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立足传统经典，探索国学教育的可能性

        能有机会专门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国学教育，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以往的国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基本是在肯定我们过去因为无知轻易否定的那些国学内容。但是对国学怎么教，探讨得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教师培养方面。敬德书院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国学有很好的传统，有一些规律的东西是需要实践、需要辩证的加以讨论，这方面海淀翠湖小学张波老师、人大附中刘成章老师、 八一学校陈魏俊老师、人大附小刘叶翎老师、十一学校袁丽杰老师做了很好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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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湖小学张波老师关于“诗教”之路的探索。我觉得这个探索是非常接地气，也是非常用心的。他讲到了“积真善美随”这样一个教学原则，不像现在有些机构过于强调诗学里面的平仄格律，而是相对比较开放的，既关注到传统的平水韵和其他的韵脚，又注意到现代人用普通话汉语拼音的这种读法。我们知道，对诗歌平仄和韵脚的讲究是有时代特点的，比如毛主席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里面作为韵脚的几乎字全是仄声，但是气势非常好，整体感觉也非常好。

        中国诗词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诗经》《楚辞》的传统，尤其是《诗经》的“国风”部分，它跟老百姓的民歌是有紧密关联的。这个传统便形成了“道”的传统，也就是“真善美”“思无邪”的传统。中国诗词又有“术”的传统，比如格式、韵律、平仄。我觉得张老师整个探索是非常合乎现代人学习规律的。在韵律诗歌方面不光强调它的文学性，也强调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渗透，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诗歌的功用并不只是在文学方面。比如张老师对本校的足球示范校的诗词写作，“史传三字经”的写作，以及和家长日常的交流等。这其实就是让诗歌和我们的生活融合，让诗性的语言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好的影响。

        我们一直都讲“诗言志”，并经常引用孔子讲的“不学诗，无以言”。过去总强调“不学诗”是有问题的，但很多人不会关注后面那一句“无以言”。言，就是平常的对话。现在的教育过于尊重文字，我们认为有文字才有教育。其实在文字出现数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人类的教育就因为有了语言而开始了。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思维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阶段，哲学、文学等很多方面也都因为有了语言而得到了发展。

        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唯文字的，结果外语变成了哑巴外语，中文也差不多是哑巴中文。所以我们在关注诗教、关注传统文化的时候，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要关注“道”的层次，还要关注“术”的特色。很多学科在教学时注重载道，把“道”看作是唯一的方面。但是学科性怎么体现？语文课、历史课、政治课，它的学科特点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特点，在载道方面就不能充分发挥学科的特殊作用，所以在这点上要特别注意。

        诗在中国的文体当中自有其特点，比较精炼、比较有色彩，有许多技巧能让诗细腻准确生动地来表现一个主题。但是诗不是唯一的文体，尽管在唐代进士学科基本上是以诗为考量对象，但是诗有没有弱点和缺点呢？我认为诗词学到一定程度人的细腻感会加强，但是人的粗犷大气的东西却会减弱，所以学诗一定要跟学史学哲学相结合，这样诗就不仅有细腻婉约的东西，还会有豪放大气的其他方面的色彩。

        张老师在教学当中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想法，也为编写校本教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什么叫研究性学习，什么叫研究性教学，什么叫学者式教师？我认为张老师这个路子就非常有借鉴意义，可以提供参考。

        我再次特别强调语言。比如白居易的诗为什么能够流传久远呢？是因为白居易写完诗经常会找一些人，甚至是文盲去给他们讲解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向妪解诗”。这个例子证明语言的作用不光是文字的作用，好多老百姓不识字但是能够讲传统文化，能够讲做人的大道理。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言”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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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附中刘成章老师讲到经学。经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魂，在传统文化经典里面起主导作用。如果把“五经”看懂了，再把《道德经》以及佛教的一些经典看懂，我们在哲学上、方法论上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很多文化形态，包括书法、戏剧、科技等，其发展是跟哲学有关的。所以读经非常重要。不仅中国这样，国外也是这样。比如西方人不管学什么专业，学文学史甚至学自然科学的，都要熟悉《圣经》。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经典的体系。刘老师特别讲了中国过去一些经典体系，比如说中国的经典基本上是在《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确定了“经史子集”这样的体系，在《隋书·经籍志》里面又加了佛教和道教，共六大类。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像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补正》就等于把这个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列了上千种图书，这些图书都可以作为我们老师一生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另外，刘老师讲了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性的命题：“道不远人”。一个高深的道理或者一种哲学思想，如果束之高阁，大家都听不懂想不透，那么其作用会是非常有限的。从唐代开始，儒学就有了这样的觉悟。讲四书五经，但能学习的人很少，因为读书人很少，识字的人很少。在跟佛教和道教争鸣的过程中，儒家学者发现佛教的“俗讲”能使很多不识字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佛教赢得了很多的信众。所以儒学也开始把高深的经典和生活中的道理结合起来。后来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等很多蒙学经典，都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活力又再次加强，成为能够包容佛道包容百家的更加有亲和力有包容力的经典。

