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西辽河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过参加工程的二十多个学科的四百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据此，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称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西辽河文明这个概念正式提出。

西辽河地区人类文化遗存丰富，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西辽河地区文明因素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也在得到不断地印证，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集中地反应在这里，先秦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浅谈东山嘴》,载《考古》1984年第6期）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西辽河文明区域文化单元演进路径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中具有典型意义。

南宝力皋吐遗址玉璇玑

辽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是东北地区南部最大的河流，辽河有两个支流：东辽河与西辽河。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也是辽河的最大支流，由南源老哈河与北源西拉沐沦河在通辽市开鲁县境内汇合而成，在历史文献中曾与西拉沐沦河合称潢水、辽水或大辽河。西辽河干流流经开鲁县、科尔沁区、双辽市、昌图县四个县区，在辽宁省昌图县长发乡福德店村与东辽河汇合为辽河干流。西辽河整个流向是由西向东，沿河两岸地势平坦，广泛分布着山丘草原和黄土丘陵地貌，气候干旱，暴雨集中，植被不良，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量较大。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的西辽河流域，大体上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西辽河地区属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因此成为多种经济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分杂居、多种文化元素荟萃的中心带之一。

西辽河文明是一个以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单元，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是多民族成分杂居、多种文化元素荟萃之所。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沟通东西南北的“大驿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熔炉”，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因素相结合，便造就了这里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单元——西辽河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单元，西辽河文化的核心区基本明确，大体上涵盖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赤峰市、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的朝阳市、阜新市、沈阳市、铁岭市、吉林省四平市等地区，其边缘模糊，难以清晰界定。

西辽河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辽河文明的演进路径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框架内具有典型意义。

远古时期，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

西辽河早期文明的研究几乎与中国百年考古学同步，几代考古人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发掘的考古学材料有翁牛特旗的“上窑遗址”。进入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现的考古学材料有：距今约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约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约6000年的“红山文化”、约5000年的“小河沿文化”，形成了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先民发明了原始农业、开始定居、建造房屋、饲养家畜、烧制陶器、磨制石器和玉器，文明因素不断积累，加快了迈向文明社会的脚步，为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上古时期，“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所指出的：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各区域文化都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局面。各区域文化之间又存在远距离文化交流的现象，在距今5000年左右，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在源头就有表现。西辽河文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同为中华文明源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辽西地区的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这里可谓是“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中古时期，“大中华”的历史里程碑

公元907年，唐朝结束，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多政权并立的阶段。公元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元称帝，辽王朝开始崛起于西辽河流域。辽王朝全盛时期幅员万里，“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辽史·地理志》）雄踞中国北方二百余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中华”的历史新阶段。

辽王朝提出了自己是“中华正统”的理念，在观念上认同“中华”，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如此一来，就打破了前此站在中原王朝角度，以万里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格局，把中华的地域推广到长城以外的广阔地域。辽王朝还崇儒学，行科举，设州县，兴农业，实行南北面官制，把有效政令推及更广大的边疆地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继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认同并传承了辽王朝“中华正统”的理念。蒙古人建立统一中国的元朝，修史以宋、辽、金三家并为正统，传承而来的元朝“中华正统”的地位当然毋庸置疑。

近古时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收官之作

明朝嘉靖年间，驻牧嫩江流域的蒙古人科尔沁部来到西辽河流域，从此，这里有了“科尔沁草原”的名称。女真人努尔哈赤崛起，与科尔沁部蒙古人联盟，打败了明朝，建立了清王朝。清王朝的建立最终完成了由辽王朝开启的大中华的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完成了“古代中国”疆域的整合，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在清王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科尔沁部蒙古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满蒙联姻，使得蒙古诸部成为大清皇室血脉相连的骨肉至亲；盟旗制度的实施，使北方草原成为大清王朝牢固的北疆长城。科尔沁部蒙古人参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收官之作，科尔沁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代时期，新中国的奠基之战——辽沈战役

以攻打锦州为核心的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辽沈战役的主战场是在东北地区，战争的胜负直接影响到东北的控制权。这一战役歼灭了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了东北全境，为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纵观西辽河区域文明演进路径，与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相始终，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中重要的一元。实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讲到的：“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特征：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使得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资源，探索创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

依据习近平同志上述深刻论述，解读西辽河文化区域演进路径的文化特征，可以清晰地显示其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彰显其所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

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在西辽河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史前时期，新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在西辽河地区已经确认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序列：从距今一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各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序列，实证了西辽河地区一万年的文化根脉，丰富、完整的考古材料也为中华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支撑。

进入历史时期，这里成为多民族共有的家园，从春秋时期的山戎、北狄，到战国时期的东胡、匈奴，再到后来的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族，各民族你来我往，或建立与中原王朝对峙的政权，或建立统一中国的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多民族共创中华的深刻的痕迹。

