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应该重视对“教育失败”的研究——突破“精英教育”局限的思考（三）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人类在正视失败、解决教育问题方面一直在做积极的探索，也有了不少真知灼见和典型案例。这些都是当下进行“教育失败”研究和实验的重要借鉴。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首先，提及的是典型的宏观问题——教育均衡化（从2000年开始，国务院、教育部 一直在强调教育均衡发展）。由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造成了所谓的天价“学区房”，引发了民愤；一些学校花500万建造大门，名校（包括相关公司）跨地区办分校一年收费1亿-2亿，甚至公立学校跨县市、跨省办学；而另一些学校缺少必要的教育教学条件，现实中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背离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针。近二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这一难题，阻碍了教育均衡的成功实现。笔者在回顾人类发展义务教育的历程后认为，中国当下教育不均衡的关键在于公立学校的差别太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还没有一部《学校法》，没有办学的统一规范和标准，致使学校的规格和标准可以超标或不达标，应有的教育教学权不具备，不该有的经营权、收费权、集资权、考试入学权（如奥数等）、超标建设权、跨境办学权等滥用不止、乱象丛生。好在现在已有一些地区，如青岛已出台地方学校法规，只是全国性的《学校法》还未被列入立法议程，的确令人担忧。回顾2000年以后中国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历程，应该很容易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反之，尽管有“集团化”“学区化”等似有 一定作用的探索，但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会有“饮鸩止渴”的恶果。如学习成本因校外培训补习、学区房等而剧增，个别学校具有权利或特权，教育差距继续拉大，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涉及制度和观念的问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比例较大的公立“薄弱校”、部分职业学校都是“失败者”充斥的学校。除了极少数条件优厚的“重点学校”（包括从幼儿园到高中）包揽招收高分学生外，整班、整年级不及格的学生被集中于薄弱校，学生的 “教育失败”其实是招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失误，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同样，仅以知识学习和学业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学生均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信，国家和社会力图改变这些现象的努力也长期处于事倍功半的状态。所幸在 2000年以后，由于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引进，使中国教育界意识到对“教育失败” 的判断、对策都是狭隘与错误的，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不能忽略在未来生存中实际需要的其他智能的培养，仅关注于用一种方法、路径和标准来培养学术性的“数学与逻辑智能”是有问题和隐患的。加德纳本人曾尖锐地指出：“这样的人是太多了，他们在接受答案简短的难题测验时，成绩卓越，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累遭失败。那种才能无足轻重。”[3]而另一位研究人类智慧测量的学者斯顿伯格还提醒：“几十年来，智商已经被政治观点、种族偏见等不良气氛弄糟了。”[3]可见，仅以某一智力的发展水平评价和判断教育成败和人才优劣是危险的、狭隘的和愚蠢的。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包括芬兰等教育成就突出的国家，也有相同和相近的反思[4-5]。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价值不仅深化、细化了人类传统的“因材施教”思想，而且为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让众多学习的失败者和从事教育的失败者，找到了自信、希望和通向成功的道路。2000年以后，在许多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的成功改革经验中，大多提到了“多元智能”理论给予他们的启示，使学校、教师以及家长、学生转变了对“教育失败”的认识，通过解放思想、积极尝试，找到了帮助学生认识自己、规划自己、自信自强的理论支撑和有效途径，教育教学质量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典型案例是一直存在争议的“杜郎口中学”的经验（虽然至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均没有明确表态承认这种经验）。笔者虽不赞成公立学校出名后就通过商业性的炒作敛财（教育投入、人员配备不足是政府主管部门失职，而公立学校收费经营也是说不过去的，尽管没有《学校法》把关），但对于看不到希望的乡村薄弱初中学校而言，当初的决策和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该校学生不是成绩拔尖的考生，教师不是带有光环的 “特级教师”“教授级教师”，校长不是所谓的“特级校长”（近两年才有的新名头），他们只好按照似乎合理的教育规律背水一战。因为在一所薄弱的乡村学校里，在现行管理体制和现行评价体系中，学生和教师都看不到前景，如果不背水一战，那么只有等待失败。他们的做法是，相信和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学习，教师少讲并参与学习，进而探索出一条对全国教育界有启发和引领作用的成功之路。杜郎口中学的探索，虽然完全不是按重点学校、名校等的模式进行的，但也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据相关调研反映，杜郎口中学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学生，会主动要求教师少讲、学生自主学习，仅从这一点看，杜郎口中学的探索是成功的，虽未出自名校，但能让学生终身受益。而在一些所谓的名校，学生本来全都是经过考试选拔进去的学习尖子，自主性强、学习习惯好，在优化思想、方法上下功夫，解决其他“四育”的短板， 就已经很好了；然而学校为了标新立异、引领潮流、持续炒作，一再推出只有他们能够变幻的花样，这种“式”、那种“课堂”，似乎不如此就不能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扭曲了学校的常态，还引发了教育界的混乱。这些所谓的经验是教育的成功吗？只有等待历史做出判断。

