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 ——朱熹的论说

传统的启蒙教育，通常被称之为小学1。小学是相对于大学而言的，关于小学的目的和意义，亦即传统启蒙教育使命的论述，往往也在和大学相关论述的比照中突现出来。

把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内容、教育目的以及二者的区别论说得最充分、最精彩的是朱熹。可以说，朱熹在总结前代启蒙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并为以后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一、小学只是教之以事

在朱熹之前，有关小学和大学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入学的年龄上。无论是《大戴礼记》所说的“小艺”、“小节”和“大艺”、“大节”，还是《公羊传》注所说的“小道”、“小节”和“大道”、“大节”，抑或是《白虎通义》所谓的“书计”和“经籍”，这些有关教学内容的叙说，都过于笼统而含混，流于抽象而不具体。它们的着重点在学童的入学年龄问题上，而且都很整齐一致，这就是“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

朱熹改换了论述的重点，他没有象前代学者那样在大小学的年龄问题上做文章。说到入学年龄问题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古代的人“初年入小学”、“自十六七入大学”。2时间上的这种含混而不确切，表明了他对入学年龄问题的淡漠。与“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的经典说法的异趣，与其说他是想故作新奇，毋宁说他是想说明，在入学的年龄问题上，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实际上存在着或早或晚的出入。

朱熹论说的重点在小学教育的内容上，而且这一论说也是在辨析和大学的关系中展开的。

在朱熹看来，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3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技艺、日常生活中孝弟忠信这样的事情。进入大学以后，则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以及对谁孝弟忠信、为什么要孝弟忠信、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才算得上是孝弟忠信等。他坚定地抱持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教之以理的观点，以至于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形式一再反复申说。

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主要不在于学生年龄小，更主要在于与这种较小的年龄相适应，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之类的事情。“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4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也不在于学生的年龄稍大，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要引导学生透过事情的表象，深入其本质，搞清楚事情背后深奥的大道理。

而且，小学和大学的这条界限应该划分清楚，各自的教学内容不容混淆。小学阶段要摒绝理，不过问理，只是学事。学会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之类的切近事情，是小学阶段的主题。“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5如果不切实际，不顾蒙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教一些超越于事之上的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朱熹特别强调，“天命，非所以教小儿。”即使说义理，也只能说一个大概，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深入，并且要和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结合起来解说。“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6只要按照要求，依照规范，把事亲敬长、待人接物的礼节掌握了，就完成了小学阶段的教学任务，完成了从事这种教育应尽的义务。“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7通过“只是”、“直”(仅仅)等字眼，朱熹把小学教育严格限定在具体的事情上。

朱熹所谓的事，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指孝弟忠信，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归结到一点，就是儿童日常生活的规范。如果说他所编的《小学》一书，“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还不足以说清楚什么是他所说的事的话，那么，在他为启蒙教育另编的一部小书----《童蒙须知》中，就体现得极为典型和充分。朱熹认为，童蒙应该了解的知识，不外乎穿衣戴帽、说话行走、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诸如睡眠、吃饭、称呼、礼让等杂细事宜。所以《须知》一篇，就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逐条列名，一一诠释，极为具体。如《杂细事宜第五》中这样说：“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8

这样教习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也是中国启蒙教育的传统。朱熹认为，《礼记·曲礼》和《列女传》中一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9这样的教育，都是日常言动中切近的事情，不虚玄，不高妙，切于实用，也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显然抓住了启蒙教育的根本。

总的说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10小学阶段学的是是什么，大学阶段则要弄明白为什么；小学阶段只要知其然，大学阶段则必须追究所以然；小学要掌握的是形而下的事，而大学要弄明白的是形而上的理。

