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龙 | 十力学派与儒学的现代转化（上）

本文来源：《孔学堂》（中英文）2024年第2期。

中国古典文明在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最先有着明确的“现代性”意识并试图以传统资源构建现代中国方案的，当属晚清康有为等人。康有为的问题意识颇为清晰：既要塑造现代国家力量以保存文明肉身，又要保守传统以延续文明价值。中国要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这两个方面需互为保障，缺一不可。无肉身则文明无所依存，无传统则不能团结各方力量以保存文明的肉身。但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失败及其晚年的际遇似乎表明，通过制度化儒学（建制儒学）或今文学方式构建现代政教秩序方案的努力，已经无济于事。要想保存文明传统，必须寻求新的方式。包括十力学派在内的现代新儒学随之登场，他们以不同于晚清学人的方式，延续和深化了儒学的现代转化与现代中国方案的课题构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对儒学的自我辩护催生出现代新儒学，并发展出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群体。^[1]在现代新儒家群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学术派别——十力学派。^[2]

就学术脉络的传承而言，所谓十力学派，是以熊十力开山，经由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再传弟子杜维明、刘述先等，以及致力于传承与研究这一学派的学者所发展而来的学术共同体。熊十力因创作《新唯识论》奠定了现代新儒家开山的地位，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新唯识论》亦被誉为20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具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终结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刀”^[3]，那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则是在被砍得七零八落的传统学术思想中长出的新藤蔓，这支藤蔓上结出的花果——十力学派，深刻影响了儒学的现代形态。熊十力本人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及其后学都是这根藤蔓上开出的花果。

就学术特质和精神取向的角度而言，十力学派的内涵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究和展开的课题。这不仅是因为熊十力本人的思想与主张前后有较大的发展变化，还因为十力学派后学在学理和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非常丰富的样态。而学术特征和精神取向，本身即是学派传承的核心内容，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勾连。学派的成立和传承，即意味着学派成员在学理与精神取向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十力学派虽因骤变的时代背景而有着复杂的问题意识与学理特质，但依然有着区别于其他现代新儒家的较为一致的基本特征。

这些基本特征，首先可以从现代新儒学内部对十力学派的认定来看。20世纪中期，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奔赴港台，开启了港台新儒学宏规的事业。熊十力则选择留在大陆，但直至他逝世后的10余年里，他本人及其学术都没有在大陆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他的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及再传弟子杜维明、刘述先等人，在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对儒家学理的阐发，却影响甚至左右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儒学样态。20世纪80年代，中华传统在大陆复兴，港台儒学的回流反哺是一个重要的助缘。其中又多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等十力学派成员的影响。直至21世纪初，大陆学界中对十力学派尤其是熊十力、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的显学。就现代儒学的整体而言，由熊十力开创的十力学派可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支，以至于余英时认定，狭义的现代新儒家就是对熊十力及其弟子一脉的称谓。^[4]

关于现当代新儒学人物的界定和分期，历来有颇多的争论，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而十力学派的存续就是这些共识的一部分。方克立曾将现代新儒学的学术群体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第二代为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第三代为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5]这些学者中，属于十力学派的有熊十力本人及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有其再传弟子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20世纪下半叶，在台湾发展起来的“鹅湖系”，在现代新儒学中一度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如上所述，这些学者在理论性格与思想取向上有着内在的一致，都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所开创的现代“心性之学”的学理框架内，可以看作是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的逻辑与历史展开。^[6]因此可以说，现代新儒家内部有一个十力学派，是既存之事实。

余英时认为，“新儒家”这个词起码有三种不同的用法：一是最宽泛的用法，即只要对儒学不存在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的人，便可以成为新儒家——钱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新儒家，不过这“没什么意义”^[7]；二是以哲学为取舍标准，即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和贺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归入新儒家，但梁漱溟是否为新儒家则有疑问；三是在海外流行的十力学派中的人才能算是“新儒家”。就此而言，余英时已经点出了熊十力及其港台弟子在现代儒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并认为其有着标识性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熊十力与其在港台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乃至其第三代弟子之间，的确有着一致的“心性”关切与清晰的学脉传承关系。

