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试论宗圣曾子仁孝家风

　 曾子和父亲曾点先后拜孔子为师，俱为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曾子尤为突出，因其得孔子真传，以“仁以为己任”相号召，对后世儒家影响甚大，在元代被封为宗圣，与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一起享有孔庙祔祀孔子的荣光。曾子父子师从孔子，深受孔子开创的诗礼家风的影响，着力以仁恕修身，以孝悌齐家，从而形成了曾子的仁孝家风，世代传承，为人钦慕。

　　曾子的仁孝家风是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四大圣人家风之一，虽然由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但曾子的贡献更大一些。曾子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领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形成了以仁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曾子的思想决定了其家族文化的内涵和特色。曾氏后人尊曾子为家族始祖，原因多在于此。曾子家风不仅引领着曾氏家族走向兴盛，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现代家风的培育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曾子家风的形成

　　家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形成的。有什么样的家庭，便有什么样的家风。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时代中，士有士的家风，农有农的家风，工、商亦然。从总体上说大致如此，当然也不否认同一类别之下有若干个体的差异。曾子父子出身于鲁国平民，世代务农。从传世文献记载看，曾点至少是“半耕半读”的，即一边跟随孔子学习，一边耕作务农；曾子有年轻时和父亲一起“耘瓜”的记录，大概年长学成以后不再务农，而是在洙泗之间以弘扬仁道为己任，招徒讲学，并且一度“友教士大夫”的，居武城，为武城大夫之师。也就是说，曾子父子两代大半时间是“耕读传家”的，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兴盛的耕读家风与曾子父子有着密切关系。耕读多属于平民家风。曾子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圣人，因此，曾子家风有耕读传家的一面，又有超越了耕读传家而直达“士希贤，贤希圣”的一面，开创了圣人的仁孝家风。这是曾子对平民耕读家风的突破与超越，也是他对培育圣人家风的一大贡献。

　　曾子之所以由平民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伟大的思想。其思想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父亲曾点的家庭教育和孔子对曾子的学校教育。曾点的教育奠定了曾子人生的底色和方向，而孔子的教育则是曾子思想形成的决定因素，对曾子思想的形成具有根本性指导作用。

　　（一）曾点教子

　　曾点，字晳，是孔子早期弟子，少孔子六岁。《论语》中记载其人其事不多，然而《先进》篇中记载曾点言志影响不小。曾点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一起言志，孔子独对曾点表示了赞赏。曾点表达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皇侃评论说：“唯曾生超然，独对扬德者，起予风仪，其辞清而远，其指高而适，亹亹乎固圣德之所同也。”这一评述可谓恰当点明了曾点品德高尚，心有远志。《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评价曾点道：“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也就是说，曾点对礼乐教化不能推行感到痛心，想要重修礼乐。这与孔子重建礼乐的追求相契合，得到孔子的赞扬。可见，曾点对孔子的思想认识深刻，具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这些美好的品质必然展现在曾点的行为举止中，从而对年幼的曾子起到身教言传的启蒙作用，在他心中早早种下向学习儒的种子。可以说，曾点的思想境界和人格修养对曾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曾点胸怀大志，却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遂把理想寄托在曾子身上，希望他能学有所成。故而，曾点对曾子的教育非常严格。《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点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因粗心误断瓜根，曾点用大杖击打曾子，意在告诫曾子要谨慎。谁知这一杖过重，使曾子倒地不醒。等曾子醒后，他不但不怨父亲，反而说“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其认为父亲在“教”他，故意弹琴让父亲知道他身体无碍。由此，我们既可知曾子自幼有孝心孝行，也可知曾点家教严格。严格的家教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曾子小心谨慎的性格和严格认真的做事态度。

