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唐宋古谱解译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古代音乐的大量失传是对中华民族古老音乐文化本体认识的重大失落。先秦时期，无论“六代之乐”、《诗经》、“楚辞”，其音乐可谓荡然无存；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乐府”歌曲，也只能从保存下来的歌词中遐想其音乐之仿佛；即便自北魏以来的“乐户”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曾有“男唱四十大曲，女唱小令三千”的活体传承传统，能够搜集[朝天子]、[水龙吟]、[醉太平]、[清江引]等鼓吹乐礼仪曲牌已属十分不易之事，但是，与古代音乐原有之浩瀚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少量唐宋曲谱中保留的音乐信息，则有着年代确凿、谱式分明、音高有据等科学依凭，成为“古谱寻声”的主要来源。自20世纪以来，“古谱解译”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唐代曲谱《敦煌琵琶谱》的解译始于日本学者林谦三《琵琶古谱的研究》（与平出久雄合作，1938）、《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56)、《敦煌琵琶谱的解读》（1969年修订）等著作，有音高而无节奏；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先生《敦煌曲谱研究》和《敦煌的唐人曲谱》(1982)是国内完整地解译唐传琵琶谱之第一人；甘肃歌舞剧院席臻贯《敦煌古乐》(1992)乃是敦煌乐谱译解之又一版本；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敦煌乐谱解译辨证》(2005)则是解译唐人曲谱最新成果。译谱涉及琵琶定弦、节拍节奏、特有符号、词曲组合诸问题。其他，何昌林、关也维、赵晓生等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之译谱问世。

宋人遗谱以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最具代表性。陈元靓辑《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有琴曲[开指黄莺吟]和[愿成双令]、[愿成双慢]、[狮子序]、[本宫破子]、[赚]、[双胜子急]、[三句儿]八个曲牌。载于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风雅十二诗谱》则是以律吕字谱记写《诗经》中的十二首歌曲，价值不及上述两种。《白石道人歌曲》中的词调歌曲有钱仁康(1947)、杨荫浏(1957)、赵如兰(1967)等不同译本（钱仁康译谱已遗失）。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投身于古谱解译的研究之中。其中，对宋代俗字谱的宫调系统、音阶结构、曲牌风格、词曲组合等的理解与诠释，往往成为解译的难点与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音乐的“寻声”，只有古谱解译、琴曲打谱和遗存至今的传统音乐中追本溯源三个渠道。黄翔鹏提出“曲调考证”理论则从“今乐”中发掘“古乐”，并考证了《忆江南》、《万年欢》、《菩萨蛮》、《瑞鹧鸪》、《舞春风》、《念奴娇》、《天净沙》、《醉翁操》、《小重山》、《感皇恩》、《渔家傲》等十余首唐宋乐曲。“乐户”世世代代的活体传承方式也是从传统音乐中论证古曲存活至今的一项依据。总之，对于古代音乐的本体追寻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有光彩又最具难度的领域，音乐史学在呼唤着富有创造性研究的一代学者群体之降临与涌现。

责任编辑：李轶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