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介绍：以文学的视角观照历史（代序）

  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部分历史可以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甚至是科技发展的规律。读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启发人，就像培根说的“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当然受过文学思维的训练，我们在写一本书，讲一次话时，就要注重启发性，要注意细节性的东西，而不是单单说出一种大的规则。

  写历史必须顺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了什么，但有时候历史可以反过来想，上升到精神层面，文学和历史也就不再分得那么清楚了。对于历史人物，很多历史的记载、文献的记录都充满了各种想象和不实之辞，所以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历史人物，让他“活”起来，才能对他产生一种理解，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启发意义。

  好比战国时代的人物，自身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他们就像黄河的浪头一样，是浊浪，“拖泥带水”的，但本身又是水，又含着极高的润泽性。像吴起，有的记载说他连死了母亲都不回家，说他杀媳妇，还说他一怒之下杀死几十号人，这些其实都说得过分了。如果你拨开这层迷雾，能看到什么呢？他重功利，有的时候不管不顾，而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最容易被人误解，甚至被记恨，于是大家就喜欢造他的谣。但他又是一个弯得下腰的人，肯干的人，比如行军打仗，他可以跟战士们一块儿背着粮食走；他尚功名靠的不是巴结权贵或者走歪门邪道，而是靠苦干，因此他又是有着巨大能量的人。

  再比如像蔺相如这个人，现在戏曲里都是由须生唱的，很文雅，然而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学过《完璧归赵》那一段，蔺相如对着秦昭王，把这块璧攥到手里，靠着墙，要挟秦王。蔺相如这个人极聪明，他跟秦王打交道，几次都是以小命对大命，心想自己反正是贱命一条，就看秦王你能不能豁得出来。所以他不是我们后来的老生演员所表现出来的很文雅的形象，尽管他有很高的文士气，但仍带有铁、铜的色彩。

  需要明确的是，先秦、两汉，即上古这一段时期，本身就是 “文史不分家”的情况。而且文、史的学科分类有时候是为了方便，不必把它们分得那么清。一个历史人物，用一种文学的眼光去看待他，你可能会更理解他的处境。

比如说秦惠文王这个人，他的父亲秦孝公任用了商鞅十八年之久，史学家在记录商鞅变法的时候，对这一期间的很多史实谈都不谈，而只是讲变法本身。但在这期间，时为太子的秦惠文王犯了错误，商鞅收拾了他，当然实际收拾的是他的师和傅，最后太子掌权，自然杀死了商鞅。

  秦惠文王心里有愧，曾经到华山求山神原谅———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些玉板，这些玉板上面就写着他生了病以后，向华山山神的乞求。他说：“我得病可能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山神祭祀不周，但这是因为西周灭亡，礼乐崩坏，不是我故意的；二是有一个人行法律，被杀了，但这不是我干的。”行法律被杀的人就是商鞅。像这些地方你说是历史还是文学？显然分不清楚。

  我觉得我们学中文的，有责任以我们的学术面对大众，写一些通俗读物。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茨威格，他是个作家，可是他对欧洲历史是那么熟悉，所以他写了很多历史名著，他有着对历史的感悟，并乐于向大众传播这种感悟。实际上通俗写作不是浅薄写作，在启人神智这一点上有大工夫可做，因为它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而且历史本身有惊心动魄的那一刻。像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的，滑铁卢战役中，不就是克鲁希元帅在几秒之内做了个错误判断，最终酿成了拿破仑的战败？

  不要以为写通俗读物那么容易，通俗读物可能写着写着就荡然无味，心灵枯燥，文笔也就枯燥了。所以我提倡我们学中文的有责任用这些历史知识，加上文学的眼光写启人神智、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当前在这方面的写作很差，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名著，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普及，哪有提高？所以我说这是学术界的责任。当然不要落实到某些具体学者身上，拒绝有拒绝的理由、参与有参与的缘由，这是一个自我决断的过程，没有任何好与不好的判断。

作者：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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