　　曾点教子严格，更关心和了解曾子。《吕氏春秋·劝学》中记载，曾点派曾子去做事，过了该回的时间曾子还没回来。人们对曾点说，曾参大概是死了。曾点说：“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可见，曾点对曾子非常信任和了解，父子之间感情深厚。相比来说，曾子的母亲对曾子则比较慈爱、宽容。严父慈母的教育，养成了曾子严于律己、宽厚仁爱的品行。因为家庭贫困，所以曾子自幼“弊衣而耕于鲁”,从小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这种耕读传家的家庭，一方面磨炼了曾子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坚韧品格；一方面因曾点的教育打开了曾子思想的一扇门，为曾子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曾子开创仁孝家风的一个前奏。

　　（二）曾子学于孔子

　　曾子约在十六七岁入孔门就学，这应该出自父亲曾点的安排。此后，曾子在学问与修养上飞速进步。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子“从夫子游于诸侯”（《孔丛子·居卫》）。在随侍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子既学习了儒家典籍，又历经世事磨炼，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儒家思想有了深刻认识。

　　随孔子返回鲁国后，曾子一边跟孔子集中学习，一边赡养父母，直至孔子病重离世。这个时期，孔子不仅思想体系已经成熟，而且教学内容与方法等也更加完善。因此，孔子晚年的弟子中卓越超群者尤多，曾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子评价曾子“鲁”，认为他性情敦厚，算不得特别聪明。可是孔门弟子三千，唯独曾子知孔子“一以贯之”之道，这除了曾子敦厚好学的品行外，还在于他尊师重道、勤学好问、善思笃志等。曾子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孔子有问必答，尽力教授。这些问答使曾子快速掌握了丰富的知识，领会了孔子的思想感情。同时，通过这些问题，孔子也清晰认识到曾子的天赋特长，“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专门教授他孝道方面的知识，使他在孝的方面有了系统的认识，终成为孝的集大成者。

　　敦厚而善思的曾子，不仅对孔子思想有深刻领悟，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与观点。故而，曾子得到孔子与同门的高度赞赏与评价。如，孔子赞道：“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其认为曾子道德修养比较全面，“孝”“悌”“信”“忠”皆备于身。这是除颜回之外，弟子中评价最高者，也自然使曾子在孔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曾子家风的奠基

　　孔子去世后，曾子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聚徒授业，传承与发展儒学思想。曾子授徒于洙泗之上，子思、乐正子春等一批弟子和儿子曾元、曾申、曾华一同接受他的教育。如此，曾子的家教与教学结合在了一起。这与孔子的家教颇为相似。

　　1.曾子教子

　　曾子特别重视家教，古代典籍中有多处曾子教子的典故，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了曾子“杀猪示信”的典故。曾子妻要去集市，儿子也想去。曾子妻答应儿子回来后给他杀猪吃肉，没让他去。妻回来后，见曾子要杀猪，遂阻止，说只是哄小孩而已。曾子言：“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子，是教之欺也。”从曾子的言行中，我们可知曾子不仅重视父母对孩子的教化作用，而且认识到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是以身作则。父母说到做到，孩子才能信其言，成为讲诚信的人。是以，曾子特别注重身教，谨言慎行，率先示范。

　　《礼记·檀弓上》中记载了“临终易箦”一事。曾子临终前，仍坚持让儿子们为他换去“箦”。因为按照当时的礼制，箦是只有大夫才能用的席子，而他当时已不是大夫。由此我们既可看出曾子自觉恪守礼的信念，也可看出他身体力行的品格。他所教给儿子的准则和规范，自己必先要做到。

　　《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一整篇都在记载曾子病重时对儿子们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他将自己一生思想的精华、为人处事之要浓缩在最后的遗嘱中，期望儿子们成为有德性修养的君子。

　　归结起来，曾子对儿子们的教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传承孝悌之道。他对儿子说：“亲戚不说，不敢外交。近者不亲，不敢求远。”（《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孝是君子之务的首要，只有做到对父母的孝，才能处理好其他关系。第二，修养仁义之德。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他希望儿子以修仁义、行仁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践行不辍，终身不已。第三，闻道向学。曾子教诲儿子说：“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大戴礼记·曾子疾病》）闻道而行可达至高明广大。故君子要志在闻道，努力学习圣人之学。此外，曾子提出了一些修身的途径，如好学、好省思、好改过、谨慎行事等。这些教诲可以说是曾子思想的精华，是曾子希望子孙具有的品德修养，也是曾子家教的主要内容。