还要举一个通过学科实验，使薄弱校语文教学改观，并是笔者参与指导的案例。在北京，有一所建校历史达五六十年的老中学 ——105中。大约从30多年前开始，这所学校就因为分配的生源不好，变成了难以翻身的著名薄弱校。在2000年以后，据该校教师讲，到初二、初三，整班的学生不会写作文，甚至不敢写、不敢说一句话，进校时都是及格线以下的学生，中考也基本上整班、整年级的不及格，整个学校都是“失败者”的氛围，很不利于师生健康成长。在这样的学校学习，学生没有自信；在这样的学校教书，教师和校长没有尊严。可贵的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语文教师张老师，希望在教育工作结束前能为本校教育的改善再做最后一搏，也为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个不那么郁闷的句号。她向校长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提出，要在初三年级针对这些很可能总是失败的学生，在中考前进行教学改革试验。校长和教师进修学校都表示支持，但对于张老师提出的实验方案不太看好。因为，张老师设计的实验与小学的“看图作文”十分相似。学校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找到笔者征求意见，笔者明确表示支持。理由是，这些已经初三的学生，在此前的教育中一直没有受到耐心、细致的引导和培养，只有被考试打垮的心理障碍。所以，即便是从零开始，也是有意义的，关键是一步步从最低端开始发展，让学生找到自信。实验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突破是有一个学生尝试回应教师，对教师准备的一幅主题照片说了一句描述的话。教师表扬了他，并由此极大地激励了全班：“原来说一句话、写一句话并不 ，我也可以。”实验不到一个学期，整个年级两个班的每个学生，包括被测“智商有问题”的学生，都能就一张照片提供的信息，作数十字以上的口头表达和笔头描述。接下来的中考，该校语文平均分高居全海淀区第五名，在本区数十所中学中脱颖而出（往届中考均是倒数第二或倒数第三名）。继之，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组织十所中学参与了这一实验，对于提升本区的初中语文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中考结束后，笔者和校长有个简短的交流：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实验，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中考语文成绩，如果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生物等学科都这样做些尝试，薄弱校不仅会有极大的改观，还会摸索出最具推广意义的经验。校长很高兴，但也有顾虑。后来，张老师和校长等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该校也遗憾地没有成为薄弱校翻身的典范，而是被模式化地戴上了某“名校分校”的帽子了事。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戴名校分校的帽子，真能改变原有的差距吗？应该很有限。

通过上述研究和实验案例可以发现，做“教育失败”的研究和实验不仅不难，反而是大有可为的。关键是要判断清楚，找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努力从制度、政策、机制和关联性等方面对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做深入的分析判断，进而拿出正确的办法和改革思路。

从原有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全民教育、全纳教育、教育均衡、以学生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的立场、标准、方法、评价等更需要有“教育失败”的调查和研究相助。尽管目前对于加强“教育失败”研究还是个不很成熟的想法，但其价值 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既是在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需注重的思维，也是办好教育、建设高质量学习型社会需参照的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教育智慧中，这类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极为丰富，值得借鉴；在国外也有同类的认识和探索，值得关注和学习。

从本质上讲，所谓的“教育失败”，就是学习者还不会学习、不了解学习的正确方法、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意识和习惯。从另一角度讲，会学习的人不仅能自主发展（教师的指导仅是辅助），而且能终身受益。在这一认识方面，不仅中国有好的传统经验，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有效教育的关键是“学会学习”，国外学者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学习本身的规律、方法和技术等问题，并有不少关于“教育失败”或教育支持弱势群体的探索。

