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一篇劝学文献

说及《三字经》这篇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传统启蒙教材的内容，人们往往说它分为六个部份或六段，每一个部份都有一个中心，每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但它整篇的中心是什么，全文的主旨何在，则没有人说及。实际上，这一关涉《三字经》性质的问题，对于了解这篇被称作“蒙学之冠”的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说来，现今人们关于六个段落的划分和大意的归纳，基本符合《三字经》的实情。但如果只是停留于此六个部分的逐一介绍，即便每个部分都非常准确，显然还是不能契尽《三字经》的本旨，而犯了如同盲人摸象一样的错误。实际上，这六个部分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或者说，这六个部分有着一致的指向。《三字经》全文有一个主旨，一个灵魂，这就是劝学，也就是劝导人们学习的意思。直言之，《三字经》就是一篇劝学文献。

《三字经》第一部分讲教育和学习对一个人成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从人性开始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教育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人性问题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代表，尽管对人性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他们殊途同归，都得出了教育重要和必要的结论。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而且，人人都有的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不是外在赋予的，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人天生的、固有的。人的善良本性虽然与生俱来，但并不能永远保持。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物欲的熏染，人的善良本性就会逐渐发生变化，就会走向迷途或走失。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对这种先天的善性存而养之，扩而充之，使其发扬光大；在善性迷失时，把它寻找回来，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所谓“求放心”。与孟子的主张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人都有“好利”、“疾恶”、“好声色”的天性，结果导致了“争夺”、“残贼”、“淫乱”的发生。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锁链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人性最终之所以表现为善，那是人后天努力的产物，是教养的结果。按照荀子的说法：“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就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就是“化性起伪”，就是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善良本性的保持、光大需要教育，恶的人性的驯化和禁锢更是离不开教育，孟荀就这样从截然相反的起点，走到了完全一致的终点。此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大都依沿孟荀，展开教育必要性的论述。

很显然，《三字经》承袭的是孟子的思想，开篇就说“性本善”。主张人性善良的《三字经》，依照孔子和孟子的说法，主张“习相远”，认为一个人受到不好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善良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阻止这种变化，才能挽回已经发生的变化。“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用反问的语气、精练的格言和警句，进一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接下去的内容，讲的则是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如“教之道，贵以专”。再就是以孟母教子和五代窦禹钧教成五子的事例，说明父教师严的意义。

《三字经》不仅劝导人向学，而且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不仅指出了具体的学习内容，而且这部分篇幅特别大。由于这一部分内容过大，甚至与前后严重不平衡，以至于很多人简单地把它的内容逐一论列，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三字经》的性质也就是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认识不清。

《三字经》劝导人们学习的内容，依次分别是孝弟、知识见闻、儒家经典、诸子、历史五个方面。

传统启蒙教育以养成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为目标，对蒙童进行道德伦理教育，一直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但《三字经》在这方面着墨不多，只是强调了传统道德的根干“孝悌”，而且只是分别举列了孝和悌的一个例子，这就是“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这两个事例一方面具有贴近日常生活、亲切可行的特点，另一方面8岁的黄香和4岁的孔融，也适合做刚进学接受启蒙教育学童的榜样。《三字经》极少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为主，使得这篇文献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传统的伦理道德日渐陈腐之时，它也依然能成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入门书。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中国古代学人有追求博学的传统，为了方便记忆，往往将各种知识“以数为纲”编排。用这种体例编纂的图书，以和《三字经》差不多同时成书的《小学绀珠》最为著名。所谓的“以数为纲”编排，就是用数字式的题目对知识的主题作出提示性概括，然后详细列出知识内容。数字式的题目如“三才”、“三光”、“四时”、“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单明了，便于记取。《三字经》还将相关的知识，巧妙地组织在正文中，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这些内容，是中国传统知识浩瀚海洋中的一粟，但也是最常见、最有必要首先掌握的基础知识，具有举要的性质。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字经》说到了“三纲”、“五常”，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但并不像一些人所指斥的那样，《三字经》是在宣扬三纲五常，而是告诉人们什么是“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所谓经典，是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的著作，是塑造一个民族性格和气质的著作，对于一个民族人们的语言、思想和行为来说，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我们民族的经典，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书，是那些有效性不限于一时一地、历久弥新、具有超越时代生命力的书。以劝学为旨归的《三字经》，在说及学习的内容时，自然不会遗漏经典。《三字经》关于经典的学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经典的学习，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后一种经典的学习，要以前一种作条件，为基础。二是《三字经》作者视野开阔，没有把学习的范围局限于几部儒家典籍之上。除了《小学》、《孝经》、《四书》和《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外，也号召阅读荀子、扬雄、文中子以及老子、庄子“五子”的著作。