　　曾子教子作为古代家教的典范，不断受到后世的赞颂。如，《说苑·杂言》赞曰：“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路（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这里把曾子教子与孔子教子相提并论，强调曾子家教不是通过简单的责罚，而是通过身教言传，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教育的目的。正所谓“父母正则子孙孝慈”，父母的人格修养具有重要的引领教化作用。同时，曾子教子的理念和方法在曾子家族中更是成为世代相承的家教宝典，深深影响着后世子孙。

　　2.子承父教

　　孔子曾对曾子说“不知其子，视其父。”（《孔子家语·六本》），这在曾子与其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在曾子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儿子都很优秀，尤其是曾元和曾申，不仅在道德修养与学术涵养上得曾子真传，而且也重视教化子孙、传承家学。

　　长子曾元志向高远、坚守仁义，能践行孝道，曾任鲁国的司马。《荀子·大略》中记载，曾元评价燕国国君“志卑”，从中可见曾元志向远大，自觉继承与实践曾子“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责任担当。《孟子·离娄上》中记载：“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虽然做不到曾子养曾点“养志”那样高的境界，但是也能敬养有加。曾子病重，曾元一直陪伴在其身边，尽力事亲，认真听从曾子的教诲，没有丝毫懈怠。

　　次子曾申学识渊博、博通六经，是先秦时期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礼记·杂记下》中记载，曾申问曾子“哭父母有常声乎？”从此问可知，曾申不仅特别注重孝道，而且对礼也特别关注。《礼记·檀弓上》中载，鲁穆公问曾申如何为其母办丧礼，曾申用曾子的教诲来回应鲁穆公。可见，曾申所学礼的知识主要来自曾子的传授教导。推而言之，曾子所授还应包括其他“六经”知识。曾申好学不已，又师从子夏进一步学习《诗经》，向左丘明学习《春秋》，成为精通“六经”的大儒。后来，曾申也授徒教学，培养了侄子曾西、魏人李克、卫人吴起等一批优秀人才。可见，曾申也是将家教与教学相结合的。并且，因为曾申学于子夏、左丘明，所以家学内容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

　　曾西是曾元之子，除接受父亲教导外，主要跟随叔父曾申学习。曾西在《诗经》上尤得曾申要义，特别重视德行仁政。《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曾西对子路充满敬畏，却不屑与“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管仲相比。他所看重的不是功业，而是道德；所称道的不是专权的霸道，而是王道仁政。可见，在征伐不断、崇尚武力的战国时期，曾西仍能继承先祖遗志，倡导仁义，主张实行仁政。

　　由上可知，曾点教曾子，曾子教曾元、曾申、曾华，曾申又教曾西，祖孙四代亲授不断，达到思想上的相承，学术上的相习。曾子与曾点又都师从孔子，所以说，曾子四代传承和发展的是孔子儒家思想，且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诚如清人郑晓如在其《阙里述闻》中所言：“孔门弟子四世着闻者，推鲁曾氏。”因为曾子有自己的著述，所以其家族在家教中不仅教授儒家“六经”典籍，还应传授曾子著作，这些组成了曾子家族家学的主要内容。经过四代人、近百年的时间，曾子家族内家学传承、家教传授不断，形成了传习儒学、进德修身的氛围和风气，养成了以曾子思想为主导的家族风格和特色。这就是曾子家风。

　　二、曾子仁孝家风的内涵

　　在曾子家族家风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曾子。曾子的思想决定了曾子家族家风的内涵和特色。曾子得孔子思想之宗旨，思想丰富而深刻，涉及修身、齐家、治国等多个方面。史料记载，现存《孝经》、《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大学》，以及已经散佚的《曾子》十八篇，等等，均为曾子所著。这些典籍集中体现了曾子的思想，也成为曾子家族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家族的家风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自省循礼、孝道传家、仁以为己任三个方面。

