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韩星教授一起读《论语》：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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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韩星
编者按
《为政》是《论语》第二篇篇名，共24章，主要围绕为政、君子、为学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如论《诗》、论孝、自言生平、评论颜回、讨论观人术、为人处世、为学等，现代人看来似乎与为政无关，实际上在孔子这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本篇强调为学与为政的关系，注重为学先于为政的思想，非常重要，也具有现代意义。韩星教授认为孔子丰富的为政思想并非《论语·为政第二》所独有，《论语》各篇均有展现，需涵泳玩味方得为政要旨。
为政的核心理念：政者，正也
为政的首要前提：正己正人，德风德草
为政的基本原则：民无信不立
为政的总体构架：德、礼、政、刑
为政的理想模式：王道政治
为政的最高理想：天下大同
社会变革：天下有道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第六》
孔子就齐鲁两国不同的治国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变革的方向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这就是天下有道的大同社会。春秋时期，齐国实行了一些改革，经济发展较快，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与齐国相比，鲁国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但道德文明与礼乐文化保存得比较完备，所以孔子说，齐国变革就能达到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变革，就能达到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
关于齐鲁的差异，《说苑•政理篇》曰：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此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淮南子•齐俗篇》曰：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左传•闵公元年》曰：
齐仲孙湫来省难。……仲孙归……，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
《左传•昭公二年》曰：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礼记·明堂位篇》曰：
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弒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
据以上史料可知，齐国与鲁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存在很大的差异：齐的治国模式从开国的姜太公就注重功利，由“霸术”而“霸业”，对内以法制民，对外以武制敌，强调的是以暴制暴、以力制力。而鲁的治国模式从开国的伯禽就注重礼乐，为政仁厚，有王道之迹。但至孔子时，鲁由三家执政，也无道。但鲁虽无道，礼乐还存在，齐还是不如鲁。在孔子看来，急功好利，究竟不如仁义礼乐。
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人包咸注：
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
齐国是姜太公后代分封而形成的国家，鲁国是周公后代分封形成的国家，姜太公是大贤，周公是大圣人。在孔子这个时代，虽然两国政教都出现了衰微，但孔子认为如果有明君出现的话，就会使齐国变革达到鲁国的样子，鲁国再一变革就达到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
朱熹《论语集注》：
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
朱熹比较两国风俗民情的不同，不过他认为这里“道”是先王之道，即王道。
顾炎武《日知录》：
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顾炎武把齐变至鲁、鲁变至道与道（导）德齐礼、道（导）政齐刑对应起来，意思与朱熹差不多。
杨树达《论语疏证》：
“齐为霸业，鲁秉周礼，则王道也。齐一变至于鲁，由霸功变为王道也。《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是王道为小康也。鲁一变至于道者，由小康变为大同也。《礼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道正彼文所谓大道矣。”
理想社会：天下为公
熊十力先生说《礼运》“以礼运名者，诚以小康之礼教当变易而进乎大道”(熊十力：《原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这就说得很清楚，齐为霸政，鲁行王道，结合《礼记·礼运篇》王道对应小康，大道是指大同，所以鲁一变至于道就是指由小康变为大同。
在《礼记·礼运篇》，孔子描绘了人类社会最高理想蓝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韩星教授认为，在孔子的心目中，大同社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社会，其总原则就是“天下为公”，是派生其他具体内容的根源和出发点。体现为具体原则有：在经济上，财产公有，这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举贤能，用人才，讲信用，实行社会民主；在社会生产上，按性别、年龄和社会需要进行分工，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人人从事劳动，社会成员平等地享用劳动成果；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互敬互爱，互靠互养，诚实无欺，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没有盗贼，战争也不会发生，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天下太平。
韩星教授强调，这短短的107个字，提纲挈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社会的美丽画卷。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孔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有选贤与能的机制，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在家庭关系上提倡仁义孝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理想和信念，也必然是人类的理想归宿。
行稳致远：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如何迎接时代挑战？韩星教授认为：
首先，要重视对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其次，不断推进社会的民主、自由、文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确立文化主体意识。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作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
第三，重视礼，礼在古代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一个道德与法律、道德与信仰、道德与哲学、道德与政治等交错重叠的网络状结构体，礼治在中国传统治道当中起着巨大而全面的社会整合作用。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上通下贯、中道制衡的作用。
供稿：敬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