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论语》中的仁礼中庸思想（上）

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

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

“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

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

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

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

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

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

“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

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

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

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受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

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

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

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

就是说孝悌本身就是政治，或者说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孔子把孝悌看成是“仁”的“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

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

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

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