　　（一）自省循礼

　　曾子特别重视道德境界的提升和人格的修养。他着重从两个方面来修身养德：一是通过自省、慎独等方式来自我监督、自我警醒，自觉提升道德境界；二是通过礼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循礼而行。

　　第一、自省修身。曾子生性敦厚，注重修身，提出了自省、慎独等一系列修身方法。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论语·学而》所说“吾日三省吾身”，每日反思自己在工作、交往、学习等活动中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于道德规范。这是对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进一步发展。内省是发自内心的自觉反思，是通过不断体察、醒悟，查找自身不足，进而改过迁善，不断精进。这是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

　　曾子的自省不是空想，而是与学、行相结合，将自省融入行动之中。他提出：“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意思是说，君子要做到守业，就要白日勤奋学习，及时去实践，做到不逃避、不盲从，以义为标准。晚上应内省反思，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善，直到老死不懈怠。这种思与学、行相结合的方式，是人立业成德的重要途径。曾子还提出：“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也就是说，君子应思考论证后再行动，行动中要有所反思，行动中思考如何言说，再次思考仍觉得无悔。如此在行动中反复自省，让行动更为正确、客观。这也叫做慎。

　　慎贵在慎独。《礼记·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面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自欺，不欺人，独处时也能够谨慎自律，始终如一，坚守道德，这便是慎独。这种慎独的修养方式，使君子心胸坦荡，做到诚意，进而达致正心、修身。

　　曾子之所以强调自省、慎独，是因为认识到“心”的功用和意义。这种从“心”出发，主观“内求”的修身方式，是对心性之学的发展，成为儒家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同时，这也成为曾子子孙进德修身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如，明山东布政司王思任作《曾华赞》曰：“慎厥所与，毋为诡随。当其颠沛，受乃遗辞。”其赞美曾华身处颠沛之境，仍不忘父亲遗嘱，能做到谨言慎行，内省其身。内省、慎独成为曾子家族修养自身、提升境界的重要方式，是其家族的一大特色。

　　第二、循礼守约。曾子不仅注重内省，也很重视礼。《礼记》《大戴礼记》等典籍中有大量曾子问礼、言礼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一整篇记录的都是曾子向孔子问礼的内容，所问之礼包括丧葬、朝聘、冠昏等多个方面。通过孔子的指引，曾子不仅获得丰富的礼乐知识，而且进一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

　　曾子承认礼的规范作用，主张将礼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之中。他说：“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礼对于尊者重在表现出敬，对老者重在显示出孝，对幼者重在表达慈，对少者重在展示友，对贫者重在给予惠。对不同的对象要采用不同礼的表达方式，将礼显现出来。

　　曾子还对礼加以扩展升华，将礼与其他道德范畴相结合。他提出：“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说苑·修文》）把立志、修身、仁义与礼相关联，将礼扩大到人生更大的方面，主张通过礼，内在扼制贪欲之心，外在无怠慢颓惰之节，远离各种纷争扰乱之辞。他认为，礼不仅是社会的规范，还是人安身立命的内在指导，是修养仁义道德的途径，更具全面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曾子如此重视礼，与父亲曾点重建礼乐这一志向的影响有关。后来，曾子在家教中自然也把礼作为重要内容，在家族中传承下去。如“临终易箦”，至死守礼，也告诫子弟要守礼。儿子曾申多次向曾子问礼，曾子倾力相授。从鲁穆公多次向曾申问礼，由此可知曾申在当时已以知礼闻名。正如明山东兖西道参政吴邦相在《曾申赞》中所说：“精通变礼，审择安身。善于问对，明乎屈伸。兼得友资，不负庭训。”曾申得家学真传，精通于礼，又将礼的精神传给侄子曾西等。可以说，曾子家族中养成了学礼、守礼的风气，代代相传。