《三字经》通过述列历代王朝更替，具体说明了历史学习的内容。通过用歌诀的方式，让初学者记住历代王朝及重大事件，是传统启蒙教育中历史教学的一贯方式。《三字经》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王朝兴替、历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尽在其中。人们称《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说它是一部高度浓缩的、袖珍本的中国通史，就是针对这部分内容而言。由于王朝不断更替，《三字经》有必要在朝代变革之后，继续利用它有效的形式，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内容，以适用变化了的时代。所以，后世人们对《三字经》的改编、增补最多的，也集中在这一部分内容。

在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学习的内容之后，《三字经》最后列举了各式各样人的勤学故事。在这些事例中，有不耻下问的“圣人”孔子，有持续研读《论语》并用于经国济民实践的贤臣赵普；有家庭极其贫穷、因陋就简学习的路温舒、公孙弘，有“囊萤映雪”的车胤和孙康，有在艰苦条件下勤学不辍的朱买臣和李密，有悬梁刺股、警心自励的孙敬和苏秦，有27岁始发奋读书的苏洵，有82岁才考中状元的梁灏，更有7岁的李泌和刘晏、8岁的祖莹，还有蔡文姬和谢道韫这样女子。这里有圣人，有重臣，有平民，有富豪，有老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三字经》这里之所以殷切来回，反复致详，不过是要以此说明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你富贵贫贱，都有学习的必要，都不能以任何借口规避学习。这样广为举列事例的做法，既能教授历史知识，也能激劝学童，而且与开篇相呼应，使得全文劝学的主题更加凸显和鲜明。

《三字经》成篇于元朝初年，出于宋朝遗民之手。它之所以以劝学为主题、不遗余力地号召人们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风习使然。在宋朝，由于以下原因，使得读书学习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风气。

宋朝初年，针对唐朝科举考试中普遍存在的行卷与温卷、公荐和通榜等考场外的因素，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废除了行请托之实的所谓“公荐”；实行殿试，皇帝最后把关，抑制权贵子弟升进；实行琐院，一直到考试结束之后，考官才能出院；又对考官及相关官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另派考官，另设考场，对他们另外进行考试，即“别头试”；特别是糊名和誊录的实施，有效杜绝了场屋之私。“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中兴小纪》卷二十八)这些制度的实行，确保了科举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使得科举制度所标榜的“一决于文字而已”、“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成为现实，使得这一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文忠集》卷一一三)也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夜之间完成由平民向官宦的变化成为可能。

此外，印刷术的发明及广为使用，大大降低了上学读书、科举应考的成本。在科举时代读书，完成应举所必修的学业，所费并不是很多。除了日常的衣食之外，再就是几部有限的儒家经典和程文墨卷。宋代日渐普及的印刷术，印行举业所需基本书籍的商业活动的繁盛活跃，大大节省了学习的成本，降低了进学的门槛，减轻了读书的负担。除特别穷困的家庭之外，一般农家子弟跨越这道门槛并不特别困难。尤其是以一个家族的力量，集中供应一个天资聪颖的“读书种子”时，真正因为缺少财力支持而中途夭折的情形就更加少见。