突出的创新性是西辽河文化的显著特征。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以有肩石锄为代表，伴以大量夹砂陶器的地域性兴隆洼文化。当时代演进到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时，东至辽河，北迄西拉沐沦河，南达燕山南麓，西到张家口附近的辽阔地区，先民们创造了具有一定规模和独特的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坛、庙、冢结合）”（苏秉琦：《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载《文物》1986年第8期）。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河梁遗址中也已体现出天圆地方的思想。唯玉是葬的习俗贯穿红山文化时期，其墓葬都出土了大量玉制的壁、环、圭、箍、鹗等，三星他拉玉龙、胡头沟猪龙的发现，使华夏民族龙的图腾史推溯到五千年前；8000年前的查海遗址，出土了石块摆塑巨龙，成为“龙出辽河源”最有利的佐证；兴隆洼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栗和黍，黍类栽培植物亦有可能发源于西辽河流域，“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目前学术界一般仍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作为进文明社会的具体标志。而西辽河流域所发现的众多文明因素，也打破了固有的文明框架，许多不解之谜在红山文化中可寻其踪，将西辽河流域与中华文明起源紧密相连，独特的墓葬习俗、玉、石等因素也让我们探寻文明起源有迹可循。

融合就是创新，各历史时期的北方民族均敬慕中原文化的高度文明，学习移植，为我所用。结合本民族的具体情况，改革创新，如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学习中原王朝的制度，实行一国两制的南北面官制度，以南面官制治汉人，以北面官制治族人。元朝是多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清承明制”,清王朝在政治制度与机构等方面沿袭中原政权旧制，思想文化承袭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

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辽河流域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渔猎、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各业并举，加速了文明的进程。民族融合趋势下，各民族自在的文化浸润，为西辽河流域带来发展与进步，“辽代以后，在中国的北方不仅仅西辽河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而且在北方大地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元多民族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它使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吴凤霞：《金代以前西辽河流域古代民族文明发展述略》，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6年第2期）。

考古证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呈现出多元性色彩。但中华文明起源又表现出统一性，即以中原为核心，各区域文明向内汇聚，中原文明向外辐射，对周边文明产生深远广泛影响。苏秉琦先生曾经用“满天星斗”来形容中华大地上的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是各自孤立的，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六大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便是将各区系联系起来。各区域文化既独立发展亦相互交流、借鉴，中华文明形成便是周边文化融入中原文化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今天，中华文明起源中蕴含的“统一性”因素被更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在整个历史时期，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尽管统一的程度、力度和主体民族各有差异，无异都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典型表现。统一性更是西辽河文化的突出特征，各历史时期的北方民族深受中原王朝影响，认同中华，以中华后裔、中华正统为荣。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与中原北宋政权对峙，提出了辽政权为“中华正统”，表明其认同中华，主动融入中华的意愿。之后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满人建立了清王朝，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都坚持自己“中华正统”的身份，统一性不仅仅表现在统一政权的建立，还表现在文化上融入大中华文化圈的理念。

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内部及其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包容性则是西辽河文化天生的特性，新石器时代，各种文明要素加速流动，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西辽河地区交流汇聚，这里成为兼容世界东西、吸纳中国南北文化的大熔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形成南北两大玉文化区域，南有良渚，北方则是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导、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的红山文化，出土的各类玉石、玉雕、玉器，所体现的敬天崇祖、崇龙尚玉等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元素跨区域汇聚、广泛融合、深入传播，逐步得到中原大地的广泛认同，从而形成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信仰。考古学家郭大顺曾表示，红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之路”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从不断出土的红山陶器中发现红山彩陶纹饰一直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吐故纳新，红山文化的陶器中，有具有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共有特征的夹砂灰褐陶、装饰压印纹（多“之”字形）或刻划纹的筒形陶罐，也有受南方新石器文化影响的彩陶和泥质红陶，特别是祭祀用的陶器大都是泥质红陶或彩陶器，它们在红山文化中共存，甚至共见于同一件器物上，体现出鲜明的兼收并蓄特性（王哲、李士萌：《红山“火花”闪耀在世界文明的星空》，载《中国报道》2023年第7期）。

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结合部。本就是多种文化元素荟萃、多种民族成员杂居、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熔炉，包容性是其必然的属性，西辽河流域熔铸了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奚族、女真、蒙古、满族等众多北方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它们的兴起与衰落几乎都与西辽河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多种文化交融汇聚，兼收并蓄，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西辽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尔沁文化更是被誉为“民族文化融合的活化石”。

和平性则是西辽河文化溶于血液中、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多民族杂居之地，包容共存、和合共生早就成为共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所进行的战争，不是历史主流，人民对和平的期盼，才是文化的主旨。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开百余年和平局面。北宋使辽使彭汝砺诗云：“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祗似今朝”（赵永春、祝贺、程卓：《〈使金录〉考论》，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清代历史时期内，清廷“平三藩”、平定噶尔丹、平定西藏内乱，西藏、蒙古、青海以及内外东北等地区一改历朝历代的附庸形式，不再是名义上的臣服，而是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和领土范围，奠定了今天中国民族国家疆域的版图，完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收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梳理西辽河文明这个区域文化单元的演进路径，将西辽河文明放在中华文明大背景下观照，放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层面定位，放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解读，讲好“西辽河文明”故事，是最具说服力的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有效的实践路径。

（张铁男，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西辽河文明研究工作站首席专家；陈慧翠，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接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