　　（二）孝道传家

　　曾子孝道思想主要来自孔子，后又在孔子的基础上将孝的思想进一步推进。这主要表现在曾子形成了系统的孝论体系，并积极践行孝道，在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的孝行方法。

　　第一、建立孝论体系。首先，曾子扩大了孝的外延，将孝贯穿于个人修养、家庭生活、从政治国和社会关系等多个领域中，成为更加博大的理论。他提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临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其将原本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推向个人修身、从政、为官、交友、征战等多个领域，让孝具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和领域。

　　其次，曾子丰富了孝的内涵。他说：“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里的“此”都是指孝，意指仁、义、忠、信、礼、行、强这几个重要的德性都应在孝上得以展现，才算是仁者、义者、忠者等。也就是说，孝包涵仁、义、忠、信、礼、行、强等美德。这样，曾子就将孝的思想加以升华，使孝具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再次，曾子将孝作空间与内涵的扩展丰富时，也在提升孝的地位和作用。他将孝视为“天下之大经”（《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置于天地、四海、古今之中，使孝成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这样孝就具有了永恒性和超越性，是人类普遍的法则。

　　最后，曾子还将孝作了多种划分和论说，使孝的内容更为清晰。《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将孝分为大孝、中孝、小孝。《孝经》将孝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种不同阶层的孝。可以说，曾子建立起了以孝作为本位的社会体系，使孝的理论更加成熟完善。

　　第二、孝行实践。曾子践行孝道，探索出行孝的众多规则和方法，使孝落实到实处。行孝的方式很多，主要表现为敬亲、爱身、谏亲、养亲等。

　　敬亲是使父母获得敬爱、尊荣。它既是“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也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经》）。发自内心忠爱与尊敬父母，通过德性修养使父母获得尊荣，都是敬亲。“养可能也，敬为难。”（《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敬父母比单纯供养父母要难很多。“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一时的敬容易做到，难在长久、始终如一做到敬。

　　曾子在日常生活中悉心照料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新语·慎微》）曾子常年在嘘寒问暖、早晚问安中表达敬爱之情，在饮食起居的精心照顾中表达关爱之意，这些都是最细微又真切的敬亲。

　　爱身是让父母无忧、安心的首要一步。《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甚是挂念的是儿女的身体安危。孝父母行孝首先是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以免父母担忧。“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让自己的言行举止没有过失，不给自身带来危险和羞辱，这也是行孝。曾子一生谨言慎行，爱身养体，就是为了不使父母担忧受辱。病危时，曾子见自身完好无损，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其如释重负。这正是对孔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的执守，是爱身不辱的典范。

　　谏亲是当父母行为不合理时，做子女的应积极劝谏。“从而不谏，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一味地顺从，不是孝。“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劝谏，可以及时阻止父母不当的行为，避免父母陷于不义中，这才是孝。劝谏有要求和规范，主要包括谏而不争、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等。可见，曾子的孝不是愚孝，而是一种理智、有分辨的孝。

　　养亲是最基本的孝。《吕氏春秋·孝行》中详细记载了曾子五种养亲之法：养体、养目、养耳、养口、养志。这五者可大致分养体和养志两个方面。养体，是满足父母物质的需要，养活父母。养志是给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与照顾。曾子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礼记·内则》）也就是说，孝子养亲要忠心奉养，也要让父母心情愉悦。养志比养体更难。

　　为了能亲自孝养父母，曾子即使家里贫穷，也不愿远离父母去做官。齐国曾聘请曾子做卿大夫，给予其很高的俸禄。曾子没有接受，说：“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孔子家语·弟子解》）父母不在了，他才去楚国为高官，“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可谓待遇优厚。但是曾子并不开心，常因为思念故去的父母而面向北方哭泣。这便是曾子所说的“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韩诗外传》卷七）养亲应不择官出仕，不因个人名利而喜，而以能养父母为乐。

