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在中华文明的天下视域中洞悉文明发展的千年变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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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华文明

文化由表及里的五个层次：

一、器物形态（与生活方式）

二、制度体系（与社交协作模式）

三、价值观念（与社会人文学术）

四、数理思维（与数学及自然科学）

五、语言文字

文化是上述五层次的整体构成。其中，五、四、三是文化结构的内层，也是文明教育的基本内容，即语文、数学、科学与社会人文。

文明是可久（时间的延续性）可大（空间的扩展性）的文化。一种文化若利于更大地域更多人口的延续，通常被认为更“文明”。如，一种文化仅适于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或仅限于少量人口、或仅存续了较短时间，相较于一种适于更多组织、更多国家、更多人口、存续了更长时间的文化，通常认为后者更为“文明”。“优秀”的内涵一定是“可久可大”，否则不够“优秀”。也就是说，文明程度的高低可根据时间（天）、空间（地）和人口(人)三要素进行测量比较。

由上述概念，“文明”可按内涵的不同层次分类，如按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制度形态等进行分类。少有按“数理思维”区分的文明研究，概因少有学者理解西方文明之外的“数理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的主体内容，就是要从语言文字、数理思维（与数学及自然科学）、价值观念（与社会人文学术）、制度体系（与社交协作模式）四个层面由内而外地阐发其“可久可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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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定位“中华文明”

文明的演进方向是可久可大。

文明的演进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

基于从简单到复杂的文明演进规律，人类社会形态可分为三类：

· 没有分层的社会：即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社会；

· 简单分层的社会：不具有开放性的社会升层通道，即通常所说的城邦社会、封建社会；

· 复杂分层的社会：具有相对公开公正的社会升层通道。

复杂分层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四种形态（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即：军国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中国自汉代尊儒后建立的大一统礼乐社会，可称之为“德本主义社会”。（“德本主义”源于《礼记·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上下文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德”不是纯粹的精神范畴，而是物质性与精神性合一的价值观念。）

四类社会形态主导社会整合的要素不同，因而社会升层机制与政权组织形态也不同。

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整合的核心要素是军事征服，制度建设则以军事扩张为根本，军权政权合一，社会精英升层以战场立功为主要通道。军国主义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军事征服扩张，一旦遭遇强敌或环境限制便将土崩瓦解。纵观人类社会演化史，除了罗马军事帝国由于种种因缘辐辏存续了五百余年，其他的军国主义社会存续时间都不到二百年，包括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东亚两河流域的秦帝国，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神本主义主导社会整合的要素是宗教信仰，制度建设以“神意”为根本，神权政权合一，社会精英升层以宗教学校培养、教会组织选拔为主要通道。神本主义社会的资源环境大多比较严酷，但大多能长期存续，因其社会秩序的维持较少依赖物质条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力较强。然而，由于神本主义社会具有贬抑理性发展的倾向，社会上升通道有限，文明的兼容性相对较弱，较难应对理性发展更高、社会组织力量更强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

最早的德本主义社会形成于中国西汉时期，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经了唐宋明清近两千年的演化发展，其地域范围除了现代中国疆域，还曾包括朝鲜、韩国、越南等，势力所及，更达东南亚、中亚等。德本主义社会主导社会整合的核心要素是“学养德行”，制度建设以“天道”“天理”为根本，“主权在天”，追求天人合一、永续发展，社会精英升层以考场竞争科举选拔为主要通道。

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萌芽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威尼斯，地理大发现后，历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海外扩张和殖民争霸，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基本成型，再历经三百多年的演进至今，地域范围除了现代欧洲、北美州、澳洲，还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及拉美、非洲的部分国家，势力所及，几达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社会整合的核心要素是“金钱财富”，制度建设以“民意”为根本，“主权在民”，社会精英的升层以市场竞争、赚钱金钱为主流，政治选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钱因素的操控。

上述四类社会形态，与城邦封建社会比较，整合的地域范围更大，且皆有开放性的社会升层通道，因而具有复杂的分层体系：上层是中央政府，中间有中央下辖的各级地方政府，下层是基层自组织，如基层社区、教区、宗族、企业等。上述四类社会形态中，军国主义社会与神本主义社会相对简单，德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复杂。

纵观我们讨论的上述四类分层社会文明形态，源于中国的“德本主义文明”和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发展最复杂的两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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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天下视域中

洞悉世界文明发展的千年变局

当前世界面临的大变局是以下三重大变局叠加：

一、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视域来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而“以夷变夏”，在历经国家“站起来”、人民“富起来”之后，终于回归文明自性、走向文明“强起来”并将“以夏变夷”的历史节点——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视域来看，大变局是西方文明在海外殖民扩张的基础上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后，全球主导力量和发展格局由“西”向“东”转移趋势开始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这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历史视域来看，大变局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之后，东西方文明因于经济“全球化”大碰撞大交流而走向大创新大发展并最终朝向大融合大一统的历史节点——这是二千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大变局”是上述三重变局的叠加，“大变局”的方向则是“新文明”，主导“新文明”构建的则是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出，我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断是在世界文明的整体进程中理解中国，在中华文明的天下视域中洞悉世界，是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变局和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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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的整体进程中

把握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方位

英国思想家汤因比通过对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比较研究，发现中华民族“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人类文明发展需要全球意识，民族国家意志却导致世界纷争，“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法”是系统整合思维方法，其将“人”视为宇宙（天）演化生成因而万物互联、兆民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和合共生的价值观，再以此世界观与价值观为基础，形成强调“和谐理性”“永续发展”的制度体系，以“天道”“天理”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追求可久（永续发展）、可大（天下大同）。

面对当今世界变局，人类亟需建立新的认知模式、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其根本则必须建基于“文明”视域。“文明”的核心是可久可大。追求可久，强调永续发展，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之“道统”；追求可大，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华文明“天下主义”之“国统”。“天人合一”之“道统”与“天下主义”之“国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与数理思维——“学统”。依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之“治统”与“政统”，“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