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几点思考

   在目前弘扬传统文化这个热潮里，我们发现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即为弘扬而弘扬。到底我们弘扬是为了干什么？很多人并不真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叫做“慎终追远”。不错，我们既要由慎终而追远，更要知道未来往哪里去，这是两个向度。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为了缅怀追慕我们的传统（根）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古人，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现代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学热、儒学热，到现在由于政府的提倡越来越热。在这样一个热度里面，我觉得一定要沉下来想一想问题。我自己的观察是，最近人们在讲传统、讲儒学的时候，实际已经开始有了分别。原来是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笼统提，可现在我发现，出现了很多新的概念，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乡村儒学、公民儒学，最近还有自由儒学、工夫儒学等等。

为什么是这样？说明大家开始在找定位、找位置了，这是一个进步。那么我们这里提出的“现代儒学”，我觉得它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意义就在于，没有把儒学限定在哪个层面或者说哪个价值立场上，而是指出了一个时间上的向度：现代，在这样一个向度上可以开出很多现代的维度。我们今天立足于现代再看儒学的话，开出来的维度是立体的，而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某个价值立场，或者某一个哲学方法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现代儒学的提法是特别好的。

   说到传统文化，关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但它最基本也是最符合文化本质含义的定义可概括为：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就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它属于东亚内陆的农耕文明，由这种农耕定居结成了宗法等级社会，并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反映这一族群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很显然，这个社会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甚至在都市人的人际交往和潜意识里，传统的根脉还在，尤其是以习俗和观念组成的小传统还在。正是这样一个基本层面让我们今天讲现代、现代性不能脱离和忽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存在，以及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进，整个东方包括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解体，开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而每一次历史关头都会在思想领域发生中西之争，发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说明面对这道历史难题我们还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没有过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也在以各种方式持续发酵。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这里提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作为参考。

一、要有世界历史眼光

我这里说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观，即我们看待传统不只是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还要看到世界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理性地面对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传统，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应该说整个世界的巨变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源自英国的工业革命，由于机器生产而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向海外的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连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的“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经过一百多年，后来又有了第二次、三次工业革命，以至今天的工业4.0，发展到了现在的地球村时代（最近又关注了比特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种宏观的、理性的、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个由商业资本的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先有后，有内发（原发）、外发（后发），有中心、边缘的区别（现代化理论），广大的东方国家无疑属后者，即这里的现代化不是由自身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是在外力推动下被动启动的，这就决定了这个过程有诸多不适应，有更多艰难困苦，有更多无奈和纠结，有比原发国家更为强烈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之争会反复出现，每到一个历史节点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逼着你做出抉择，像宿命一样无法逃脱？而且，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要思考:既然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正视和接受这个事实，并通过自身的调适和转换，适应、融入进而参与、创造一个中国的现代化，化解固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实现传统文化根本是制度和观念的历史转变（古今之变）——这可能是一个古老民族在融入世界、获得新生时最好的选择和结果。

二、继承什么样的传统

   所有民族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都会带上自己的基因，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哪些是经过时间淘洗之后可以延续和存留下来的富有内在生命力和恒久精神的传统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话题，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历史上经过反思和批判之后被理性认识了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社会内部固有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应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时应给予特别观照和记取的，而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者忽视和不察。人们只重视正统思想和理论，于是在很多情况下儒学便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至于其他非正统的、官学之外的学术思想好像很难进入舆论的视野。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正统观念就不难发现，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建立之后，直到清末，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会出现批评时弊、揭露社会危机的社会批判思潮。如东汉末年以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等等，它们既是对政治的批评，也是对学术思想的检讨和纠偏，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合理的成分，甚至直接影响到新王朝的政治改良，是古代社会内部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可称作一种“自净力量”）。尽管各个时期的批判思潮在主题上有所侧重，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种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比如对权力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批判，对选官任官制度的批评，对贵族等级制的不满，对国计民生的体恤、建言等等，这些发展到黄宗羲时代，便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最高权力拥有者——君权，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认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切弊端都源于君主专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建立“万民之法”的初步民主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批判思潮是对这个社会固有矛盾的反映和应对，它们直接来源于这个社会的内部，是对传统的把脉，代表了这个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在当时带有反思色彩的思想，比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传统具有更大的价值，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重视和继承的传统。