　　曾子养亲，不仅养体，还做到养志。《孟子·离娄上》记载：“曾子养曾点，必有酒肉。”曾子家贫穷，却以酒肉养父亲，这是养体。“将撤，必请所与”，撤酒肉时，必问剩余的酒肉给谁。这是曾子完成父亲与人分享的意愿，让父亲心满意足，养父之志。

　　至今人们还流传着一些曾子孝亲的典故，如“雪阻操琴”“不食羊枣”“观礼泪涌”“啮指痛心”“不入胜母之闾”等。曾子身体力行，成为孝的典范，名扬千古，更为子孙做出了榜样。曾元、曾申、曾华在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能尽孝道。曾元以酒食养曾子，做到养体。曾申继承父志，授徒教学，传承儒学，做到养志。曾子病重时，他们给予其悉心照顾。故而，孝已成为曾子家风的重要内容。

　　（三）仁以为己任

　　曾子认识到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也以此作为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树立“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的壮志。对曾子此志，朱熹阐释道：“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这一阐述正点明了曾子的意愿。曾子把实现“仁”的理想作为自己的使命，明知任重而道远，也身体力行，至死不悔。这是曾子对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最好诠释，是其高远志向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最好表述。

　　曾子之所以如此坚定地践行“仁以为己任”，是因为他对仁有深刻的体认。孔子思想博大精深，自言“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唯曾子知孔子所言的“道”，提出了著名的言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语说出了孔子思想的真谛，即“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之道”。何谓忠恕之道？孔子在回答子贡所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人终身所行的大道是恕，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仁。所以，忠恕之道就是仁道。

　　对于仁，曾子加以进一步阐发。他说：“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其把仁视为天下之尊、天下之富、天下之贵，人要追求的尊、富、贵要以仁作为准则。舜因为其仁德，得以拥有天下之富贵；伯夷、叔齐虽然饿死于首阳之下，却因为仁义，得以名扬千古。进而，曾子提出君子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来修养仁德，达到《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所言：“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意思是说，人要通过废寝忘食的探求、自省，使自身具有仁义之德、仁义之行。

　　曾子积极探索仁的思想内涵，也在切实践行仁。曾子家贫，以耕种为生。鲁国国君赠给曾子土地，曾子一再拒绝，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说苑·立节》）曾子固守贫穷，而不愿接受他人的馈赠，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仁德最为尊贵。他不愿因接受他人的物质利益而畏于他人，从而使自身仁德受损。这正是他所说的：“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有仁义在身，便不必羡慕他人的富贵。

　　曾子以仁自任，具有刚毅勇为之气，深深影响了其子弟。如，《曾氏族谱》中记载，魏文侯知曾西是贤才，要立他为官。曾西见魏文侯所重在霸业，而不是仁政，便“克承祖训”，舍弃高官厚禄离开了。这与曾子多次不接受鲁君致邑相近。可以说，曾西自觉传承曾子仁义精神，行事以行仁义为准则。

　　仁与孝作为曾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曾子所具有的两个重要美德。同时，仁与孝两者本就是紧密结合的。《后汉书·延笃传》说：“先孝后仁非仲尼叙回、参之意。盖以仁与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孔子称赞颜回与曾子具有仁、孝，这孝与仁不是先孝后仁，而是同质而生、不可分割的一体。也就是说，曾子以孝著称，其孝之中蕴涵着仁的因素，他“仁以为己任”的主张中也含有孝的思想，仁孝思想实为一体。所以，以仁、孝为基本内容的曾子家风，可以称为“仁孝家风”。

　　总起来看，曾子因尽得孔子思想精髓，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圣贤，其人生终由耕读转为专门传授儒家思想的师者。曾子将其思想精要传授给子孙，并以其行为习惯、人格魅力和道德涵养潜移默化地引领着子孙。其子孙也多不再耕种，或授课，或为官，成为具有学识涵养的士阶层。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发展，曾子家族形成以内省循礼、孝道传家、仁以为己任为主要特征的曾子仁孝家风。