另外，就十力学派对现代新儒家的划分与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特质认定来看，存在十力学派的看法也可从中得到印证。比如，刘述先把方克立的15人名单划分为“三代四群”，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8]他认为，“现代新儒学”是一广义的了解，凡肯定儒家的一些基本观念与价值通过创造性的阐释有其现代意义者，都可归入此一范围。此即大陆当前流行的“现代新儒学”的范围。“当代新儒家”的界定当以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与张君劢签署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基准，即要认可“心性之学”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9]很明显，这主要就是指以熊十力为开山，由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所发扬，并为杜维明、刘述先等再传弟子所传承的学派的基本关切。刘述先以是否继承熊十力所开创的学脉来区分“现代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实则已经将熊十力一脉从现代新儒学中单列出来。这在内涵上与余英时所认定的狭义现代新儒家是一致的。因此，无论是就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学术特质来看，还是就熊十力以《新唯识论》为奠基所创的学脉而言，现代儒学中存在十力学派这一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实际上，无论是余英时所认定的狭义的现代儒家，还是刘述先所言的“当代新儒家”，无疑都是以熊十力开创的“现代心性之学”的标准来界定的。这一学派大体以早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精神取向，在师承关系上比较清晰明确。虽然余英时与刘述先强调熊十力开创这一学派的用意大不一样，但抛开所谓的“道统”“政统”之争不谈，二者都强调熊十力以降的“现代心性之学”与其他现代新儒家的致思方向有着明确甚至根本的差异。因此，以十力学派来统称熊十力所开创的现代“心性之学”及其学脉，是有充分的依据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即便不以十力学派来称谓此一“现代心性之学”，换作其他合适的名称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其内涵实则是一致的。

我们虽然可以认定现代儒学中有十力学派这一既存事实，并以“现代心性之学”来概括其基本学理特质，但若要以某个具体的概念或框架来表征十力学派的全貌，依然是会引起争议的。仅就“心性之学”的学理建构而言，在现代新儒家中也绝非十力学派的独门绝技或专利。而无论是十力学派各个成员的学理与主张，还是熊十力本人不同时期的精神价值取向，也都是十分复杂且具有张力的。

以熊十力的著述所体现的致思脉络来看，他的思想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以《新唯识论》（文言文本、语体文本）为代表所构建的新唯识论体系，《新唯识论》可以看作是熊十力试图融合古今中西思想资源，为“五四”精神进行的哲学系统构建，对现代儒学尤其是十力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一个阶段则从撰写《读经示要》开始，至其最后一部著作《乾坤衍》完成，在学理构建与政教实践的双重脉络中，呈现了近世今文学的政教主张演变为政教实践的现代中国进程。^[10]不得不说，熊十力早年的哲学体系构建与晚年的经学论题，都及时地呈现出与主流较为接近的有关现代中国方案的思考，这也表明了他具有敏锐而深刻的时代问题意识。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熊十力并没有完整的现代中国方案。因为对辛亥革命之后国内种种乱象不满，尤其是对复辟和军阀混战的痛恨，熊十力在20世纪20年代十分自然地接受了五四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主张。《新唯识论》虽以“证体”为“东圣学脉”，但《量论》未作则为其最遗憾之事，可见熊氏本人对于现代民主、科学的肯定与渴求。而“五四”的民主、科学等观念，也很自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学尤其是十力学派的核心价值取向。这在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完成《新唯识论》的创作之后，熊十力开始具体思考现代中国政教构建的问题，《读经示要》便是探索这一课题的系统成果。如果说在此之前，熊十力默认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那么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就表达与此前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有了比较清晰的现代中国方案。

《读经示要》可以看作是熊十力由哲学思辨转向以经学资源构建现代中国方案的过渡著述，也代表了他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中国的致思。《读经示要》融合佛学、哲学、经学的倾向十分明显，今文经学、宋明理学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方法都呈现其中。他试图通过疏解儒家群经，构建出现代中国的图景。《读经示要》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中国方案，与近世今文学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其中关于人类普遍文明理想与现代中国方案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近世今文学的方法与资源，其中最为明显之处，就是对“大同”的阐发与演绎。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主张，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大同”，这种理想之于全人类都有着普遍性。在熊十力看来，当时的中国依然处于“据乱世”，因而首要任务与目标是：以既有的土地和人口为基本力量，以儒家的信仰与价值观念凝聚共同体，建立现代国家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强，进而为“天下大同”奠基。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首先必须基于自身的文明传统和资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可见，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阐发了一种基于儒家文明传统的普遍性价值主张，并试图基于自身文明传统勾勒出构建现代中国方案的基本轮廓。显然，此时的熊十力已经改变了天然接受民主、科学等“五四”价值的态度，更加注意阐发儒家传统价值的普遍性意涵，并以传统为基来构建现代中国方案。这些思路与立场与晚年的康有为颇为相似。其中对康有为的批评，多集中于康氏未能在哲学上有所建树，致使他的现代中国方案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此之后，随着革命与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趋势，熊十力一改其之前认为中国处于“据乱世”的判定，并于1950年前后认定中国已经进入了由升平而太平的世代。在此时的熊十力看来，“大同”在中国的实现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说，作为儒家与人类最高与最终理想的“大同”，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教实践进程。因此，他一改旧说，并以今文经学的资源与方法为新政权的政教理想与政教主张背书。徐复观等港台儒家对熊十力的批评，也主要集中于此。熊十力在1949年与他奔赴港台和海外的弟子分道扬镳，选择留在大陆，原因也在此。可以说，对于“大同”的向往以及对于中国所处世代判定的变化，左右甚至决定了熊十力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抉择。