清初学者陆世仪显然理解并赞同朱熹的说法，他依样立说，“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11具体地说，小学是要懂得“文”，“习其事”，大学则要明了“义”，“详其理”。他通过辨析“文”和“义”的不同，来离析小学和大学的分别。在他看来，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与礼乐射御书数之“义”是有明显区别的。“‘文’是习其事，‘义’是详其理。”任何一件事情，即使象精微的礼乐，也存在着“文”与“义”的不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由粗以及精，自有因年而进”的次第。清康熙时的学者李塨，也主张把启蒙教育严格限制在“童幼事”的范围内。当他不满朱熹所辑的《小学》涉及“天道性命”的“郛廓”之理，另编《小学稽业》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小学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为？”12李塨对此很不以为然，论定这样做“将以误学术也”，有害于教育事业，不利于蒙童的成长。

二、大学小学只是一个事

朱熹以前，大学和小学的关系被看成是在不同的对象上做工，在不同的范围内用力，看作是学习过程中前承后继的两个环节，因而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平行并列或前后衔接的。如果说“小艺”和“大艺”、“小节”和“大节”、“小道”和“大道”在抽象的意义上还存在着包容关系的话，那么《白虎通义》所说的小学学书计，大学学经籍，《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后汉书·杨终传》所说的小学“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大学“教之经典，以道其志”，其间大小学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而完全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

直到宋代，关于小学和大学关系的论述，依然沿袭着这样的模式。比如，在吕大临看来，“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13小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是诸如礼乐射御书数的艺，诸如孝友睦姻任恤的行。而大学教育中德的内容，是从致知到修身的一系列内容，至于道，则是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和方略。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的关系，是前承后继的递进关系。“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14就道德的培养而言，小学的基本功非常重要，就认识的全面和深刻来说，大学的引申和发展绝对必要。在这样的序列中，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亦即所谓的“不躐等”就至关重要。

朱熹将这一平行关系改变为了交叉关系，将前承后继的关系改变为了立体关系。在他看来，小学和大学的关系，并不是作为构成“经籍”元素的“书计”和由“书计”所构成的“经籍”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不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小学和大学的区别，也不是“室家长幼之节”和“朝廷君臣之礼”的区别，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礼节。在朱熹看来，小学和大学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别不在于对象不同，范围有异，而在于对同一问题认识的程度有深有浅。

“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15小学从有形的表象，大学从无形的本质，对同一件事情用力。小学限于习得和掌握，大学则做进一步致思和理解。所以，大学和小学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服务的是同一个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16他的学生显然是深刻理解并十分赞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的观点的，因而在向朱熹请教时也说：“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17

由于小学和大学“只是一个事”，基础打好了，蒙养正了，大学就易为功，所谓的“圣功”就可期。“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18大学不是小学学习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工夫更加绵密，认识更加深邃。不是另行开疆拓土，而是在现有的领域内，认识更加纯熟，更加深刻。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问朱熹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君子务其远者大者，小人务其近者小者。”你的目的分明是想告诉人们《大学》之道，也就是所谓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什么又编一本《小学》，并不遗余力地提倡在洒扫应对进退和礼乐射御书数上下工夫呢？朱熹这样回答：“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19他不认为小学和大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认为二者是可以割裂的，更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人，“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20大学和小学名目的不同，只是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适合其学习的内容有差异，这才有了与之相关联内容的高下浅深和先后缓急。这种差别，是同中之异，本质相同，表象有别而已，而不是象古今之辨、义利之分那样绝然对立，如香臭、水火、冰炭那样不可调和。“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21

这样爱看待小学和大学的关系，它们就不再是平行并列或前后递进的关系，而是立体交叉的关系。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升华。小学以大学为依归，大学以小学为前提。朱熹之后，很多人都继承了这一说法，如元代学者许衡说“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22大学和小学就是这种一为基础、一为旨归相互依倚的关系。小学教育，限于懂得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并在其中体现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学会谨守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而在大学阶段，则要把这些仪文的道理考究清楚，把这些礼节的原则探求明白，在知道了应该怎么做的基础上，进而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并把这样的道理和原则推扩到人际关系的一切方面，用以指导在其它领域的实践。换言之，小学教育是要学会并遵循传统的行为规范，大学教育则是要把这种行为规范深化为内在的自觉，形成道德意识，并推广运用，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通过改变大小学关系的模式，朱熹突出了小学教育基础性的意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朱熹高度重视小学，他才得以改变传统的小学和大学关系的论述，用启蒙教育来为大学乃至整个人生奠基。