　　三、曾子仁孝家风的影响

　　曾子仁孝家风是曾子思想的凝聚，也可以说是儒学思想的精要，具有深邃的哲理和广泛的普世性。它一经形成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曾氏家族中源源不断地蔓延开去，对曾氏家族几千年的发展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同时，它又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其他家族家风的建设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对曾氏家族的影响

　　曾子仁孝家风随着家族的发展壮大，也在不断传承发展，成为曾氏家族的家风底色。同时，世代传习的家学成为家风得以传扬下去的载体，使无数曾氏子孙从中领悟到先祖曾子的智慧和美德。进而，修养自身、志道向学，在自身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使家风历久弥新。重视家教的传统为家风世代相承提供了保障和动力，保证了家学得以有效地传承下去。于是，乱世之中，仁孝家风使家族得以自保，沉淀积累；治世之中，仁孝家风使家族兴盛发达、人才济济。仁孝家风引领着曾氏家族走过两千多年的岁月，辉煌不断。

　　西汉前期，曾子仁孝家风引领曾氏子孙进德修身。曾氏子孙多出仕为官，家族平稳发展。西汉末年，曾子十五代孙曾据富有仁义，对王莽篡权的做法感到愤怒，“耻事新莽”，率全族迁徙江右，定居南方。虽然与先祖曾子相隔几百年，与故乡相距数千里，但是曾子仁孝家风的本质没有改变，家学仍在家族中传承不断。经过几百年的沉淀积累，曾氏家族在隋唐时期渐趋兴旺。在宋代崇儒尊孔的形势下，曾氏家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南丰曾氏、晋江曾氏、章贡曾氏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学术、仕途上都有显赫的人才出现。

　　晋江曾氏英才辈出，科举中第不断。其中的佼佼者当数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四人皆为宰相，不仅位居高位、勤政爱民，而且知识渊博，重家教家学。曾公亮尽孝尽忠，熟知典籍，著述丰富。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子孙异常出色。长子曾孝宽为相，为官体恤民情，在家尽孝、教子有方。曾孝宽孙曾怀受家学熏陶，自幼谨约自持，后任右丞相，封鲁国公。曾从龙是曾公亮四世孙，进士第一，宋宁宗赞曰“有经纬之文章，乃天下之贤才”，后任国相。总起来看，晋江曾氏绵绵科第，廉洁自律，德行高尚。这与曾氏家族治家严谨、重视家学传承有关，是曾子仁孝家风潜移默化熏陶影响的结果。

　　南丰曾氏因科举起家，以文采扬名于世，政途与学术都达到了当时的高峰。曾仁旺少读儒家典籍，文章出色，行孝悌，被赞“慈以抚下，庄以莅众，家人兴于仁让，乡邦皆慕效之”。其子曾致尧以文鸣于世，七子中二人中进士。其中，曾易占有父遗风，也重家教，六子皆中进士。六子中曾巩、曾布、曾肇尤为出色。曾巩以道德文章名天下，与欧阳修等人掀起古文革新运动，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还传承家学，教育弟妹。弟曾肇说：“属则昆弟，恩犹父师”。父师般的教导使兄弟几人皆有成就。弟曾布官至宰相，学术上有建树，着有《三朝正论》《曾布集》等。弟曾肇仁厚刚毅，博览经传，被赞“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他教育有方，子孙杰出者尤多，“诸孙二十五人，皆克世其学”。可以说，南丰曾氏之所以繁荣，主要是家族特重家教、文化积累深厚和曾子仁孝家风的长期熏陶。正如清代学者绂所说：“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于抚州，实传曾子之学。”曾子之学、曾子之风在此家族得以充分呈现。

　　章贡曾氏因“一门四进士”闻名天下，四进士为曾弼、曾懋、曾开、曾几。除曾弼早逝外，兄弟三人又都曾为礼部侍郎，可谓衣冠盛事。尤其是曾几，笃学力行，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写成了《经说》《易释象》等，还善写文章，诗尤工。陆游在曾几墓志铭中写道：“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人以色词。”这种评价恰当说出了曾几的品格修养。曾几及其家族可谓具有曾子遗风。