比如，美国的杜克大学曾引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坚持”“学会反思”“拥抱不确定的生活”“学会在绝望中找机遇”，知道“价值在挑战中实现”“关注本身而非头衔”“人生选择没有对错（多角度、多元化）”等，积极帮助学习者正确认识和对待可能面对的“失败”。

又比如，芬兰在以往的教育督导和现行的学校管理中，对于教育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不是简单惩罚，而是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和想办法，通过解放思想、提升能力，促使 教师的教学质量普遍提升。同样，在学生的学习和综合发展出现问题后，教师也不是埋怨或嫌弃，更不会把问题推给家长，而是通过倾听、交流、树信心、给建议、耐心帮扶等，让学生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4] 。

21世纪初，美国学者R.基思•索耶主编了基于神经科学、脑科学、行为科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特殊教育学等研究和实验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6]，使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教育教学的最终落脚点应是使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推出了这一年的重要报告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7]，书中不仅强调了教育和学习的全民性、人文性、道德性、包容性、多元性、网络性、对话性、可持续性和终身性，呼吁当下的教育必须改革，而且重点突出了教育中性别差异、阶层差异、身体差异（各类残疾）的平等问题，批评了因商业过度冲击带来的大学排行、恶性补课市场、教师非专业化、学历至上、教育致贫（因教育和高价补课拉开贫富差距）等乱象，对于人类教育未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亚裔（孟加拉/ 印度）学者萨尔曼·可汗从2004年开始有针对性地帮扶学习困难的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学科教学经验和案例，极大地提升了普通学生（甚至问题学生）学科学习的质量，并通过他的“可汗学院”网站向全世界免费推广他短小、精简、易懂的教学视频，收到了普遍和明显的效果。这证明了在教育全民化时代，利用网络共享、把握正确的知识点和学习方法，是可以找到提高所有学生学习能力的路径与办法的。在可汗的探索中，没有定性或不变的“失败者”，方法对了学习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能力就会得到持续提升。

近年来，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关注学习“失败者”，起码包括学习成绩“后20%”的学生的问题，并帮助其正常发展，应是整体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相关的实验探索也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初步效果。2020年11月， 笔者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学术交流活动，他们在“认知科学”、教育理论和特殊教育等方面专家指导下进行的实验，就侧重关注对“后20%”学习不利学生的帮扶和指导，大大提高了学生整体的学习质量。值得赞许的是，中国有关差异教育、随班就读、全纳教育等先进的教育理念也从“特殊教育”向普通教育广泛渗透和传播，并取得了明显的、良好的效果。

一方面，随着“多元智能”理论的引进，不仅激活了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思想，使提高所有学生学习素养的设想有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抓手，而且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承认，学业学习(主要指中学的语、数、外、理、化等及高校的基础专业理论课)并不突出的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一定没有竞争优势。他们在语言交流、运动技巧、空间想象、人际交往、抗挫承受力、动手和行动(劳动) 习惯等方面的能力，虽然在学校教育中未被重视，但却是未来成功的主要素养。另一方面，由于特殊教育的部分研究和实验成果，如全纳教育、差异教育、心理康复等研究实验的积极推进和普及，在普通教育中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真正的“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帮助所有学生解决学习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有关的著作、经验、实验正在为学校教育和学习的改善提供有益的帮助[8]。

当然，到目前为止，有关“教育失败”或问题的调查、统计、实验、研究和政策指导等方面从总体上看还很薄弱，甚至仍被普遍轻视。在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引领仍走在需求和实践的后面，且尚未引起各方面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对于“教育失败”的研究和探索，在教育发展和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和政策引领的重要参考。根据中国自己的教育智慧、文化传统，结合人类的教育经验，“教育失败”研究将能更好地提供重要的助力， 也能建构更加智慧和有效的中国教育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3] 凯文·麦基恩.测量人类智慧的新途径[J].发现(中文版),1986(2).

[4] Fred DERVIN.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 [M].刘敏,姚苇依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

[5] 程方平.瑕不掩瑜、东施效颦和自知之明：读 Fred Dervin(文德)《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 教育》有感[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9 (4):173-177.

[6] R.基思·索耶.剑桥学习科学手册[M].徐晓东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

[8] 陈云英.智力落后：心理、教育、康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 卢敏玲、庞永欣、植佩敏.课堂学习研究：如何照顾学生个别差异[M].李树英、郭永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10] 李锦韬.初中学习困难学生教育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

[11] 肖非、王雁.智力落后教育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