三、敬包得小学

在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特征的宋明理学那里，敬或主敬，也就是自我抑制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不遗余力地主敬，并把它落实在了启蒙教育中。

朱熹认为，“‘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23敬应该体现在学习的各个环节，贯彻在大小学教育的始终。“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24大学的进德修业需要敬，小学的涵养本原更是离不开敬。

不错，小学是习其事，知其浅，行之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只是依样画葫芦地完成礼节的形式。儒家从来都认为，完成严肃庄重的礼节，首先是要心存敬畏，满怀虔诚。比如，向尊长揖让，真正的崇敬要比任何小心谨慎地完成每一个仪式都重要的多。在这个问题上，哪怕是蒙童，也不容打折扣，恰恰相反，要趁年幼，在“心知未有所主”的时候，就学会庄重和虔诚。蒙养蒙养，一个“养”字，正是要在“敬”字上着力。

如果说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是小学教育内容的形式，那么，敬就是小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有人问朱熹，《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不曾说主敬，是不是主敬属于小学的工夫、已经为小学所具备了呢？朱熹回答说是这样的，敬正是小学的灵魂。在启蒙教育中失缺了敬，无异于釜底抽薪。

当时启蒙教育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朱熹看来就是失去了敬。敬的缺失，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小学的基础，彻底戕害了小学的本质和核心，最终导致“小学不传”。从小就让蒙童学做对，以用作将来对股、表启和诗联的张本，年纪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从一开始，就以高官厚禄诱导蒙童，把启蒙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这种“而今自小失了”“意诚心正”、“庄敬诚实”的颓靡风习，尽管填补起来“实是难”，但也非补上这段工夫不可，非革除这种陋俗不行。有人请教朱熹，我年幼的时候没有能读《小学》，现在能不能就教我《大学》呢？朱熹回答说：“授《大学》，也须先看《小学》，只消旬月工夫。”25无论如何，基础不可或缺，小学的工夫必须要有。当“屡叹年岁之高，未免时文之累”的李周翰向朱熹请教的时候，他依然劝李“子细去看”“某所编《小学》”。26“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27没有敬，小学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小学，大学就失去了依凭，所谓的“作圣”也就会流于虚妄。

朱熹所说的“小学不传”，显然并不是指小学的组织形式，在教育普及的宋代，小学比周代无论如何要繁盛得多，“小学不传”指的是它的本质和精神，也就是没有能养成蒙童的虔敬之心。朱熹是如此强调敬，以至于他把敬和小学看作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看作是具有包容性的关系。针对“敬当不得小学”的说法，他回答说：“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得圣人田地，也只放下这敬不得。如尧舜，也始终是一个敬。”28在歌颂尧的德行时，说“钦明文思”，这里辟头的“钦”，也就是敬。其他“如说‘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说‘笃恭而天下平’”，说的也都是敬。圣人也只是一个敬，小学就更不在话下了。

正因为朱熹是如此注重敬在小学中的作用，以至于后来一些学者如明代的熊赐履甚至认为，朱熹所编的《小学》，“全是主敬之方。”29薛瑄也说：“《小学》只一‘性’字贯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伦》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是则性也者，其《小学》之枢纽也与。”30

朱熹如此强调启蒙教育中的敬，与他所谓的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小学者，学其事”、“小学是学其事”等等说法是否矛盾呢？说完全没有矛盾是不符实情的。朱熹时而强调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直理会那事”，一幅置理于启蒙教育之外、不管不顾的决绝，时而又认为可以“说个义理大概”，尽管限定以当下眼前的事情，或者要求用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例作例子，但也突破了“只是”或“直”(仅仅)的限定。明代的陆世仪就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文公有言，古有小学，今无小学，须以敬字补之。此但可为年长学道者言，若童子则可由不可知。”31陆世仪也主张，“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32与朱熹不同的是，他恪守甚谨，不越雷池一步，为此，他不惜对人们“敬信如神明”的《小学》展开批评：“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33清康熙时的学者李塨，也批评《小学》一书讲“天道性命”，认为这种“殊郛廓”的“上达”，“皆非童幼事。”34