　　明嘉靖年间，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回归曾子故里嘉祥，主事曾子祀典。其子孙世代主事奉祀，并带领曾氏家族在家学、家教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志书《宗圣志》不断得以完善，曾氏家谱、家规得以修缮；曾子祭祀制度不断完备，等等。曾氏家族渐与孔、颜、孟三氏并立，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家族再次进入兴盛期。旁裔中也有能很好承继曾子家风，取得巨大成就的家族。如，湖南曾国藩事功与道德并进，带领湘乡曾氏走向辉煌，使曾氏家风达到了新的高度。

　　概而言之，曾氏家族多次呈现一门英才辈出的大繁荣现象，这充分说明了家风起到的重要作用，表明了曾子仁孝家风潜移默化而又异常强大的力量。曾子仁孝家风作为家族的精神纽带和信仰追求，也引领着曾氏子孙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丰富着他们的心灵世界，使他们品行高尚、出类拔萃。“孝悌忠信传家远，修齐治平德业兴。”山东嘉祥曾庙中这一楹联是曾子仁孝家风生动的概述，激励着曾氏后人不断进德修业，保持家族兴盛。

　　（二）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曾子思想为核心的曾子家族之家风，自然也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促进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同时，曾子家风重视孝悌仁爱，这对其他家族也起到积极地示范引导作用，促进了其他家族家风的形成。特别是曾氏被封为“宗圣”后，曾氏家风也一跃而为“圣人家风”，更具影响力和感召性。

　　首先，曾子仁孝家风为曾氏家学的发展提供氛围和动力，保障家学能顺应时代需要，促使其更好的发展与传播。曾氏家族几经迁徙，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放弃对家学家风的传承与发展。进而将儒学带到了多个地方，促进了当地儒学的发展。如，曾据南迁，将包含曾子思想在内的儒家文化带到了庐陵地区。唐僖宗年间，曾子三十六代孙曾延世举家迁徙到福建晋江，发展为晋江曾氏，极大地促进了晋江儒学的发展。

　　其次，曾子仁孝家风融入家族文化的传承建设中，使儒学更具有生命力和持久性，使中华文化得以更好发展传承。当儒学面临困境时，家风能保证儒学在家族中自觉发展传承下去，而不会断裂和消亡。如，秦时统治者对儒学采取打压抑制措施，但曾子家族仍保有仁孝家风，通过家学的形式令儒学保存活力与生气。五代十国时期，儒学荒滞，儒家典籍散佚较多。曾子四十代孙曾崇范延续曾子仁孝家风，家藏九经子史，读书自若。南唐要建学校，搜集典籍，曾崇范便将家中丰富的藏书敬献出来，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儒学的传承做出了贡献。当社会尊孔崇儒时，曾氏家族便能赫然兴盛，将自身优秀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来。宋代南丰曾氏、晋江曾氏、章贡曾氏便是极好的例子。优良家风培育出的众多优秀人才，对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曾子仁孝家风作为圣人家风的一种，促进了众多家庭良好家风的养成。曾子及曾氏后裔通过实践孝悌之道，发扬仁义刚毅、忠信廉洁等美德使自身走向繁荣。同时，这种道德风气自然对众多家族具有强大的示范力量，引领它们也学习践行仁孝等美德。如，曾子孝亲、教子等典故，成为古今中外无数家庭尽孝、教子的楷模。近代曾国藩家教的结晶《曾国藩家书》，成为家庭教育的经典，对教子、齐家等家风建设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可以说，曾氏家族的良好家风，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众多家庭家风形成的方向标。

　　总而言之，以仁孝为特色的曾子家风对曾氏家族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家族内部保有儒家文化的本质，培养出众多德行兼备的人才。同时，曾子家风作为传统优秀家风的代表，对其他家族也带来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说，经过历史沉淀的曾子家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普世性，对当代家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原载：《孔子学刊》第十辑；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