        刘老师讲了很多他的感悟和他悟到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原汁原味、正本清源、亲师重道、讲故事而且与西哲对读，这些都在儒学的教学方面给我们开阔了思路。读经典不是死读，孟子就讲“尽信书不如无书”，要是把书读死了，读得眼界非常窄，书的价值和作用也会非常有限。刘老师对《论语》《孟子》里一些过去有争议的问题，都有很好的探索。

        其实，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如何看待经典还是有争议的。敬德书院成立的时候，楼宇烈先生来开讲座。有一个中学的校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鲁迅曾经说礼教吃人，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来看礼教，怎么来看鲁迅的说法。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很熟悉的人，他的很多经典其实都是取自于传统文化，包括《狂人日记》。唐代道教学者无能子的著作里有一个“樊氏之族有美男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狂人日记》的原型。所以可以从这方面解读，说明如果鲁迅传统文化的功底不好，他就写不出《狂人日记》。

        另外，任何时代，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源头绝不应归结于儒家经典。怎么来解读儒家经典，解读我们的传统文化，要从很多方面去设身处地讲。不能因为鲁迅在当时那个特殊情境下说礼教吃人，就对经典妄下结论。要知道，孔子的思想对人类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即便现在好像有明显优势的西方文化，其在建构之时也吸取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思想。16世纪时，中国的经典曾被一批传教士翻译到欧洲，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法国启蒙运动代表、大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和《风俗论》里面就特别强调说上帝是天上的神，而孔子是地上的圣人。他甚至说上帝要把道德的金苹果给人类的话，一定会给中国人。不只是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一批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论述。

        所以我觉得真正有影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经典，是不怕面对社会现实的，比如说刘老师特别讲到了“子为父隐”的问题，以及“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心里存疑的问题。如果我们教师不敢直面这些问题，而是简单地为圣人避讳，那么它的说服力会非常有限。我曾经跟有些学者探讨，在孔子的时代不可能像我们今天那么充分地尊重女性，但是孔子的话也不是专门来论述关于女性的问题的，他也可能是在跟学生的交流当中，由于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或者一些矛盾，所发的一个平常的牢骚。这种牢骚是不是就是儒家的思想？

        还有别的证据也能证明儒家的传统并不是歧视女性。孟子曾经讲“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如果一个女人掉在水里了，这个男人要恪守封建道德不去救的话，这个人就相当于禽兽。再比如儒家经典里讲阴阳，并不是代表男性的阳就一定要居上，就一定要是强势的，儒家的阴阳理论就是阴阳会对转，没有阴，阳也不能充分生长，没有阳，阴也不能充分发展。儒家的系统不光是一个线性的系统，还有五行轮回的系统，还有阴阳对转的系统，这些都是需要在学习中不断体会的。

        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探索应该是有自由空间的。一方面，校长、教育主管部门要给老师学生这样的自由探索空间，同时，教师也要为自己争取自由探索的空间。有几个老师说到自己遇到了问题去想办法，结合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理论，在传统文化当中找智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除了我们自身的感悟和研究，打开国际视野也非常重要，比如中西经典的对读。上世纪50年代，北师大的陈景磐教授曾把孔子的因材施教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放在一起来做对比，非常吸引学生。日本的商业之父涩泽荣一写了一本书《论语与算盘》，讲到日本近现代包括商业文化的发展，从《论语》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这个研究是对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会很吸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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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学校的陈魏俊老师，她整个经验都是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个大逻辑里面去延伸和展开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对于教学的基本要求，都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五个方面被融合被加强，任何西方舶来的所谓新教理论都没有超越它。所以怎么来解读、来践行，这是教育界应该长期思考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

        四川社科院的一位学者就尝试着对照“大学之道”，做了“中学之道”和“小学之道”。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思路非常好。在先秦经典里有大学没有小学，小学是宋代的朱熹看到儒学发展的问题以后，集合先秦以来的经典而成的一个概念。过去没有“中学”这个概念，过去的小学就相当于我们的大学前教育，或者说是我们今天的义务教育。朱熹为什么专门接续前人做“小学”，因为从汉代以来小学基本上变成了文字学，朱熹认为如果小学只是文字学加上训诂、考据、书法等等，那么这个小学培养出来的人在道德上、在做人上是不完善的。所以他继续强调了行为习惯的养成，强调了中国的道德传统，特别是把《孝经》《弟子职》《论语》里的一些内容在小学里面充分体现。但是我们现在对小学的研究是非常弱的，现在看到的小学版本大都是日译，说明我们在研究小学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陈老师的探索当中有很多亮点。一个是她强调了思维和文化建设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的作用，把“博学之、审问之”等五个方面做了分类，尽管这个分类还是可以有争议的，但是这种分类说明了她在细致深入地思考问题。