实际上，把《小学》说成“全是主敬之方”未尝不可，但把敬理解为“天道性命”则有违朱熹的初衷，没有契尽朱熹学说的本质。

对敬，朱熹曾有专门的解释：“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为之，是敬。恭形于外，敬主于中。自诚身而言，则恭较紧，自行事而言，则敬为切。”35恭是就容貌上说，敬是就内心而言。“敬，主于中者也；恭，发于外者也。”恭是敬的表现，敬是恭的根本。但朱熹不同意简单地把二者理解为工夫浅深，相反，他认为：“本领虽在敬上，若论那大处，恭反大如敬。若不是里面积盛，无缘发出来做得恭。”“凡言发于外，比似主于中者较大。盖必充积盛满，而后发于外，则发于外者岂不如主于中者。”36所以朱熹所谓的敬，特别是针对启蒙教育所说的敬，固然是“收敛而不放纵”，但更是身心的检束和庄重，甚至可以说是道貌岸然，与吕祖谦回答“教小儿何以为先”时所说的“教以恭谨，不轻忽”是一个意思。恭谨而不轻忽，可以看作是对朱熹的敬最精确的解释。洒扫进退应对的礼节之所以不到位，童蒙的规范准绳之所以没有能起到约束作用，归根到底是由于敬的缺失，是轻忽而不恭谨所致。“小童添炭，拨开火散乱。先生曰：‘可拂杀了，我不爱人恁地，此便是烧火不敬。所以圣人教小儿洒扫应对，件件要谨。某外家子侄，未论其贤否如何，一出来便齐整，缘是他家长上元初教诲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气习便不同。”37心中有了敬，事情就会做得谨慎。添炭续火，弄得火星四溅，表面是火堆的散乱，实际上是心中没有敬。一个小孩外出时，衣服冠履，端正妥帖，表面是仪容整齐，实则是家长教子有方，孩童的心中有了敬。有了敬，说话做事，就会面貌顿改，气象一新，让人爽心悦目。

四、养得圣贤坯璞

应该说，《易传》中所谓的“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说法，对朱熹把启蒙教育的使命确定为模铸圣贤坯璞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易传》的说法，朱熹是这样解释的：“蒙昧之时，先自养教正当了，到那开发时，便有作圣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会有圣功。”38可见，无论是日后的“做圣之功”，还现实的圣贤坯璞，都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先自养教正当”。他之所以编辑《小学》，就在于为这种教养树立榜样，提供方法，铸就一个栩栩如生的圣贤坯璞。“《小学》体现了作者惊人的信心：他相信这些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挑战性十足的作品不但能够够被初学儿童所理解，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普遍教育体系的基本方案。”39

圣贤坯璞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有赖于养教。而养教的重点除了洒扫应对进退的规范之外，还在于实践和操作这些规范时，养成恭谨而不轻忽，也就是敬。“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40正因为小学不仅包括了外在的行，而且涵容了内在的敬，所以小学的功效就非同一般。古代的蒙童，通过学习礼仪之事，在洒扫庭除、应对尊长、进退揖让中，在礼乐射御书数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不仅习得了外在的行，而且培养了内在的心。“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41遇到事情，便从早已娴熟的心上理会，一切应对从心中流出，于是就有运用之妙。而今人“只去事上理会”，难免就事论事、流于皮相的肤浅。