正因为读书并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可以迅速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一夜之间改变改变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而要完成这样的跨越，所需要的不过是用勤苦叩击学问，并以学问来打通通向权力之门的坚毅决心。这样，宋代读书风气很盛，应举人数极多，而劝学的篇什也如雨后春笋。在众多的劝学篇章中，以宋真宗的《劝学文》最为典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诸儒注解古文珍宝前集》卷之上)这既是最高统治者劝诱人们埋首书本可以获致功名利禄的许诺，也是一旦及第之后迅即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既是全社会在科举的激励下以读书为至上、积极向学的形象反映，也是士子勤学不怠的动力所在。这与《三字经》中的“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异曲同工。《三字经》结尾部分强调的“人遗子，金满籯，我遗子，惟一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除此之外，宋代其他劝学篇目也都流传很广，如仁宗皇帝的《劝学谕》这样说：“朕观无学人，无物堪比伦。若比于草木，草有灵芝木有椿；若比于禽兽，禽有鸾凤兽有麟；若比于粪土，粪滋五谷土养民。世间无限物，无比无学人。”(《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把无学之人说得一无是处，就连草木、禽兽和粪土也不如，通过痛斥不学而激励人们向学。宋真宗的《劝学谕》则说：“为学好，不学不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兮，国之精粮，世之大宝；如蒿如草兮，耕者憎嫌，锄者烦恼。他日面墙，悔之已老。”(《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用最浅显贴切的比喻，两相比较，述说了为学的好和不学的不好。这和《三字经》中的“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意思完全相同。

宋代名贤重臣，同样每多劝学，而劝学的内容，同样离不开登第为官。司马光老成持重，师表群伦，但所作《劝学歌》也不免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父教师严两无外，学问无成子之罪。暖衣饱食居人伦，视我笑谈居土块。攀高不及下品流，稍遇贤才无与对。勉后生，力求诲，投明师，莫自昧。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亲姻，自有佳人求匹配。勉旃汝等各早修，莫待老来徒自悔。”(《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可以说直接脱胎于此。同样，柳永的《劝学文》中，也有“养子必教，教子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这样的句子。

以大智大勇力行改革的王安石，他的《劝学文》也不外乎官人富贵，流于流俗。“读书不破费，读书万倍利。书显官人才，书添官人智。有即起书楼，无即置书柜。窗下看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只见读书荣，不见读书坠。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致。奉劝读书人，好书在心记。”(《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至于朱熹的《劝学文》，内容也不纯粹。如果说“勿谓今日不学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呜呼老矣，是谁之愆”只是单纯地劝导人们爱日以学的话，那么在“家若贫，不可因贫而废学；家若富，不可因富而怠学。贫而勤学，可以立身；富而勤学，可以光荣。惟见学者显达，不见学者无成。是以学者乃为君子，不学则为小人。后之学者，各宜勉之”(《传家宝》二集卷五《时习编》三集第二十五)中，也存在着“光荣”、“显达”的劝诱说教。

说到宋朝的劝学，说到宋朝的劝学与科举功名、富贵利禄关联，不能不说及《神童诗》。短短的一部《神童诗》，其中14首的名题是《劝学》，几乎占了全篇一半的篇幅。而《神童诗》所谓的劝学，与《荀子》、《尸子》、《大戴礼记》、《新书》中的《劝学》、《潜夫论》中的《讚学》、《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等已是迥然异趣，其中最突出的是它以科举及第、高官厚禄诱导蒙童向学。此外，《状元》、《言忠》、《四喜》诸篇，也无不涉及登第和做官。《神童诗》是题为宋朝神童汪洙作、实则出于当时“村学究之手”的一部启蒙课本。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儿童，从他们接受发蒙时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时代，被灌输了“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的道理，立下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雄心壮志，怀抱着“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的希望，而他们的父兄，更是从送子弟进学时起，就坚执“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的信念。白居易那种“五六岁便学为诗”，但直到“十五六始知有进士”的情形，到宋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一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三字经》以读书向学相劝，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徐 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