奠定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十力学派开山地位的，无疑是其早年创作的《新唯识论》。《新唯识论》作为第一部体系性的中国哲学著作，是对儒、释、道三家义理的融会与总体性判摄，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性格，更奠基了十力学派作为“生命的学问”的总体基调。熊十力开创的学派被视为“现代心性之学”或“道德的形上学”，与他新唯识论体系的开创之功有莫大的关系。新唯识论直接而又根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见体”，以“心性”来回应现代西方学术与“现代性”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挑战。他在构建新唯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苦研佛教唯识学到逐渐归宗儒家《周易》的过程，同时对道家思想也有颇多借鉴与衡定。马一浮在为《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撰写的《序》中说：“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11]这既是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的评价，也是对他早年学术抱负与学术规模的衡定。熊十力确实对儒、佛、道三家的问题意识都深有体悟，且深入触及并统摄了中国古典的根本观念结构。

《新唯识论》呈现出传统儒家少有的哲学思辨性和思想系统性特征，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誉为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受到各界的推崇，并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之作，至今亦少有能出其右者。具体来说，《新唯识论》表现出了综合佛家唯识学和禅宗，以及儒家《周易》和孟子学、阳明学的规模，最终归宗《周易》，并且对老庄思想也有所吸收。因此，新唯识论是在融会儒、释、道三家思想基础上的创作。如果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儒家特质还不那么明显，那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则明确表达了归宗儒家的意愿。《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一方面强调了《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一方面又体现了孟子学和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熊十力借由《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创作，打通了作为宇宙论形上学的《周易》与作为心性形上学的《中庸》，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以“见体”为根本内容的“现代心性之学”。熊十力之后，牟宗三等人所欲构建的“道德的形上学”，在理路上与方法上和新唯识论都有诸多渊源。《新唯识论》所代表的心性之学或哲学研究，也还在深刻影响当下的中国古典学研究。^[12]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未能忽视其基本关切、论述主题与研究方法。

思想家所欲阐明的观念图景，乃是基于对政教秩序的关切。熊十力的学术思想背后，就有着构建现代中国政教秩序的考量。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思潮逐渐占据并成为变革的主流，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乃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都是革命思潮占据主导所产生的结果。熊十力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又囿于其接续传统文化慧命的历史使命，终至于以传统论证革命、自由、民主、科学等一套西方传入的“现代性”观念。在创作《新唯识论》时，熊十力还没有接受晚清今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却与他们一样，认为处在万国之竞世，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以自强。《新唯识论》虽未明确提出现代中国的构建方案，却可以看作以儒家“生命的学问”为“五四”主张进行的哲学背书。后来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十力学派的致思，大体不脱《新唯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特质，都坚持并主张五四运动的核心观念。无论是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还是唐君毅的道德人格，抑或是徐复观的经史观念，乃至于刘述先等再传弟子有关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著思，都与《新唯识论》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特质有着密切的关联。

综合十力学派的学理与价值取向来考量，可以将熊十力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新唯识论》时期与《读经示要》—《乾坤衍》时期。在前一个阶段，熊十力很自然地以中国古典的思想资源去支持与论证“五四”的价值主张，这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氏弟子的思想倾向和“现代性”主张是基本一致的。而在创作《读经示要》时，特别是在1949年前后，熊十力已然不再视自己是“五四”价值的主张者，进而失去了对“五四”主张的现代中国方案的兴趣，而是走向了以今文学的方式方法去建构现代中国方案的理路。在此意义上，熊十力晚年既与他早年的思想立场有别，也有别于包括他弟子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熊氏弟子对熊十力晚年的致思与著述多有拒斥，原因也不难理解。换句话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和十力学派开山的地位。

来源：孔学堂杂志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