   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侯外庐提出、八十年代由萧萐父“接着讲”的“早期启蒙学说”就认为，中国社会由于自身的发展，后期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动，并且具有了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萧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的重新发现”、“初步的民主思想”及“近代科学精神”等三大主题；他进而提出了历史“接合点”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是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与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文化传统结合（对接）至为关键，提出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萌发了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从而让现代化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具体说，就是要与明清启蒙思潮对接。这一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但可惜这个学说既为西化派不重视，也为保守派不满，至今不彰。

三、寻找传统文化的生长点

   前面已经讲到，我们的现时代和生存境遇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于是我们的传统也就离开了原有轨道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场域，面临着何去何从和被选择的境遇。那么，在我们这种后发现代化国家里，既往的传统在新生的传统中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当然，就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会打上自身的烙印，这是世界上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的内在根据，即所谓的“身份认同”；但是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与现代化的契合程度，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现代化的需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在现代化这幅图画中是作为底色而起作用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自己，完全取决于整幅作品的主题对它的定位和调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是被选择的，被创造的，不存在一个离开现实场域抽象起作用的不变的传统。

   比如这些年大讲特讲的“天人合一”概念，其实已基本离开了传统的语境语义而更多地赋予了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等现代意蕴，而传统上的“天人合一”表达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人与某种绝对存在（天道、天命）的关系，它在儒、道思想中都有，是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或言说模式，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天人合一”这一思维方式、表 达方式而言，它是传统的；但就其现实内涵和目的而言，它又是现代的。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对待传统的“三纲五常”，我比较同意牟钟鉴和李存山先生的“三纲不能要，五常可以留”的意见，但也认为，必须对五常进行细分和转换。比如“仁”当然很好，这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但是对何谓仁首先要作符合现代的界定，即它首先是“亲亲而仁民”的秩序，而必须在后儒“一体之仁”的方向上结合今天普遍公民社会甚至是世界公民的立场来阐释；其次，如何实现仁的实践进路及制度保障也是大问题，这是儒家历史上最缺乏的短板。“礼”和“义”也有时代的隔膜，一些符合古代礼、义要求的不一定适合现代，如这些年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即是如此，人情与法理的界限和分寸。“智”的分别更明显，因为古代与现代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已完全不同，比如哲学的方式和经学的方式。“信”在五常里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但中国文化是一个熟人文化、亲亲文化，所以信也往往带有由近及远的亲疏等差之别，这在现代公民社会和法制契约条件下同样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所以，明确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是我们作出判断和分析的前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与以宗法等级为内核的传统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主要不是靠道德起作用，而是以满足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公平公正、平等互利、基本人权、社会保障等等，简言之就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限制，只有这样，资本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抢劫和腐败之地。因此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公正上来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要求一个良性秩序，在这里马克思讲的“资本往往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的话也是适用的。

   基于上述，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能提供这样的资源，那实际上也就是将传统融入了现代，焕发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我认为在这方面传统的资源和价值有很多，如儒家的民本、明公私之分、推己及人、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等等；道家的政治哲学也有更多与现代价值互通互融的理念，如尊重人和万物的自性、特别是强调有权者的“无为”，强调“屈君伸民”“民自化”的思想，就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和组织原则很容易接轨。总之，如果我们能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去保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用孟子的独立人格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去做一个自觉维护群己权界的现代公民；用道家的自然思想遏制人的智、性的膨胀；同时提倡墨家的科学精神、名家注重名实之辨的分析方法，那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在现代化中发挥正面作用，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助力。但遗憾的是，现在在弘扬传统的热潮中，泥沙俱下，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

   总之，了解世界和新时代的发展诉求，明确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定位，是我们甄别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此才是抓住了传统文化新生的契机。否则，自说自话、空喊口号，表面上看似抬高了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自断生路，扼杀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最后我以三句话、九个字来概括我的发言，即“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这应是我们看待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缺一不可。

（编辑：宋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