理力量，对于凝聚赓续中华文明的社会共识、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凝聚了赓续中华文明的社会共识

凝聚社会共识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前提。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的亲自引领和推动下，中华文明传承弘扬工作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实施路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已经转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极大地增强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然而，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甚嚣尘上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关于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些关键性原则问题还存有争议，尤其是在如何看待现代化与文明传统的关系问题上，有人被西方舆论所迷惑，盲目崇拜西方，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重要论述的贡献，突出体现在解决了“一个由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现代化为古老文明设置的吊诡性处境：要么现代化而从文明传统中连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传统而被时代抛弃”，发挥了凝聚共识、解疑释惑、激浊扬清、团结鼓劲的“定音锤”作用。

2.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继承传统”和“追赶时代”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彻底打破了以“古今新旧”“传统—现代”框架解释中国文化道路的固化思维模式，使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历史文化基因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中。例如，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继承和弘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将人民至上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基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勾画蓝图；吮吸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扎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形成独特的和平外交风格等。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诠释着“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目标愿景的丰富内涵。

（三）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思想和理念，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理论启示，为破解21世纪人类文明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

1.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及历史观亟待更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持续炮制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把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根本标准，造成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甚至引发战争和动乱。对此，习近平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习近平强调尊重世界多元文明史实，提倡平等、包容、公正的多元文明观。他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不仅破除了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本土文化复兴的追求，更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格局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共存是对当前逆和平发展、逆全球化潮流的正面回应，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支撑。

2. 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在思考和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命题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他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思考，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宽了世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与文明的现实参照，创新了人类文明形态。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描绘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图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奉行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主义，视自己为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将拒绝被资本主义同化的文明视作与自己对立的“他者”。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视域出发，批判并主张重新建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不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市场体系，呼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西方国家奉行的“丛林法则”“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等思维导致世界文明发展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无疑提供了一种文明交往的新逻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超越西方中心论，破除东方从属于西方、落后从属于先进的旧思维，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各国合作交流，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丨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