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重振国学复兴之新年

  6月5日，经历了一场夏雨的洗礼，敬德书院整个院落显得格外干净明亮，院内金萱耀眼，石榴吐籽，清爽的空气给来自东升学区与四季青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近40位领导和老师们带来了好心情。书院亦迎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授袁济喜先生，他此次为大家带来的讲座题为《国学的前世与今生》。袁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国学的来龙去脉，进而阐述了国学如何在中国历史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发生、发展与发扬，最后对当今国学的情势作了总结与展望。

  袁教授开题便引用《论语》中的经典言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要对现有的知识有所掌握，还应该不时地回顾故有的、以前的历史，并且从中得到经验教训，收获新知。什么叫“国学”，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问”。就是说国学本质上是一种学术，一种固有的学术文化。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中国学”则是近现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称呼；“汉学”则是站在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国学概念。我们再来看国学的主干，即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四个部类：经史子集。中国文化的其他支脉都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袁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说史学家和人文学者对于宇宙和人类关系本质的探究；“通古今之变”是说要通晓古往今来的历史变换；“成一家之言”是说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不能人云亦云。国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国学的来源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一、国学根基来自于何处；二、国学的主流何在；三、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四、国学是知行合一的体系。

  首先，国学的根基来自华夏炎黄文化体系。黄帝和炎帝在此过程中为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黄帝时期发明文字、制定历法、发明指南针，史官仓颉在发明文字后使“天雨粟，鬼夜哭，龙乃潜藏……”说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敢于与天地、鬼神相匹敌。而炎帝在逐鹿之战败后被黄帝赶到南方也创造了许多伟大的成就。炎帝是中医的发明者，他制定商业交易时间“日中为市”以及对食物的供给等。并且老庄道家文化也归纳到炎帝的系统。“炎黄文化分别代表了南北地域的原始农业。原始农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论炎黄文化如是说。“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第二，国学的主流在于经典。经典是文化中的高端产品，是凝聚的精华，颠覆不破的真理。经典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普遍性；二是它的阐释性。《艺文类聚》中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径也，如五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可常用。另一个是它的阐释性，历代通过对于经典的阐释而有所创新，形成为“经学”。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提出了两个观点：1、每一位中国国民有熟读习读经典的义务和职责；2、应该把经典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因此，学习国学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学习经典。第三，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它的组成为儒家的敬天法地、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等思想，在地域上也兼容南北，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人文蕴涵极深。《中庸》里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德川流，小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儒家宋明理学不完全一致。比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最后，国学也是知行合一的产物。《礼记·中庸》中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慎问之，审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宗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后都落实到具体行动实践上来。

  而后，袁教授又对国学命运经历的三个阶段进行回顾。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派的变法，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还没有生命力可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学研究才逐渐发达。北大有了国学门清华成立国学院，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语）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袁教授特别举例当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国学课程设置上的周详合理，希望当下从事国学教育的机构及人员能够有所借鉴。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今习总书记号召恢复国学是为第三阶段。

  国学的复兴不是偶然的，是在近代复兴的基础上兴起的。国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不是地域、血统而是文化的概念。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中庸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中国在快速现代化的同时，受西方学术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冲击较大，本土文化流失严重，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正确评估国学，善待国学，实际上关系到自近代以来我们对于中外文化正确处置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正是有鉴于此，而国学的呼唤可谓适逢其时。