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古代教育史上绚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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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模式，堪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

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千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放式办学，开明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

在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复兴属于我国首创的书院教育模式，使其发扬光大。

中国书院教育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开元六年（726年）在洛阳创办的丽正书院，兴盛于宋、元两个朝代。在北宋庆历新政之后，书院盛极一时，出现了宋代的四大书院。它们是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位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自明朝以后，书院逐渐受到限制。光绪27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废书院，建新学堂，至此书院完全瓦解[1]。

在书院传承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前后总共有多少书院？史书上并没有过精确的统计。根据推算，估计前后有数千所以上，因为仅福建省就有750所，四川有394所，湖北也有243所。当然，这些书院的规模与水平相差也是很悬殊的。北宋全国共有书院89所，南宋拥有500余所，而江西的书院数量高居全国之首。

那么，中国绵延千年的书院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呢？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一朵绚丽奇葩，一批赫赫有名的书院，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他们肩负着培养人才、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和孕育学派的三大功能。

首先是培养人才。湖南岳麓书院号称千年书院，就其规模而论，堪称中国第一书院。书院大门横匾是宋真宗皇帝颁书赐额的“岳麓书院”，两边对联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是清朝乾隆皇帝御书“道南正脉”。厚重的千年办学历史，浓郁的文化氛围，云集的学术大师，令人们肃然起敬，无比神往。岳麓书院天下闻名，只要看看这个书院历代著名山长和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就不难看出复兴书院的意义之所在了。据可靠的史料，前后主持这个书院的山长共有55位，他们大多是学派首领、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如周式、张栻等。这个书院总共培养出了17000人，其中杰出人才不胜枚举，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蔡锷、唐才常、蔡和森等，都被称为“岳麓巨子”。他们的成功，再次说明书院是最佳的育人摇篮[2]。

应天书院创建于公元1009年，就其影响而言，堪称中国书院之首。《河南日报》曾经有过一篇题为“一个人和一座千年书院”的报道[3]，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儒范仲淹，这座书院即应天书院。若论对书院的贡献，范仲淹当之无愧具有开创、奠基之功。他明确匡扶“道统”的书院教育宗旨，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之目标，明晰了学术大师在书院的地位，使得书院名声大振，精英辈出。如张载就是地地道道的应天书院学子，他后来成为北宋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

其次是致力于高深学问之研究，撰写了许多传世经典名著。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的峻极峰下，地处嵩山之阳，在历史上以理学而著称，是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它不仅吸引了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来此求学，更会聚了众多名儒来此山村幽静之地开坛讲学。当时，到嵩阳书院讲学的就有范仲淹、朱熹、程颢、程颐、司马光、范纯仁、杨时、李纲等24人，而二程在此讲学10年。在那个时代，交通极为不便，但学术交流如此之频繁，可见那时候的学风是多么的浓厚。司马光那传承千年的经典名著《资治通鉴》（第9～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完成的。

在书院的历史上，朱熹是继范仲淹之后，对书院贡献最大的一位大儒。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龙溪县。他14岁到武夷山落户，享年71岁，除了7年在外做官以外，60多年都是在闽北的书院中度过的。他以教育为己任，竭力推行书院教育，全国70多所书院与他都有联系。他亲自创办了四所书院，即云谷书院（寒泉精舍）、武夷书院（武夷精舍）、紫阳书院、考亭书院（竹林精舍），他的许多名著都是在这几所书院完成的。例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论语精义》《易学启蒙》》《孟子要略》《周易参同契考异》等，都是在闽北几个书院完成的，也都成为传世经典名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对朱熹有极高的评价：“东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4]与孔孟一起，宋代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都被后世尊为儒学四位大师，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化圣人。

再次是在书院诞生了众多的学派，使之成为学派的温床。什么是学派？纵览科学发展史可知，在一个天才人物的周围，往往会围绕着一个学说，聚集众多的拥戴者，进而诞生一个学派，这个天才人物就是学派的首领。对照这些标准，我国古代书院就是诞生学派的温床。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继春秋诸子百家蜂起之后，宋明年代是学派最兴盛的时期。宋代的程朱理学是影响最大的，在理学的统帅之下，又衍生出了“二程”创立的洛学学派（二程均是洛阳人），朱熹创立的考亭学派（熹父朱松居住地），张载创立的关学派（以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派（以家乡水名濂溪得名），等等。周敦颐一向被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开山祖师”，清代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说：“孔孟之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5]

在明代，书院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主要原因是书院官学化，书院和学派逐渐成了科举制的附庸。但是，王阳明的阳明学派却是一个例外。他因反对宦官刘瑾遭贬谪，被遣送至贵州荒蛮之地龙场驿。途经长沙，他专门游访了岳麓书院，并赋长诗《游岳麓书事》表达对朱熹、张栻两位学术大师的仰慕。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龙场之后，王阳明立即创办了龙岗书院。这里不仅是他第一次从事书院教学实践之地，也是他悟道创立心学之所。王阳明的一生，是心学的产生、传播和学派发展的一生。他还先后到敷文书院等地讲学。王阳明的心学学派分布很广，他有名有姓的弟子就有410多人，恐惟有朱子学派才能与之媲美[6]。但是，直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了1000多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概括起来，我认为古代书院具有五大特点：

第一，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历来出任书院山长的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学坛巨子，不少人自成学派。在宋代以前，书院都是私立的，管理机构精干，基本上没有脱离教学的冗杂人员，官府干预比较少，保持了书院独立自主的特点。

第二，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本来，书院是源于“精舍”“精庐”和“学馆”，不论是从规模上或是培养目标上来看，都是地地道道的精英教育。这些大师级的学者，常年在书院深居简出，把他们所思所想之精辟见解传授给学生，这种教育效果绝非是照本宣科所能比拟的。

第三，实施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古代书院的这一教育理念，大大超前于欧美许多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研究型大学。到1810年，德国威廉·洪堡创办的以教学与科研结合为特点的柏林大学才成立，而学习效仿柏林大学的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是晚至1876年才出现。

第四，开放式的办学，书院讲学不限于本院的学者，不同学派的人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坛上。学生听讲不受书院或地域的限制，学生也可以中途易师。这种开明的办学宗旨，仍然是我国当代大学无法企及的。

第五，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7]。其中，讲座十分频繁，大大活跃了学术思想。例如，公元1181年，白鹿洞书院邀请陆九渊作讲座，讲题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演讲之成功竟然让听众泪崩。他自己回忆说当时他讲得酣畅淋漓。一位听讲者也说：“一听之下竟然七日难眠。”[8]当然，中国古代书院也有着先天的缺陷，那就是仅仅限于儒学、理学、心学这些传统的学科，对于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丝毫没有涉及。其实，在宋代，我国科学技术也已经高度发达了，但并没有诞生传授自然科学理论和知识的书院，这是非常可惜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曾经诘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有众多的发明，而近代科学却没有诞生在中国？但是，瑕不掩瑜，这些缺失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古代书院模式的借鉴。

古代书院已经远离我们100多年了，但是学者和民间呼吁继承和发扬书院的声音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依照螺旋式上升进行的，有时一种好的制度、模式或是学术观点在一个时代被否定，在另一个时期又将会以复兴的形式出现。胡适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道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媲美外国大学的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以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9]

我国书院的复兴任重而道远，既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者，又需要有慷慨捐赠的企业家。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还需要有献身于复兴书院模式的一批教育家以及众多有理想的孜孜以求的青年学子。这是一项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科学先进之林的千秋大业，惟有各方面的人士携手共进，方可达到复兴书院教育模式的目的。这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