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芸妃：浅谈《物色》篇的感物观和心物二元

作者：刘芸妃（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物色”，乃刘勰所提出的极富独创性之概念，其以自然现象作为审美对象，将自然景物与诗文作者的内在情志关联起来。“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此篇以春夏秋冬四季之更迭对心灵波动的影响开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继而论述事物的色彩、声响、形式各异，然而世间万物对人的情感的触动却是一致的，还援引《诗经》《楚辞》、汉赋等实例，称赞《诗经》“丽则而约言”，批评当时“丽淫而繁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的浮华文风；最后以赞语收尾，再次阐述自然物色在抒情方面的作用。

自然景物作为诗人用以抒情的对象，在进入文人的视野之前属于客观存在。当被诗人的感官所捕捉后，诗人便会赋予这些客观景物以主观色彩。“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由此可见，大自然才是蕴含深奥奥秘的府库，艺术源自自然生活。“岁有其物，物有其容”，从山林原野到黑蚁红虫，世间万物均被纳入“物”的范畴。此处所论及的客观之物并无预设的形态，它既非能指，甚至超越了所指。在《物色篇》中，“物”是一个具有广度、深度和延伸性的物质概念。这与刘勰深受佛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与刘勰处于同一时期的南朝文学家吴均创作了一篇志怪小说《阳羡书生》，其中描述“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书生钻进鹅笼，鹅笼并未变大，书生也未变小。倘若我们以既有的大小观念去审视这个故事，便很难想象文中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将这个故事视为中国早期文化的一种想象。

儿童看待世界时，并不受先入为主的经验所左右。在儿童的感物系统中，不存在用以限定视角的相对概念。首先发挥作用的并非概念，而是图与文的思维结构。当成人感知事物时，往往遵循时间概念，如“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或依据相对概念，例如要感知“大”，就必须知晓“小”的含义，需有参照物才能产生感知；又或者基于情感寄托、情感象征的概念，比如某物件记录了家族的兴衰等。而儿童不同，其感物视角属于视觉系，感知事物的最佳方式是想象其运动状态，因此世间万物不存在“大”与“小”的区分。《庄子·逍遥游》从鲲鹏、斥鷃之别引出“小大之辩”，也在精神层面赋予了“小”“大”特定内涵。《物色》篇中“物”亦有其效用，若按照作者主观的大小观念去审视这些客观景物，显然与《物色》篇广泛的描述范围和深刻的意蕴不符。

《昭明文选》亦提及物色之美，收录若干文赋，探讨如月色、雪景等自然风光。刘勰于《文心雕龙》中更进一层，不仅论述“物色”，更深入探讨“物色之动”。他从时间维度构建了一个关于物色的宇宙观，其论述涉及过去、当下与未来。

“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物”并非限时之事物，“物”跨越了四季更迭；“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物”更具变幻不定之特性，同一“物”，因文人善于通变、沿袭变革，而拥有了生生不息之生命力。《物色》篇拓展了“物”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外延，中国山水文学正是得益于真正的江山助力，才得以成就文学经典。此类“物”能感召诗人，使其心潮涌动，为之动容。

以《物色》篇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的本体依然具有哲学化特征，古人将其称作“道”。“道”乃是文学具备合法性的依据。刘勰之所以强调自然之“气”、物色之“气”，是因为“气”是生命的根源，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功能性存在。“道”是历史能够被记述的凭据，天地万物的变化源于“气”的激活，“气”促使四季更迭转换，而四季之“气”又与人类生命的律动相对应。“生生之谓易”，此乃天之所以为“道”的体现。人类在生命生生不息的律动中感知“道”的存在，故而天人能够合一。心与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对立体现于主体和客体，统一则体现于天地之气与“生生”之道。在刘勰之前，对主客体的描述都较为模糊，直至《文心雕龙》问世，才确立了以情物来表达主客体关系的方式。刘勰的情物二元论和心物二元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背后是中国古典哲学形而上的深度对刘勰思想渊源的影响。

自汉魏以降，文艺批评皆就事论事。直至刘勰著《文心雕龙》，全篇洋溢着强烈的哲学自觉。“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以诗兴回应大自然的感召，全然源自内心、发乎真情。物我主客体的对峙，最终必然归于物我一体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