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浸润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 历史担当

      中国近代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学识、眼光、理性始终走在中国历史变迁的前列，并主动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历史担当。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处乱世，知识分子们或潜心钻研学问，等待时机，或积极入世，经世致用。

      鸦片战争的炮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林则徐、魏源等成为“开眼看世界”和主张“师夷长技的”最早一批人，启迪了人们的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成为当时的时代需求，面临内忧外患，曾国藩、李鸿文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从小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兴办了一场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洋务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它的影响早已溢出旧轨，让更多的人思考西方强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洋务运动进行的同时，一些见多识广并且寻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维新思想。

       这种思想到了八九十年代终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于 1898 年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使得在帝制的权威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可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新内容。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充分地显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的历史担当。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再次将中国置于沉重的阴霾之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六项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此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次运动动摇了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体现出他们瞩望于青年但又必须改造青年国民性的深刻意识，是中国近代在学习夷之长技和西方政体之后，更深层次探求改变中国社会状况的努力。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知识分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寻求救国之路，有的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有的选择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有的选择当时维持体制的秩序，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都是对中国富强和文明道路的艰难探索。

      他们勇敢面对强权，向军阀和恶势力挑战，新闻工作者面对杀戮勇敢说出事件的真相，邵飘萍、林白水；面对白色恐怖，武人政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周作人写出悼念“三一八惨案”的挽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那时的周作人与时代的先驱者是同步的）；虽然彼此政见不同，但在李大钊被害之后，周作人设法保护李大钊的子女（周作人沦为汉奸是后来的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

       30 年代，面对日寇的不断侵华，故宫博物院的大量文物有计划的南迁，文物迁移的路线虽然辗转变化，但是故宫人以其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文物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

       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七七事变”之后，大量知识分子南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教授们虽然没有高薪，没有高楼，却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保留了民族的血脉，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史上，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与时俱进，勇于担当，为文化的传承，为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他们贡献。他们努力实现着理学家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群体，这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群体，他们的历史担当也成就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时代风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北大附中香山学校 崔巧莲

责任编辑：木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