小学的事虽然小，也不具备圣贤的许多知见，但在洒扫应对进退的日常生活规范中，日与性成，习与渐长，日就月将，涵养纯熟，也就铸就了圣贤的坯璞。所以，生活中任何细小的事情，如果满怀恭敬虔诚地按照礼仪规范去做，也就是在圣贤的金庙上不断地在添砖加瓦。“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42“古人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十分，大学只出治光彩。”43只有从圣贤的坯璞中，才能走出圣贤，也只有圣贤，才能建树圣贤的功业。从圣贤坯璞中走出来的，具有了成为圣贤的可能性，大学所要做的，不过是在这个坯璞的基础上，稍加打磨，“只就上面加光饰”，“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如此，教育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只就上面加光饰”、“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的说法，虽然针对的是大学，但高度肯定了启蒙教育的作用。这一说法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启蒙教育不仅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而且完成了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初步塑造。大学所要做的，是在业已具备的坯璞上，做画龙点睛的工夫，只要稍加光饰，就非常完满，一经点化，就展现精彩。

任何教育活动，都包括了知识的传授，而不纯粹是道德的实践。在理学的祖师程颐那里，“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让主敬和致知交互为助，把道德修养和求知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但这并不是说圣人只是道德的楷模，知识水平可以停留在小学的层次。“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44朱熹认为，圣贤坯璞之所以是坯璞而不成其为圣贤，主要就在于他缺少圣贤应有的知见。在小学的基础上，通过格物致知，通过逻辑推导，就能生长出圣人应该具备的“许多知见”。“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45在这里，朱熹其实为大学指出了另外的目的，在搞清楚为什么要事亲敬长，弄明白为什么只有这样而非那样是事亲敬长的合宜行为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的逻辑推导能力。把由最基本、最切近并为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道德行为所立足的那个理，推演到包括日常言动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这个推演而来的理，作为权衡和判定言论和行为是否合宜的标准，这也是《论语》中所谓的“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以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是大学阶段的任务。

五、《小学》是做人底样子

《小学》可以说是朱熹启蒙教育思想的典型体现，其中不仅寄寓着朱熹关于启蒙教育使命的观点，而且引导着传统启蒙教育的发展路向，是一份最典型体现传统启蒙教育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文献，也是一扇最佳的窥视传统启蒙教育风貌的窗口。

按照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小学者，学其事”、“小学是学其事”原则，编辑一部启蒙读本，以规范蒙童的日常言动，一直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当时许多人的意愿。朱熹为此编过一部《童蒙须知》，很可能是在编辑《小学》之后，他自己也认为《小学》过于繁难，不适合童子，才又编写了这部相对简洁通俗的读物。陆子寿曾对朱熹说：“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某当思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朱熹建议说：“只做《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46我们不知陆子寿的想法是否见之于行动，朱熹倒是实实在在地编了一部用以规范蒙童日常行为、用于启蒙教育的《小学》。

这部书是朱熹指导他的弟子刘子澄编辑的，凡6卷，“分内外二篇，合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使夫入大学者，必先由是而学焉，所谓做人地样子是也。”47全书完全是选录前人文献编辑而成，其中内篇主要选自儒家经典，外篇则是历代贤德之人的嘉言善行。“衍内篇之言以合外篇，则知外篇者，《小学》之支流；约外篇之言以合内篇，则知内篇者，《小学》之本源。合内外而两观之，则《小学》之规模节目，无所不备。”48

朱熹本人对这部书偏爱有加，他曾这样夫子自道：“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49他的学生也尊其所教，在《小学》上颇为用力，《朱子语类》中有很多他们讨论《小学》的记载。不仅是后生初学，而且当一些“磋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向他请教时，他也建议人读《小学》，以“补填前日欠缺”。

元明清三代政府也十分推尊此书。元末明初学者宋訥曾说：“高后尝命女史诵而听之，既而奏曰：‘《小学》书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真圣人之教法，盍表章之？’高皇帝曰：‘然。已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讲读之矣。’由是内而京师，外而郡邑，莫不家藏人诵，而圣贤之教，复明于天下矣。”50清朝的龙启瑞则说：“国家以实学取士，自《十三经》、《四书》外，特表章朱子《小学》。凡童生入学，复试论题，务用《小学》，著在律令。”51