        另一方面，陈老师的实践里面包括打通经史。有一句话叫“六经皆史”，其实古典的传统是经史子集互相印证的。我们即便是读集部的书，也可以看到经的影子，所以也可以说“六史皆经，诸子皆经”，因为传统文化是整合一体的。将传统文化和经典很好地融合，它的影响、它的多方面的价值就会体现。陈老师讲到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像西方人，或者说近代我们学了西方的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我们中国是缺少思辨的，其实这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在近代以后，中国很多的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对西方的哲学史、心理学史、思维史做了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找不着对应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展逻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由此，胡适、冯友兰等通过写中国哲学史，让现代人即便是按照西方逻辑，也能找到中国哲学、中国思维发展的轨迹。

        墨子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非常著名的逻辑学家，有一个卫星就是以墨子命名的。在思辨上,除了墨家以外，孟子和告子在人性论探讨方面留下了很多的文章，很多经典的论述。除此之外，道家的老庄不仅在中国人的思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也被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高度关注。再加上佛教的引领以及很多后世学者的补充，我们在思辨上逻辑上是有很多重要经典的。

        在这个方面，以往的一些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是也做了很好的积累。比如杨国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还有从延安过来的一批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总结。很多的思辨、很多的概念，其实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辨特色。包括陈老师讲到了一些字，比如说像“孝”“忠”，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其实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哲学的痕迹。可见在这些方面很多老师是很用心的，而且已经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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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附小的刘叶翎老师主要是讲汉字里的国学，也讲到了自己的理想、志向、探索以及在探索当中自己受到的激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字其实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个规律过去很多人做过探索。曾经有学者在普及文字工作的过程中，就吸收了很多文字学、文字史方面的历史经验，比如中国教科院原来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吕敬先，他在综合考虑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实验以后，搞了一个综合的识字实验，其中就把中国造字的很多规律加在里面，效果非常好。

        中国的文字学传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基础传统，唐朝时就开始专门设了高等教育的“书学”，涵盖了文字学、书法、音韵、训诂学等等，所以文字学可以在现在的大学成为一个专业。后来将文字学叫作小学，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积累。现在中国人只要认识简体字就很容易认识繁体字，就很容易认识篆字，从而很容易认识金文和甲骨文，这里面其实是有规律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放开胆子来做尝试。

        北京曾有学者做过一个教幼儿园孩子甲骨文，并通过甲骨文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尝试，这个胆子很大，而且效果还不错。因为他的理论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文字文明的幼年，它跟图象有关系，里面包含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是有哲学概念的，然后他在幼儿园做这样的尝试，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奥运期间曾经有一个学者编过88字汉字奇迹，把汉字的核心概念以及扩展的概念都做了一些延伸，效果非常好。所以在文字学研究上中国有很好的传统，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学者在这方面都有许多建树。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前进的路还很长，可拓展的地方还非常多，视野还可以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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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学校袁丽杰老师的探索主要是关于初中语文的。她在初中语文学科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手抄报的编写、多任务教学，这体现了“学以致用、学行结合”的原则。还有一些属于游戏类的，比如让学生试写文言文、赛诗等，提高了学生的兴趣，非常有意义。

        在这个方面我介绍原来的一个探索。上世纪90年代，首师大欧阳中石先生曾经编过一本中学语文教材，是以《说文解字》为线索的。当时我在北京一所民办学校当校长，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教材，当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正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在这个方面功底还比较好，所以最后教学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当时还有个设想，我们认为文字学、书法等很多内容其实不必都在课上教，可以把它们变成墙上的隐形课程，让学生自己感受、自己学，通过小组学习，使其成为一种更为自然的教育形态，这个效果会非常好。还可以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教科书、工具书。我们现在过于依赖互联网，不知道这些工具书的功用。其实我们大概从汉代以来就有好多这样的工具书，查解非常方便。比如《佩文韵府》，古今很多诗文佳作都能检索出来，这对我们教学是很有帮助的。做这方面研究的老师，不仅要看经典，而且要从前人的工作里吸取经验。虽然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还是在刚刚起步，因为我们曾中断了很多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