后代士大夫对此书更是推崇有加，元代的许衡，在给自己的儿子信中这样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汝当继我长处，笃信而好之也。”52在清代学者张伯行看来，此书完全可以和《大学》比肩并立：“孔子以前，大学未有书，自孔子作之，而入德之门在是矣。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学者读孔子之书，不以《大学》为之统宗，则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读朱子之书，不以《小学》为之基本，则无以知朱子教人之道。”53后代学者关于小学的论述，大都围绕这部书而展开。历代注解、论说、改编、节录之作特多，早在明朝弘治年间，就有人说：“夫是书之疏释，予以所尝得者与宋元以来诸家著录考之，得其目殆七十余家焉。”54

尽管朱熹自己偏爱，历代士人推崇，统治者提倡，但此书正如陆世仪所说，对于启蒙教育来说，这部书有几个致命伤。一是强调主敬，“多穷理之事”，超出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范畴；二是全部内容都辑录自《四书五经》，求全责备，叠床架屋，多有重复；三是其中的内容，都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礼节，与宋代的风俗相去甚远，违背了朱熹自己以“眼前事”加以说明的原则；四是文字古奥，语句长短不齐，颇棘唇吻，既不便于读，更不适合诵。李塨也批评《小学》一书“殊郛廓。天道性命，上达也；亲迎觐朝，年及壮强者也，以至居相告老诸抚，皆非童幼事。”55远离蒙童生活的实际。这些问题使得它让国家的律令“徒为具文”，在启蒙的课堂上，不免“多废”的命运。但它流行在学者的书斋里，为影响和主宰启蒙教育的统治者和士大夫所尊崇，因而对我国传统的启蒙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学》被看做是传统学术文化的基础，众多的士人也的确按照这样的顺次和途径研习。明代学者施璜认为，《五经》以《四书》为阶梯，没有读好《四书》，就谈不上读《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没有读好《近思录》，就谈不上读《四书》；《近思录》则以《小学》为阶梯，没有读好《小学》，就谈不上读《近思录》。要登进升入《五经》的堂室，就必须沿着《四书》的阶梯而上；要登进升入《四书》的堂室，就必须沿着《近思录》的阶梯而上；要登进升入《近思录》的堂室，就必须沿着《小学》的阶梯而上。“此《小学》一书，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者也。学圣人之学而不务此，如筑室无基，堂构安施乎？如种树无根，灌溉安施乎？故朱子特编是书，以为读书做人基本。要人先从事于小学，然后可以进于大学。即不幸时过而未学者，朱子亦惓惓教人，补此一段工夫也。”56由《小学》以至《近思录》，而后及于《四书》，驯致《五经》，这是明清时人所确立的读书为学的基本次第。

作为“做人底样子”，《小学》也对一代又一代的人产生了潜移默化、或显或隐的影响。明代学者枫山先生章懋，是一个强调要将《小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极精微，务使其理贯彻于胸中，一一体之于身而力行之”的人。在他80岁的时候，一个已经考中了进士的人来向他请教“为学之方”。他没有犹豫，告诉这人还是要读《小学》。这个进士不服气，对他说：“这书我年幼的时候就读过了，现在已经考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获得了官职，何必再读呢。”章懋告诉他：年幼时的记诵，并没有真正理解，算不得是读。进士回家后，便听从章懋的告诫，开始阅读《小学》，觉得其味无穷。三个月后，他又去谒见章懋。章懋一见他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在读《小学》？”进士十分惊奇，反问到：“你怎么知道的呢？”章懋回答说：“看汝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前迥殊，吾固知读《小学》有得也。”听了章懋的话，进士惊异于《小学》神奇的功效，“乃大钦服而退。”57

中华民族有着注重启蒙教育的传统，早在《易传》产生的时代，就出现了“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说法，启发蒙昧，剔抉隐默，通过培养使蒙童获得正确的认识，被看作是圣人的功德。接受启蒙教育，被看成是一个人终身事业的根本，被看作是一个人一生成败之所系，因而被认为是大事，也是难事。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思想家，大都参与了启蒙教育的工作。他们有的亲自编纂启蒙用书，或者对启蒙教育的方法和意义提出自己的意见，用以指导启蒙教育的实践。如宋代的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王令、胡寅、方逢辰、真德秀、王应麟等人，元代的许衡、程端礼、胡一桂等人，明朝的吕坤、王守仁、方孝孺、陈继儒、袁黄等人，清代的陆世仪、张履祥、张伯行、陈宏谋、贺瑞麟、王筠等人，乃至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等人，都曾在启蒙教育上投注过心力。这提高了教材的质量，保证了教材的权威性，也引起了人们对启蒙教育的重视，不再视其为“浅陋”、“鄙俚”而不屑一顾，促进了宋元明清时期启蒙教育能持续地繁荣。

在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中，朱熹更是特立突出，作用非凡，影响深远。朱熹编著了众多的启蒙读物，或者说，他的许多著作都曾用作启蒙教材。如在清人贺瑞麟的《西京清麓丛书·蒙养书九种》中，就包括了朱熹所撰的《童蒙须知》、《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训蒙诗百首》。在陈宏谋所辑的《养正遗规》中，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篇名之外，还有《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此外，在熊大年辑的《养蒙大训》，则收录有朱熹的《孝经刊误》。在朱熹所有的蒙学读物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则是《小学》。以《小学》为示范，在相关的论述中，朱熹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本文2002年5月30日在李弘祺教授和黄俊杰教授主持、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台湾喜玛拉雅发展基金会合办、在岳麓书院举行的《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传统中国教育与二十一世纪的价值与挑战》上发表。

1但小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指启蒙教育。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33）卷三《札樸》：“大氐古初小学，幼仪、内则而已。所谓八岁出就外傅，学小艺，履小节，此周末之所谓小学也。刘歆《七略》，以《史籀》、《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列为小学，不与《尔雅》、《小雅》、《古今字》相杂。寻其遗文，则皆系联一切常用之字，以四言七言编为韵语，便于幼童记诵，犹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此汉世之所谓小学也。迨朱熹辑录古人嘉言懿行，启诱童蒙，名曰《小学》，其后《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之经部小学类，此宋人之所谓小学也。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以《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之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声音；而总题曰小学。此清儒之所谓小学也。”显然，清儒所谓的小学，说的是文字、音韵和训诂之学是经学的基础，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启蒙教育。

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23。

3《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4。

4(清)张伯行辑：《小学辑说》，《小学集解》（《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页3。

5《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4。

6《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6。

7《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8朱熹：《童蒙须知》，《养正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页3。

9《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6。

10《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4。

11（清）陆世仪：《论小学》，《养正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页11。

12（清）李塨：《小学稽业序》，《小学稽业》（《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

13《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

14《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

15《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16《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2。

17《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18《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19《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5。

20《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5。

21《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5-6。

22（元）许衡：《小学大义》，《鲁斋遗书》（万历二十四年怡愉江学诗刻本）卷三，页1。

23《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6。

24《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6。

25《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2。

26《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4。

27《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28《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6。

29《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6。

30《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2。

31《论小学》，《养正类编》卷一，页12。

32《论小学》，《养正类编》卷一，页11。

33《论小学》，《养正类编》卷一，页11。

34《小学稽业序》，《小学稽业》卷首。

35《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2-123。

36《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3。

37《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7。

38《朱子语类》卷第七十，页1746。

39（美）狄百瑞著，刘莹译：《〈大学〉作为自由传统》，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85。

40《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2。

41《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42《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43《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5。

44《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4。

45《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4。

46《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6。

47（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原序》，《小学集解》（《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

48《小学大义》，《鲁斋遗书》卷三，页3-4。

49《朱子语类》卷第七，页127。

50《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1。

51（清）龙启瑞：《重刊朱子〈小学〉序》，《经德堂文集》（光绪四年刊本）卷二，页13。

52《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0-11。

53《小学集解原序》，《小学集解》卷首。

54（日）大草公明：《小学旨意存是序》，《小学旨意存是》（日本刻《困勉斋丛书》本）卷首。

55《小学稽业序》，《小学稽业》卷首。

56《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7。

57《小学辑说》，《小学集解》卷首，页14-15。

徐 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